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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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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得较差的一个。他常常因为功课不好,放学以后还要留下来补课。但列什卡是个很少见的老实孩子,他从不抱怨老师。
  我们的老师叫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列米佐夫,他教书很有经验,为人又好。他从不无缘无故惩罚人,从不提高嗓门训学生同学们很尊重他,听他的话。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的父亲是个安详而善良的老人。他是个牧师,在我们学校里教《神学》。
  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和他的兄弟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医生都是无神论者,他们上教堂仅仅是为了礼貌。他们哥俩都参加了教堂合唱团。我和列什卡的嗓子好,我们两人也都被吸收到学校的合唱队。
  我们村的孩子们升二年级时,成绩都很好,只有列什卡一人留级,虽然我们大家都帮助过他,但他的《神学》课还是考了两分。
  我姐姐学习也不好,在二年级留级一年。父亲和母亲决定不再让她上学了,要她留在家里做家务事。玛莎伤心大哭,申辩说她没有过错:她之所以留级,是因为妈妈外出拉脚,让她留在家里照看阿列克谢而缺课太多的缘故。我也帮着姐姐说,人家父母也干活,也外出拉脚,但谁也没有让自己的孩子不上学,而且姐姐的友们都继续上学。最后,妈妈终于同意姐姐继续上学。玛莎满意了,我也为她高兴。
  我们很可怜妈妈。我和姐姐幼小的心灵已能理解到妈妈很苦。父亲当时在莫斯科做工,但寄钱回来的次数很少,每次寄的钱数也很少。以前,他每个月能给母亲寄两、三个卢布,而后来一次只能寄一个卢布,有时甚至还要少。邻居们说,不只我父亲是这样,别的在莫斯科做工的人挣钱也都少了。
  记得,1904年底,父亲回家了。我和姐姐高兴极了,满心盼着他能从莫斯科给我们带些好吃的回来。
  但是,父亲说,这次他什么东西也没法带。他是直接从医院回来的,他在那里割了阑尾,手术后又住了二十天医院,钱都花光了,连回家的车票还是向人借钱买的。
  村里人都很尊敬我父亲,都爱听他的意见。通常,村里大小集会上,最后的结论都是由他来做。我很爱我的父亲,他也很喜欢我。但是,父亲有时也会因为某一过错而严厉地惩罚我,甚至用皮带(他做鞋活时用的皮带)打我,要我求饶。可是,我很固执,任他怎么打,也不求饶。
  有一次,他又抽打我,我就从家里逃跑了,在一个邻居的大麻地里躲了三天三夜。除姐姐外,谁也不知道我躲在那儿。我和她讲好了,让她不要告诉人,并给我送饭。人们到处找我,但我隐藏得很好。后来,那位邻居无意中发现了我,就把我领回家。父亲还特意对我说,他以后不打我了,原谅我了。
  记得那天父亲情绪很好,领着我上茶馆。茶馆在邻近的奥古勃村。茶馆老板叫尼基福尔·库拉金,是个土财主,他卖各种食品杂货。农夫们和青年们都爱到茶馆里喝茶,因为可以在那里谈谈新闻,赌赌“罗托”,打打扑克,有事没事喝上两杯。
  我很喜欢去茶馆喝茶,坐在成年人中间,听听他们谈论莫斯科和彼得堡的种种有趣的掌故。我对父亲说,以后我经常跟他来听听人们的各种谈论。
  我的教母的一个亲兄弟,叫普罗霍尔,在这家茶馆里当跑堂的,他有一条腿不怎么好,人们就叫他瘸子普罗什卡。普罗霍尔虽然腿瘸,却非常喜爱打猎。夏天,他打野鸭;冬天就打野兔。那时,我们那里野鸭、野兔特别多。
  普罗霍尔常带我去打猎。打猎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乐趣。每当他打着我赶出来的兔子时,我特别高兴。打野鸭都是到奥古勃梁卡河或者湖区去。一般说来,普罗霍尔总是百发百中。我的任务就是下水拾鸭子。
  我至今还非常喜爱打猎。这可能与普罗霍尔在我童年时就培养我打猎的兴趣有关。
  父亲很快又动身去莫斯科了。临行前,他告诉母亲,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工人经常举行罢工,因为失业和残酷的剥削叫人活不下去。
  母亲说:“孩子他爹,你不要多管闲事。不然,宪兵会把你流放到连放牛都没人肯去的地方。”
  “我们是工人。大家到哪里,我们也到哪里。”
  父亲走后,我们很久听不到他的消息,全家人都感到不安。
  很快我们就听说,1905年1月9日彼得堡工人举行和平游行,向沙皇请愿,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却遭到沙皇军队和警察的枪杀。
  就在1905年春天,村子里越来越经常地出现一些不认识的人。他们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号召人们起来同地主、同沙皇的专制独裁制度作斗争。
  我们村的形势没有发展到农民起义那种地步,但是引起的震动是很大的。农民们都知道莫斯科发生过许多次政治罢工、街垒战斗和十二月武装起义。他们也知道,莫斯科和俄国其它城市的工人起义遭到了沙皇政府的残酷镇压;许多站在工人阶级前列的革命者有的遭到野蛮杀害,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被流放服苦役。农民们还听说过列宁,知道他是工人农民利益的代表者,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而布尔什维克党是为了要把劳动人民从沙皇、地主、资本家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所有这些消息,都是从我们在莫斯科、彼得堡和俄国其它城市工作的乡亲们那儿传来的。
  1906年,父亲回乡来了。他说,以后再也不去莫斯科了,警察当局禁止他住在城里,只准他回本乡。我很高兴,父亲不再离开我们了。
  就在这一年,我在三年制的教会小学毕业了。我每年成绩都是优秀,最后得到一张奖状。全家对我的学习成绩都很满意,我自己也很高兴。为祝贺我小学毕业,母亲送给我一件新衬衫,父亲为我亲手制作了一双皮靴。
  父亲说:“现在你是有文化的人了,可以带你到莫斯科去学手艺了。”
  母亲说:“让他在乡下再住一年,长大一点再进城找工作……”
  1907年秋天,我满十二岁了。我知道,这是我住在自己家的最后一个秋天。过了冬天,我就要外出谋生了。我承担了许多家务劳动,很劳累。母亲时常出去帮人运货;父亲一天到晚做皮匠活。父亲挣到的钱极少,乡亲们都很穷,大多付不起钱。妈妈常常骂父亲,说他工钱要的太少了。
  每当父亲多挣得几个钱的时候,他就到乌戈德厂去喝酒,然后带着醉意回家。我和姐姐便跑到大路上去接他,而他也总爱给我们带点好吃的东西,什么小面包圈或糖果之类。
  冬天,没有什么家务事的时候,我常去捉鱼,穿上自制的冰鞋到奥古勃梁卡河上溜冰,或去米哈列夫山滑雪。
  1908年夏天到了。每当我想到我就要离开家、离开亲人和朋友们去莫斯科的时候,就感到心情紧张。我知道,我的童年实际上就此结束了。过去这些年只能将就说成是我的童年,可是我又能奢望些什么呢!
  记得有一天晚上,好几位邻居围拢在我家门口的土台子上谈论送孩子去莫斯科的事。有的准备最近几天就送走自己的孩子,有的想再等一、两年。我们这里每年“三一节”后一个星期举行一次集市。母亲说,等集市后再送我走。列什卡已经进木工作坊学徒了,他的老板是我们村的富翁穆拉什金。
  父亲问我想学什么手艺。我回答说,想学印刷工。父亲说,我们没有熟人可以介绍我进印刷厂。所以,母亲决定去找她的兄弟米哈伊尔收我进他的毛皮作坊。父亲也同意,因为毛皮匠挣钱多。我是什么工作都愿意干,只要对家里有益就行。
  1908年7月,我舅舅米哈伊尔·阿尔捷米耶维奇·皮利欣回到邻村——黑泥庄来了。关于他,有必要说上几句。
  米哈伊尔·皮利欣,和我妈妈一样,小时很苦。他十一岁时被送进毛皮作坊学徒。四年半后,他成了师傅。米哈伊尔非常省吃俭用,几年内积攒了一笔钱, 
  自己开了一个小作坊。他成了一个出色的毛皮匠兼皮货商人。他招揽生意,高价出售,谋取暴利。
  皮利欣逐渐地扩大他的作坊,除雇用八名毛皮匠以外,还经常保持四名徒工。他残酷地剥削工人,积攒起五万卢布的资本。
  母亲就是请求她这位兄弟收我当学徒。她到他避暑的黑泥庄去找了他;回来告诉我们说,她兄弟要看看我本人。父亲问道。皮利欣提出了什么条件。
  “按老规矩,学四年半的徒,然后当工人,”
  “有什么法子呢,领叶戈尔卡去见见米哈伊尔吧。”
  两天以后,父亲带我去黑泥庄。快到皮利欣家时,父亲对我说:
  “看,坐在门口的就是你未来的老板。你走到他跟前时,要先鞠个躬,说声:‘您好,米哈伊尔·阿尔捷米耶维奇。’”
  我反驳说:“不,我要说‘米沙舅舅,您好!’。”
  “你要忘掉他是你的舅舅。他是你未来的老板。阔老板是不喜欢穷亲戚的。千万千万记住这一点。”
  米沙舅舅躺在门口台阶上的一张藤椅上。父亲走近台阶向他问好,然后把我推到前面去。皮利欣没有答理我父亲的问候,也没有和他握手,转身看着我。我躬了躬腰说:
  “您好,米哈伊尔·阿尔捷米耶维奇!”
  “思,你好,小伙子!怎么,你想当毛皮匠吗?”
  我没有吭声。
  “是呀,毛皮匠这个行当不错,就是苦些。”
  父亲说:“他不怕吃苦,从小就劳动惯了”。
  “识字吗?”
  父亲把我的奖状递给他看。
  舅舅说了声:“好样的!”然后回头向门里喊道:“喂,你们这些笨蛋,快到这里来!”
  屋里走出两个衣着考究的胖乎乎的孩子,这就是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和尼古拉。最后走出来的是老板娘。
  舅舅把我的奖状指给他们看,并且说道:“小强盗们,你们看看,应当怎样学习。你们是老三分”。
  最后,他对我父亲说:
  “就这样吧,我收你儿子学徒。他很结实,看来也不笨。我在这里住几天就回莫斯科,但是我不能带他一道走。我妻弟谢尔盖,过一个星期去莫斯科,让他把你儿子带来好了。”
  谈到这里,我们就走了。
  我很高兴,因为我还可以在家再住一个星期。
  妈妈问道:“我兄弟怎样接待你们的?”
  “就象阔老板接待我们穷哥们一个样。”
  “连茶也不倒一杯?”
  父亲说:“走了老远的道,连坐也不让坐一会。他坐着,我们就象士兵一样地立着。”末了,又鄙夷不屑地加上一句:“谁要喝他的茶!我马上带儿子上茶馆,用我们劳动得来的钱去喝茶。”
  母亲给我包了几个小面包圈,我们就去茶馆了。……
  去莫斯科的行李很简单。妈妈给我包了两件衬衣、两副包脚布和一条毛巾。还给了我五个鸡蛋和几块饼,让我在路上吃。全家为我祈祷完以后,又按俄罗斯人的传统在长凳上坐一会。
  然后,妈妈就对我说:“好吧,儿子,上帝保佑你。”说完,她就忍不住伤心大哭,并把我紧紧地搂抱在怀里。
  父亲的眼圈也红了,眼泪不住往下淌。我也差点儿哭出声来,但还是忍住了。
  我是同妈妈一起步行到黑泥庄的。过去我就是从这条路上学,去林子里摘野果,采蘑菇。
  “妈,你记得吗?就在三棵橡树旁边那块地里,我跟你一起割麦子,把小手指割破了。”
  “孩子,我记得。当妈妈的对自己孩子的一切,都记得。只是有的孩子不好,他们往往忘记了自己的妈妈。”
  我坚定地说道:“妈妈,我绝不会那样!”
  当我和谢尔盖叔叔坐上火车时,下起了倾盆大雨。车厢内很暗。三等车厢狭窄的过道里,只有一根蜡烛发出昏黄色的光亮。开车了,车窗外面闪过一排排黑色的树影和远处村落里星星点点的灯光。
  以前我从来没有坐过火车,也从来没有见过铁路。所以,这次旅行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火车驰过巴拉巴诺夫车站以后,远处突然出现一排灯火通明的高楼。
  我问一位站在车窗旁的老人:“老伯伯,这是什么城市?”
  “年轻人,这不是城市。这是萨瓦·莫罗佐夫开的纳罗…福明斯克纺织厂。我在这个厂工作了十五年。”他紧接着又伤心地说:“现在,我不工作了。”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说来话长……我的妻子和女儿都死在这里。”
  我见他脸色苍白,闭了一会儿眼睛。
  他又说道:“每次经过这座该死的工厂,见到这个吞吃了我的亲人的怪物,我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
  他猛然离开窗户,坐到车厢的昏暗的角落里吸起烟来。我继续看着这个“吃人的怪物”,但没有再去打听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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