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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关键是刘文辉、杨森等人肯不肯卖力。”龙云接上说。“如果他们能严密封锁大渡河沿岸，中央大军向南一压，何愁不一鼓荡平！”
两人说到这里都沉到极度兴奋之中。龙云趁机说：
“我们云南各界人士和全体民众，为了欢迎委员长光临昆明，并为了预祝剿共大业即将完成，准备明晚举行全城火炬晚会，希望委座和夫人届时驾临。”
蒋介石一听，心里乐了，但脸上并没有特别显示出来，只是说：
“不要搞得那么大嘛！”
龙云笑着说：
“这是民众的公意，我个人哪里制止得住！”
蒋介石早就知道龙云一向垂涎贵州，为了笼络他，至少应该给他点想头，才好事事俯首听命。想到这里，望着龙云说：
“象云南、贵州这些地方，别人都以为是边陲之地，不甚重要，我看则不然。这些地方也要加强中央领导。”
“加强中央领导？”龙云听到这几个字心中猛地一跳，没有则声，只是睁大了眼睛听下去。
“我计划将来适当时机，成立一个机构，也许就叫'滇黔绥靖公署'吧，好来代表中央统率两省军政。”
龙云的眼睛放出光彩，情不自禁地问：
“不知将派哪位贤达前来主持？”
“那还有谁？”蒋介石笑笑说，“恐怕比你合适的人不多呀！”
说过，两人哈哈大笑。
接着，蒋介石又叫卫士长把侍从室主任找来，当面嘱咐说：
“以后你要多和龙主席联络，龙主席有什么事要办的，你要立刻向我报告。”
郑不凡满脸笑容地望着龙云，唯唯听命。
当龙云回到他的花园中时，久久地望着大理石上的云中飞龙，不禁飘飘然象真要飞起来了。他把副官长叫过来说：
“我让你制作的金牌做起了吗？”
“正在金店加工赶制呢，主席。”副官长说。
原来，这是龙云接待工作的一部分，准备制作一面相当大的金牌，刻上“蒋委员长莅滇纪念”，献给他的上司。当然也还有小一点的，准备分送给各侍从人员。这都是在他的不眠之夜最富想象力的时刻计划好的。
（四十）
一支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队伍正在向北蜿蜒行进。
一弯下弦月隐进云中去了。月色象白色的轻烟，掩盖住了远处的山峦，人们觉得竟象是在平原上行进似的。陪伴着他们的是一条安静的河，温柔的河，它的名字就叫安宁河。这种迷离的景色本身就象梦境，自然很容易使那些行军行家们进入梦乡。你不能不佩服他们的本事，他们完全可以做到一面睡眠，一面走路，乍一看，你以为他们正在聚精会神地行进，而实际上却大部分人都已与周公谈话。而嚓嚓的脚步声，溅着火星的马蹄声，还有刺刀与水壶的磕碰声，驳壳枪与什么小零碎的摩擦声，不过是为他们的梦境伴奏。
渡过金沙江是红军战略性的胜利，它使得全军士气大振。一方面是暂时摆脱了优势敌军无休止的尾追、堵击和重重包围，多少喘了一口气；一方面是得悉红四方面军正向川西北前进，两支主力红军不久即将会师。在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口号，燃起了人们新的希望。在此期间，除三军团包围并攻击会理，九军团沿金沙江防堵追兵外，所有部队整整休息了五天。这是多么难得的五天！人们的体力得到某些恢复。尽管这时部队只剩下不过两万多人，比从江西出发时减少了四分之三，但一时高涨的士气竟把这些大大冲淡了。
当然，统帅部的领导者们，他们的头脑是清醒的。他们的确充满自信，相信自己不会成为石达开，但历史的巧合带来的巨大阴影却不能不引起他们深沉的思考。他们意识到，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的这块狭小地区内，如果犹豫观望，不当机立断，是有相当危险的。也就是说，重复石达开的悲惨命运，也并非全无可能。因此，他们决定立即北进，尽快脱离险境。不仅放弃了进攻会理，即沿路诸城，也尽量避免纠缠，以便争取时间，在敌人布置就绪前抢过大渡河天险。
在这期间，还有一件事不便略过，就是在会理会议上，对前些时掀起的一股小小的逆流给予了批评。本书前已交代，在贵州相当困难的日子里，林彪对当时的机动作战提出种种非难，并提出要撤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军事领导。当时因为敌情相当紧张，在这件事情上展开论争，显然是不适宜的。现在为了统一思想不能不给予批评。毛泽东对林彪的批评显得辛辣而严厉。他指着林彪说：“林彪，你还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周恩来也揭露和批评了林彪，赞扬了毛泽东在敌人重兵包围中两进遵义、四渡赤水的指挥艺术，积极地维护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会议进一步阐明了只有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大军得以冲出敌军的漩涡渡过金沙江本身，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林彪无言以对。从此领导层的团结更巩固了。
下弦月从云缝中钻了出来，远近景物的轮廓显得清晰了一些。安宁河平静的流水，闪着白光，路边的树木在地上投下浓重的阴影，就象一幅幅油漆的雕画。就是那残破的村庄、古旧的集镇，也比白昼显得美好。
也许因为过了午夜的缘故，队伍里打瞌睡的人更多了。象粘粥一般浓重的睡意完全笼罩着他们。但是，在行列中却有两个人在悄声谈话。这两个人都骑着马，正在并辔而行。他们已经谈了很长时间了，好像丝毫没有疲倦的样子。从两个人浓重的四川口音和湖南口音，可以听出是朱德和毛泽东。
“总司令，你好象跟我说过，你是走过这条路的。”
“是的，那是十三年前的事了。……那时节，云南的'小皇帝'唐继尧打回了昆明，我急急忙忙地逃出来，也是蛮紧张咧！我刚刚坐小船过了金沙江，骑兵就追到了江边，来不及过江的六个人都被打死了。”
“是你出去找党那一次吧？”
“是的。”
“听说，那时你是云南的警察厅长？”
“是的。”
“那你是唱了一出《林冲夜奔》啰！”
“是的，比《林冲夜奔》还热闹哩。”
两个人同时发出笑声。接着又谈下去。
“那时候，这条路好走吗？”
“不好走。一路上尽是高山密林，土匪很多。”
“那你是怎么过去的呢？”
“幸亏我遇到一位好心的绿林好汉，他是哥老会的弟兄，把我们送过去了。我把我心爱的大马和手枪送给了他，他以后又派人送到我妻子那里。这些人比那些军阀要善良得多。”
“确实这样。……不过，你没有想到十三年后重走这条路吧，你等于给咱们的红军打前站了！”
“是的，是的，确实没有想到。”
两个人又笑了一阵。过了一个小小的镇子，谈话才继续下去。
“这里离彝族区还远吗？”
“不太远了，我们明天可以到达冕宁，过了冕宁不远就是彝族区了。”
“总司令，你对石达开在大渡河覆亡的事很有研究吧，他们同彝族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是不是原因之一？”
“不敢说有研究，不过四川的材料还是看过一些。我仿佛记得一个材料上说，'达开不自入绝境，则不得灭；即入绝境，而无彝兵四面扼制，亦不得灭。'连石达开自己在供词里也承认，'到紫打地方被兵勇夷人击败'。……”
“当时的实际情况究竟怎么样？”
“当时太平军的处境十分困难。主要是彝族上层的土司被清朝收买了。他们煽动各族群众实行坚壁清野，太平军每到一地群众就逃跑一空，四出征粮也无所得，不得不掘草根，宰战马，再加上痢疾流行，把一支强军弄得疲弱不堪。这时节，西面的彝族土司王应元截断了通泸定桥的孔道，前后杀害太平军好几千人；东南的土司岭承恩乘夜袭占了马鞍山，把太平军逼到不及一平方公里的峡谷里，太平军最后就这样覆灭了……”
“石达开究竟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也许他的缺点就在这里。很明显他对这些情况估计不足，也没有明确的政策。现在留下的有石达开给土司王应元的一封信，答应给王应元白金千两，好马两匹，请王让路，否则将予以痛剿，鸡犬不留。但这些话已经不起作用了。”
谈话暂时中断。仿佛彼此都在深沉的思索。停了好久，毛泽东才叹息了一声。
“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尽管对这些农民领袖们不能苛求。
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加倍谨慎！”
“是的。这里汉族的统治者，一向对少数民族很残酷。要他们纳很多的税，还要杀他们的人，扣他们的人质关在监狱里。我们新来乍到，他们怎么能弄清我们是什么样的队伍呢！”
“是的，是的。困难一定很多。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这里过大渡河是两条路：一条是通过冕宁经过大凉山彝族区到安顺场；一条是经过越西到大树堡。总司令，你看主力走哪条路好些？”
“润之，你说吧！”
“你先说嘛！”
“从大树堡过河到富林，这是通成都的大道，比较好走一些。可是杨森的部队正向这里急进，兵力比较厚，敌人很可能估计我们要走这里。经冕宁走安顺场，是条小路，石达开的主力正是走的这里。这里刘文辉的兵力比较少些，对我们比较有利，可是就要过彝族区了。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些，似乎走安顺场比较好。”
“我也觉得走安顺场好些，大树堡方面可以作为佯动方向，要有点声势。过彝族区一定要精心计划，还要提出明确的口号。政策纪律任何人不得马虎。……你刚才还说到监狱里关着什么人质？”
“是这样，汉官把彝族各家支的头人关起来，让他们的家人子孙轮流坐牢。许多人都死在监狱里了。”
“应该通知部队把监狱打开，把关起来的彝族人民通通放掉。到冕宁就有彝人了吧？”
“有了，那已经是彝汉杂居的地方。”
“好，我们到那里就请他们开会座谈、吃饭。听说他们很爱喝酒，是吗？”
“是的，是的。”
“那就同他们喝一次嘛！”
这时，队伍中不知谁喊了一声：“瞧，大火！”毛泽东和朱德举头向西北一望，果然地平线上升腾着一丛火光，照得一大片天空都是红的。正在边走边睡的人们，也睁开惺忪的眼睛，纷纷议论。朱德正要找作战局查问，薛枫从前面跑了过来。
毛泽东和朱德下了马，站在路边。
“那是什么地方？是西昌吗？”朱德往西北一指。
“是西昌，敌人在城关放火了！”
“我们有部队去攻城吗？”
“没有。”
“没有，为什么他要放火？”
“是这样，”薛枫笑着解释说，据侦察员报告，敌人边防司令刘元璋和旅长刘元琮怕红军接近城墙，打算把西关烧了。可是他们又怕老百姓不满意，就把全城士绅找来开了一天的会，让士绅们自己提出请求，这才泼上煤油动手来烧。可惜三里长的一条最繁华的大街完了。他们还不准这些老百姓进城，老百姓只好露宿城外。侦察员就是听这些老百姓说的。
“这里离西昌有多远？”毛泽东问。
“整整三十里！”薛枫笑着说，“据老百姓讲，敌人原来是怕我们攻城，现在又怕我们不去攻城，因为我们不去攻城，他们就没办法嫁祸于人了。”
“我们四川的那些军阀就是这个样子！”朱德愤愤地说。
说过，朱德和毛泽东上马，继续随队行进。
“你对四川军阀是很熟悉的。”
“是的。”
“在贵州，我们就同刘湘交过手了；还有杨森，那个人怎么样？你好象当过他那个军的党代表？”
“是的。那是一个典型的投机专家，两面三刀，反复无常。他同吴佩孚的关系很深。北伐军进逼武汉的时节，他看吴佩孚危险了，就派出代表，四出活动，表示拥护革命。北伐军总部就委任他为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长，让我到他那个军做党代表。可是我到了万县，把委任状和关防真交给他，他倒借故推托，迟迟不就职。我一怒之下，率领政工人员走了。我刚刚离开万县，他就调动部队，配合北洋军阀反攻武汉了。
……”
“他那次不是遭到惨败了吗？”
“是的，他狼狈逃回万县，这才派人到武汉把我接回来，通电就任军长职务。一面在万县的大街小巷贴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