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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每年去法兰克福，我总会努力设法去见见他。看看他这一年又做了什么，也给他看一两本自己觉得还可以拿得出手的书。
赚钱的高手
高手可以隐于市井。高手当然也可以居于庙堂。
有一种高手，虽然显赫又威风，但是大家谈起来的时候，却总是多少带有点儿贬义，那就是——赚钱的高手。
但是有两个赚钱的高手，却让我大开了眼界。
去年，我在《财星》杂志上读到一个金融界大亨的报导。这位先生给自己定下的工作目标是，每天都要想出九个每笔可以赚上一百万美元的案子。
我自己一直没有把金钱当作工作的主要目标，因此这位先生追求财富的眼界和手笔，令我十分惊叹。但也正因为道不相同，所以，即使剪存了他的数据，后来也散失不见。
一九九七年的一个外国故事，却让我见识了另一个人物。
美国布鲁克林工艺大学，有一位任教了六十年的欧斯默教授。这位老教授和太太生活简朴，住在布鲁克林区，平日搭地铁上下班。两人膝下无子，积蓄则交给华尔街一位投资专家管理。
老教授和老太太，分别在近年过世。过世后清理这位投资专家帮他们管理的财产，竟然累积了八亿美元。八亿美元的遗产，有四分之一捐给布鲁克林工艺大学。这笔金额，相当于该校历年捐款总数的四倍，几乎可以立即将该校提升至名校之列。
我还没见过财富的故事能够如此动人。
那么，帮他们创造了这笔财富的那位投资专家又是谁？
华伦·巴菲特。
巴菲特，人称证券界的天王，在近年比尔·盖茨因微软增值而成为全球首富之前，多年雄踞这个宝座。我以前对他的了解，也仅限于他是一个全球知名的投资专家，一个极善于累积财富的人。
在欧斯默的故事里，两位老夫妇在一九六○把总共五万美元的积蓄交给巴菲特，后来取得巴菲特旗下控股公司的股份。当时的股价，每股仅四十二美元，现在，每股则高达七万七千二百美元。这就是八亿美元遗产的由来。
一个人精通赚钱，能够给自己挣来全球首富的庞大财富，实在很了不起。而巴菲特不但自己能够赚来这么多的财富，甚至可以惠及相信自己、跟随自己的人，则更令人叹服。
很多人在谈到财富的时候，总相信无商不奸的道理，总相信人无横财不富的原则，总相信吃人不吐骨头的精神。
但是巴菲特和这对老夫妇的故事，却让我们有一番不同的回味。
最大的财富，必须和最多的人分享。
财富的世界，原来也可以如此信任、共享、温暖。
我从没有像读过这个报导之后，那么想去追求财富。
巴菲特真是个高手。
黑泽明的条件
黑泽明当然也是个高手。
他去世那天，我正好在东京，读到一段如此对他的论定：“在他之前，西方世界想到日本的时候，是富士山、艺伎和樱花。从他开始，西方世界想到日本的时候，是索尼、本田和黑泽明。”
这段话说得真切，毫无溢美。
以一人之力，可以抽刀断水，把一个国家的文化、经济发展阶段予以区隔，这种身手，非同凡响。
这一点令我感触良多。
今天的台湾，仍然是一个以产业与经济发展挂帅的社会。这样的社会里，科技与管理，理所当然被视为最主要的课题；文化与艺术工作，说得好听是余事，说得难听点儿就是小事。然而，是否必然就当如此？我们可以拿日本和黑泽明的例子来比对一下。日本的产业与经济的强势，起码不会输过我们吧。像日本一样富足的国家，黑泽明的地位可以如此论定，文化、艺术的发展可以被视为要事、大事，那我们的认知有多少问题，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十一世纪虽然到来，但二十一世纪究竟应该是何种面貌，仍然是大家关注的话题。
新的世纪，会有许多新的面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定是网络的发展。
网络，是科技含量很高的东西。我相信二十一世纪也必定需要同等重要的人文内容。
将近六十年前，黑泽明的故事可以印证这一点。
当年，黑泽明去电影剧组应征工作。此时，他没有任何和电影相关的工作经验。在电影还是一个新兴而且重要的媒体的年代，他在这点上十分吃亏。
然而，当时的导演还是录取了他。原因是：“他虽然没接触过电影，但是他接触过很多文学、艺术和音乐。”
幸好这位导演没有囿于一些技术层面的门槛，让我们目睹了一代电影大师的出现。当然，黑泽明少年时代接受过的剑道训练，也在他日后的电影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六十年前，这位导演就电影时代而对人才所下的判断依据，和六十年后我们进入网络时代对人才的判断依据，没有什么差别。
如同电影，网络也只是一种载体。没有内容，载体是空洞的。没有人文，科技的发展是单调而无意义的。
文化工作者自勉。
迟来的拳王
小时候在韩国，我很爱看拳击。阿里，是我少年时期最佩服的拳王。
阿里的蝴蝶脚步，特立独行的霸气，不惜被剥夺拳王头衔也坚持拒绝参加越战的信念，使他成为全球拳击迷的偶像。
所以，我从不认为趁他与美国政府争讼期间而登上拳王宝座的傅雷瑟是真正的拳王。也因此，等阿里终于解决了与美国政府的纠纷，在一九七一年重返拳坛与傅雷瑟交手时，我和所有其他的“阿里迷”一样，认为他一定可以轻松地解决傅雷瑟，夺回被篡夺的宝座。
然而，不败的阿里，却在那一战，输了。
我对阿里的热爱并没有稍减，但是对那名个子矮小，像头蛮牛一般永不后退的傅雷瑟，倒也刮目相看。傅雷瑟终于证明了他并不是浪得虚名，的确有拳王的实力。
一九七三年，傅雷瑟在卫冕战中，遇上了一名年轻的拳手。他的个子比阿里还高，阴沉而狰狞。虽然他的战斗力极为可观，但是，他这次碰上的却是连阿里也要认输的傅雷瑟。
然而，钟声一响，傅雷瑟就像个不会打拳的小孩子，被这个高大的年轻人一路打得溃不成军，被击倒六次之后，第二回合就不得不认输。
我看着屏幕上傅雷瑟的惨败，不敢置信。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佛尔曼在擂台上称霸的雄风。
我和全世界亿万拳击迷一样，相信一个新时代来临了。三十二岁的阿里，二十九岁的傅雷瑟，俱往矣。二十五岁的佛尔曼，以他38战38胜、并且其中35胜都是击倒胜的威力称雄拳坛，短时间内再没有任何人可以与之抗衡。
佛尔曼的确没有辜负大家的预期，接下来向他挑战的人，能在三个回合里不被击倒，就算是相当不错的了。
这段时间，阿里则继续滑落，又输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拳手，再添一笔败绩。
因此，当一九七四年阿里终于得到一个机会，可以向佛尔曼挑战的时候，大家固然为阿里一边倒地加油、喝彩，但是，真正相信阿里有机会打赢这一仗的，恐怕全世界没有多少人吧。
然而，阿里却让大家跌破了眼镜。
他发明的“绳边抵抗”战术，以柔克刚，不但挨过了三个回合，更在第八回合一拳把佛尔曼击倒。那时候我来了台湾，看不到转播。我只记得国外杂志上有一幅照片，高大的佛尔曼仰面倒在蔚蓝的地板上，好像跌落于一片海洋。
阿里第二度登上了拳王宝座，开始了另一页的传奇。后来，他三落三起，以前后三任拳王的战绩名留青史。
佛尔曼，却逐渐失去踪影。
由于台湾电视很少转播拳击，再加上后来毕业、就业，我对拳击的兴趣也就越来越淡了。只是，偶尔勾起什么回忆的时候，心头还是会掠过那个曾经无坚不摧的佛尔曼。再后来，从偶然看来的一个消息中得知，他改行去当牧师了，四处布道。
一面很想知道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一面也不能不感叹人生无常。
直到二十年后。
一九九四年底，我出差在飞机上看报纸，忽然看到一块不大不小的新闻：四十五岁的佛尔曼挑战拳王摩尔，在一路挨打了九个回合之后，第十回合击倒摩尔，第二次登上了拳王宝座，创造了拳击史上最高龄封王的奇迹。
比当年看到他倒在阿里的拳下，还要令我目瞪口呆。
下飞机后，我急忙找各种报纸，并且到网络上查询数据。大家讲得都不多，大致都是说佛尔曼获胜后，跪倒在擂台上的一个角落，喃喃地说他终于驱走了盘旋在心里的一个魔鬼——他终于告别了阿里击倒他的阴影，在二十年之后。
但是我不满足。
对一个拳击手来说，三十五岁已经是要退休的年纪了。何况是四十五岁？佛尔曼为什么会在销声匿迹了二十年之后，以四十五岁的高龄还可以东山再起？是什么动力驱使他完成了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怎么做到的？
第二年的美国书展上，我读到了他的自传——《迟来的拳王》。
输给阿里之后，他的确根本无法承受这个事实，因此自我放纵，自暴自弃，终至于连再度挑战的权利都输给了不该输的人。
他的疯狂与自我毁灭，后来因为接受了基督而获得平静与沉淀。他决定当神的使者，而不再当一名拳手。
一九八七年，他开始重新出来打拳，因为他决心为一些迷途的青少年募集基金，所以想到重做冯妇。他相信，是在上帝的指引下，经过七年的奋战，他完成了这个奇迹的任务。
这个时候的佛尔曼，圆头大耳，慈眉善目，完全不复当年暴戾狰狞的面貌。从他身上，我真正了解了什么是“相由心生”。
然而最让我动容的，还是他谈到这次胜利帮他化解了压抑在心底二十年的一个悔恨。原来，和阿里那一仗他被击倒之后，在裁判数到八的时候，他似乎恢复了力气可以重新起身作战。但是在身心俱疲的状态下，他放弃了再站起来的念头，任由裁判数到十，决定了败局。
后来，尽管他找到了生命的归宿与方向，但是二十年来，他最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当时他站了起来，继续打下去，情况又会如何呢？这个疑问像一只毒蛇似的啃啮着他。
未曾停止。
重新登上拳王的宝座，是给自己一个战胜心魔的机会。而他做到了。
人，不免失败的时刻。尽其在我，技不如人的失败，是没有什么好遗憾的。最可怕的失败，是当自己还有一搏的力气与机会时，却主动放弃，放水的失败。
佛尔曼是个幸运的人。他不但在拳击史上缔造了另一个可以和阿里相辉映的纪录，也在悔恨吞噬了二十年后，终于自己找到了救赎之道。
除非我们也有勇气与机遇在二十年后卷土重来，否则，就不要在最后的一秒钟放弃。
□
后记：一九九八年，以佛尔曼和阿里两人在二十四年前那一战而拍的纪录片：《我们称王的时候》，得到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有一个朋友的重要
在我们全速前进的日子里，如果有一个朋友能体会你在做什么，和你分享一些感受，那是极为美妙的经验。
我很幸运，身边一直有这样的朋友。多年前，当我为一个新登场的舞台而冲刺的时候，有一个从没见过面的、很戏剧化的朋友——朱邦复。
我“认识”朱邦复，是那之前两年，在另一家杂志工作的事。一天晚上去上计算机课。忙了一整天，本来有点儿昏沉，但是台上的讲师谈到这位仓颉输入法的发明人、也是中文计算机的先行者种种特立独行的传说，我却突然清醒了。
听着听着，我决定要写一篇这个“怪杰”的报导。
这可真成了一个挑战。
他既然怪嘛，和别人就谈不上什么来往。没有访问的对象，没有人写过他什么，数据极难找。并且他本人也已经到美国定居，没有人知道他在美国的联络方法；他原先创立的公司，也已移转给同事，他们对他的了解也只限于表面。
凭着热情和极大的运气，我还是在没有采访他本人的状况下，搜集到我要的材料，写了一篇报导。
两个月后，我收到朱邦复一封信。他显然深深为“想不起”曾经认识我这个了解他如此之深的人而烦恼。
我们就这样成了朋友。纯粹是书信的朋友，连电话都没通过。
他那时躲在美国，准备以一己之力，与别人倾国之力发展的智能计算机一较高下。知道的人都说他疯了，但是我当然相信他。
后来那本杂志停刊，我失业了三个月左右。朱邦复寄了张照片给我，是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