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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难忘的四一年，我国军人的英勇忘我精神得到了最广泛最充分的表现。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事实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成千上万的英雄参加了边境战斗，在中间地带进行了难以数计的战斗，在敌人重围中展开了激烈搏斗，可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人的名宇，因为法西斯进犯的浊浪把这些人的名字冲刷掉了，还有些人无声无息地死于敌人后方，或者落入了希特勒的战俘营。
当一个又一个的丰功伟绩不是由个别人、几十个人或几百个人去建立的时候，我国人民的这种惊人的群众性的忘我英雄主义就构成了整个战争——其中也包括一九四一年战争——的主要特点。也许，正是布列斯特要塞守军的功绩才以一种特殊力量具体体现了苏联人民、苏联军人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表现得如此明显的各种优秀品质。这就是布列斯特要塞这几个字将永远成为社会主义祖国保卫者英勇顽强、视死如归和不屈不挠、斗志昂扬的标志而铭刻在人民心中的原因所在。这就是应该理所当然地把这一功绩视为人民英勇精神的顶峰，理所当然地把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同英雄城保卫者 迩闻名的业绩相提并论的原因所在。
布列斯特要塞曾被敌人包围，同外界的联系曾被切断，炮弹和炸弹如雨点般坠落。它实际上也的确是一个小小的敖德萨，或者是小小的塞瓦斯托波尔。在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坚持斗争时，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所经历的艰难困苦同我们英雄的列宁格勒在被封锁时期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是一样的。在核堡的废墟上，他们浴血奋战，其顽强激烈毫不亚于两年后伏尔加河上伟大会战的参加者在英雄城的断壁残垣中进行因战的程度。
但是，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也罢，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或也罢，它们每日每时都能感到与全国之间的血肉联系，这种联系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它们始终能感觉到，在这场斗争中。和它们并肩战斗在一起的是我国全体人民。伟大的共产党在这场斗争中鼓舞着它们。我军最高统帅部的决心和坚强意志始终在指导着城市守军的一切行动。国家想方设法尽量减少英雄城市保卫者在斗争中所遇到的困难。由空中和水上给他们调集了武器、弹药、食物和药品。报纸上介绍他们，广播里宣传他们，他们的事迹很快传遍全世界，英雄们的名字也为我国人民所广泛传颂。
所有这些都是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所没有的。在祖国最严峻。最艰难的时刻，每一个苏维埃人的心里都对自己人民和亲友的命运充满了忧虑。恰恰就在这个时候，要塞被切断了同外部的一切联系，它仿佛被一座高墙严严实实地围住了，从外面能传到要塞守军耳里的唯一消息就是希特勒通过无线电进行的欺骗性的大吹大擂的宣传。他们喋喋不休地向守军散布说：红军投降了，莫斯科陷落了，等等，真是谎话连篇，不一而足。
没有人向他们空投弹药和食物。报纸上不报导他们，广播上不介绍他们，祖国甚至不知道他们在独自进行着英勇斗争。
面对死神，英勇就义，这已经是不容易了。而作为无名英雄去壮烈牺牲，心里明明知道自己的功绩将不会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痕迹，自己的名字将永远不会为人所知，自己的英勇行为甚至不能为亲友增添半分光荣，那就更不容易。
布列斯特要塞的保卫者正是这样，他们“不是为了荣誉，而是为了别人能够生存”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世。他们正是这样，一不为建立功勋，二不为万古留芳，几乎所有的人都只是作为祖国的无名普通战士长眠在要塞的废墟上。只有正确地估价他们在斗争中所遇到的难以置信的特殊困难，才能够理解为什么经过这么长时间我国人民竟始终未能了解他们的英雄业绩。
人们会说，既然参加要塞战斗的人并没有全部阵亡，那么在要塞里发生的事件总可以从幸存者口中得知一二吧。不过首先活下来的人很少，现在据我们所知，保卫战中幸存下来的人在全苏各地总共只有三百多名。这些人有的是从希特勒战俘营释放出来的，有的是从军队复员的，战后分散在我们辽阔祖国的各地，他们从来没有谈到过自己。
还应该注意到的是，要塞保卫者大多做过希特勒的俘虏。交战一开始即已落入敌手，没有机会在伟大卫国战争前线同自己的人民一道斗争。这个事实就足以使他们感到压抑。加之，在希特勒战俘营里，他们经受了极其沉重和难以忍受的考验，许多人都带着无法愈合的深重创伤返回了家园。
应当指出，在我们的地方上，这些人并非始终受到公正的对待。在个人崇拜时期，人民公敌贝利亚及其走卒对过去的战俘普遍采取了不公正和不分皂白的态度，往往根本不考虑他们在被俘期间的表现。
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期间所经历的一切，对这些人来说当然是不可磨灭的、神圣的和可怖的回忆。每个人都向亲朋好友讲述过自己的经历，但这些回忆始终没有为舆论界所掌握。
由于这些原因，直至不久前我们对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还知之甚少，致使几年之前传奇般的守军英勇斗争还仍然是一个谜。
就在不久前，布列斯特要塞英雄维诺格拉多夫还曾给我讲过一九四五年他从部队复员后来到布列斯特打听家人命运的事。
他来到要塞访问时，在当地的废墟上，遇到了一批前来参观废墟的苏军军官。
当维诺格拉多夫开始向他们介绍一九四一年他在当地的经历时，军官们发出了嘲笑。其中一名军官对他说：“别给我们讲神话了！假如这里真的发生过这样的事件，我们全体人民早就知道了。可我们对这里的战斗却毫无所闻。”
不管维诺格拉多夫怎样努力证明自己讲的是真实情况，但军官们还是不相信他，而是认为他在幻想或说谎。
战后报刊上出现的有关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的最初消息，只是稍微揭开了笼罩着秘密的帷幕的一角。应该说，这些消息都是以半神话色彩的材料为依据的，因此往往把读者引入迷途。
例如，一九四八年在白俄罗斯报刊上发表了以这方面题材为内容的第一批文章，其中说指挥要塞东堡的是一个军医，后来好象在空袭中牺牲，姓名却不得而知。而中央核堡防御战的领导人则好象是一个名叫鲁布廖夫斯基的团政委。
现在我们已经查明，领导东堡守军的根本不是军医，而是步兵第四十四团团长加夫里洛夫少校，他至今依然健在。关于他的遭遇，我在上面已作过介绍。
如众所知，团政委福明的名字，我们最早是从要塞废墟下面发现的《第一号命令》的残片中得知的。读者应该记得，在这份命令中，还有领导过中央核堡防御战的三位指挥员的姓名——祖巴乔夫大尉、谢缅年科上尉和维诺格拉多夫中尉。
暂时能够了解的还只是他们的姓。关于这些人物的情况和下落还有待进一步查清。后来，这些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
在敌人的火力包围下，在严重的考验关头，组织这场无比艰苦的保卫战的指挥员究竟是谁呢？他们后来的情况又如何呢？
第二章 政委
他身材不高，三十二岁上就已经开始发胖，一头乌发，一双慧眼微微流露出忧郁的神色——这就是团政委福明留在每一个熟人记忆中的形象。
没有灵敏的听力就万难做一个音乐家，不能敏锐地辨别色彩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画家，如果对人缺乏体察入微、友好诚恳的关心，对他们的思想和感情、理想和愿望缺乏深入细致的了解，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党的政治工作者。而福明却完全具备这些品质。战士们刚一同他接触，就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往往会眯起那双近视似的眼睛，凝视着交谈者的脸，耐心地听着对方，从不打断别人，仅仅从这么一个动作里头就可以看出他能深刻理解别人的需要，具有热情感人的同情心和真诚相助的愿望。所以，虽然福明仅在战争爆发前的三个月才来到要塞，但第八十四团的战士们都知道，谁都可以到司令部他那个小办公室去说说自己的不幸，谈谈自己的忧伤和疑难，而政委总是会帮你的忙，给你出主意，或者给你讲清道理的。
常言道，自家不过苦年月，哪知他人度日难，只有历尽艰辛的人才会倍加同情他人的痛苦。福明走过一条不平坦的生活道路，这无疑教会了他许多东西，首先是认识和理解人。
福明的父母是白俄罗斯维杰布希纳河畔一个小镇的铁匠和裁缝。他六岁时，父母双双谢世，于是他就寄养在叔父家里，从此开始了一个穷孩子寄居在一个穷亲戚家的生活。一九二二年，十三岁的福明离开了叔父的家，进了维杰布斯克保育院。
穷苦人家的孩子立世早。十五岁时，福明在初级学校毕了业，入了共青团，觉得自己完全是一个大人了。他先在维杰布斯克一家鞋厂作工，后来又到了普斯科夫。在那儿。他被送到苏维埃党训班学习，不久入党，成了一名专业党的工作者——联共（布）普斯科夫市委的宣传员。
当年苏维埃党训班的学员——共青团员福明有一张照片，一直还保留到今天。这是一张二十年代末共青团员的标准像——头戴缀着红五星的遮檐制帽，身穿腰扎武装带的水兵制服，目光直视前方，显得那样执拗。这是保尔·柯察金的一个小弟弟，这批人虽然没有赶上国内战争，但也曾参加过特种任务部队，半夜一听警报就拿起步枪投入剿匪斗争，听到过富农的截筒枪射出的子弹在头顶呼啸；为了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他们也曾穿着用绳子绑着鞋底的肥大皮鞋在秋天的泥泞中跋涉过；他们曾冒着乌拉尔刺骨的寒风，在千里冰封的马格尼托工地森林中劳动，在荒无人烟的莽林中建设年轻的共青城。
那是物质生活贫乏而革命热情奋发的年代，是艰苦奋斗和充满自由理想的时代，是无情打碎旧世界和创造神奇新世界的时代。那个时代造就了优秀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典型——党的英雄的普通战士。他们时刻准备着响应党的第一声召唤，投身到任何地方的战斗中去——到农村建设集体农庄，到北极地带去征服坚冰，修建第聂伯水电站的拦水坝，或者掌握战斗机飞行员的技巧。
福明正是我党队伍中这样一个忘我的普通战士。一九三二年，当党决定派他到军队从事政治工作时，他象士兵一样回答了一声
“是！”，脱掉了党的工作人员的制服，换上了红军指挥员的服装。
军人四处飘泊的生涯开始了，从普斯科夫、哈尔科夫、莫斯科到拉脱维亚。新的工作要求他投入全副精力，坚持不懈地学习。他很少同家人——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在一起。白天，他巡视各下属部队，同大家谈心，晚上进办公室钻研列宁著作，攻读军事文献，学习德语，或者准备例行报告。这时直到深夜仍能听到他从容不迫的脚步声。他背着双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思考着将要发表的讲话，时而拢拢浓密的黑发，还情不自禁地哼起自己喜爱的歌子：”船长，船长，你微笑吧！”
他独身住在布列斯特要塞，心里一直惦着自己的妻儿，他们目前还在拉脱维亚他原来服役的小镇上。他早就打算去接他们，但繁忙的公务使他无法分身，而边境的局势已变得日益险恶，为亲人忧虑的心情不禁油然而生。要是家属能同他在一起，毕竟会轻松些。
战争前三天，六月十九日傍晚，福明从布列斯特给妻子打了个电话。妻子说，有些军人现在正把家属往内地送，问他该怎么办。
福明没有立刻回答。他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但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没有权利事先散布这种惶恐不安的消息。
“大家今后怎么办，你就怎么办，”他说，随后补充一句说他很快就要回去把家眷接到布列斯特来。
上文已经表过，这次他未能成行。六月二十一日傍晚，他没有买到火车票，拂晓时分战斗就打响了。在第一阵爆炸声中，军队政工人员福明成了指挥战斗的政委。
政委！这个字眼象一面闪耀着荣誉之光、布满了弹孔的鲜红军旗！我们的敌人是多么憎恶这个字眼啊！而对于我军战士—一苏维埃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