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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张说，那您改呀，随着他们改。
王阿玛说，改？ 再怎么改，我也比不过他们的连扔带卖呀。
那天，王阿玛要跟我父亲商量织布厂的生产细节，我父亲哪里提得出半点看法，
全是哼哼唧唧的应付，白拿人家的薪水，关键时候却顶不上事儿，连母亲也替父亲
难堪，只好一遍一遍地倒茶，吩咐老张赶紧到四牌楼“瑞珍厚”叫几样上好菜肴来。
王阿玛没从父亲这儿得到任何有利建议，有些窝火，饭也没吃，在后院找到了
他的和狗滚成一团的儿子，二话不说，揪了耳朵就走。
父亲红着脸送到门口，母亲觉得歉疚，让老张提着饭馆送来的食盒在后头撵。
老张从王家回来说，那儿子到了家就被他爸爸扒光了衣裳，光着眼子赶出了家
门口，理由是嫌他的儿子喜欢下九流的勾当。母亲说，王阿玛生了咱们老爷的气，
是把火往王利民身上撒呢，冤枉了那孩子。
老张说，那儿子倒也不吝，一丝不挂，门神一样地站在王家大门口，任着来来
往往的人看稀罕。看的人多了他便亮着嗓自我介绍，说他是身后头这家的儿子，姓
王，叫王利民，他爸爸叫王国甫，是“和瑞祥”的东家，“丹枫”火柴厂的董事长
……王家门口围了里三层外三层，人们指着王家大门嘻嘻哈哈。王阿玛不以为然，
王太太却丢不起那人，让仆人拿了条毯子，将王利民裹了，扯进门来。王利民还较
真儿，蹦着高说，是你们把爷请进来的，不是爷自个儿要回来的！ 母亲说，这孩子
怎么是这么个性情！ 几个春去春来，王阿玛的生产和生意步履艰难，“和瑞祥”不
得已放下了架子，向引车卖浆者靠拢，把布匹压到了最低价，有些大路品种，比如
阴丹士林布、安安蓝布、名驹青布：大星青布和雁塔白布都是按进价销售，等于就
是赚个热闹。客人进铺子买布还赠送手巾、画片、小手绢，就这也是十分的不景气，
偌大个铺子，有时候一天进来十几个顾客。与此同时，织布厂的生产也是大溜坡地
往下滑，成匹的布堆在仓库里，让耗子做了窝。
王阿玛不甘心，把儿子王利民送到国外去学纺织，想的是儿子学有所成，成为
纺织精英，回来为王家的事业添砖加瓦。王利民走的时候很隆重，我母亲和大哥代
表我们家到火车站去送行，王家人爱排场，雇用了洋鼓洋号队，几十号子人在月台
上吹奏“苏武牧羊”，甚是嘹亮壮观。王利民在“苏武牧羊”中走上火车，很有风
度地向大家挥手。母亲回来说是开了眼，说就是总统出行大概也没有王家整得这么
气派，都是“牧羊”那曲子闹的，把王太太哭得泪人儿似的，恨不得把家都给儿子
带了去，不算托运的行礼，光路上的吃食就搬上去四个大篮子，临开车还把几个
“天福号”酱肘子从车窗递了上去。王利民的女同学们送了不少花，娇红嫩粉，把
王利民映衬得像戏台上的王三公子，从窗户往里望，看不见人，只看见花。我大哥
说，王利民的火车车程只有三个小时，他要在天津换船，这一大堆累赘下了火车都
得扔。
跟王阿玛一比，我父亲就显得很窝囊，很无能，我的几个哥哥甭说出国，连出
京也难，老二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家里硬凑不出费用，只好进了家门口的艺术专
科学校。同是日本留学的同窗，反差竟是如此之大，用我们家老二的话说是“人比
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他给我父亲当儿子亏了！
如果说一向大而化之的父亲这辈子还干过什么实事的话，就是给他的同学为织
布厂做了一个调查，这也没辱没了“生产总监”的称号，没亏待数年来从织布厂领
的薪水。
父亲用考证版本的认真态度给王阿玛递交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说王阿玛的两
个织布厂平均的亏损率是45％，其中南城的盛义厂为最严重，76％，照这样下去，
再用不了半年，两个厂子就得宣告破产。王阿玛虽说是学经济的，有着中锋的灵活
却缺少后卫的沉稳，对政治的热情往往忽略了经济，在某种程度说王阿玛并不比我
的父亲清醒多少，一听说他的盛义厂亏损’76％，急了，拍打着报告冲我父亲喊，
你计算得不准确，76％？ 核算它什么也不生产，就是在那儿一天天耗费！ 父亲说，
主要原因是积压，外国布对咱们的冲击太大，英国人、日本人，几个国家都在江南
建了纺织厂，用咱们自己的原料，生产出来的布再卖给咱们自个儿，门也没出就把
钱赚了，现在连军队的军服用的都是洋人工厂出的洋布，把咱们挤对得只剩下了4
％的市场，而且这4 ％随时有可能丢。
王阿玛还不信说，形势真有这么严峻？ 父亲说，形势就这么严峻。产得多，赔
得多。
王阿玛问有什么补救办法没有，父亲说没有。王阿玛让父亲再帮他好好想想。
父亲说有一条谁都不愿意走的道，就是大量裁人，像盛义厂索性关门，另一个厂裁
掉60％到65％工人，使生产呈半休眠状态，以待将来恢复生机。
王阿玛说，它要是恢复不了生机呢？ 父亲说，那就是死。
王阿玛吟沉半天说，……织布厂休了眠，就意味着我的工人都失了业，辞掉65
％……
这……
父亲说，现在也别说“实业救国”这一类的话了，你救不了国，你连你的65％
都救不了。
王家太太来我们家串门，在我母亲跟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主要是想儿子。
我母亲见王家太太哭也陪着掉眼泪，心里寻思王家真要破了产，不如让父亲把他们
接我们家来，就是喝粥也是有我们一碗就有王家一碗。王太太走后，父亲笑话母亲
的小家子心态，说王家不是齐化门外平民市场卖炸开花豆的小贩，一缸豆子说赔就
赔个精光。母亲问王家的工厂是不是真到了要关门的程度。父亲说，他们要真能关
门就好了。
母亲说，刚才王太太说了破产的话，真破了产，他们不会沦落到大街上要饭吧
？父亲说，要轮上他们要饭，全中国98 ％的人都得饿死。织布厂受洋人挤对，不景
气，他们还有火柴厂呢，一个丹枫火柴公司的利润，抵得上三个织布厂。
母亲说，那王太太还哭什么呢？ 把我吓得以为天要塌下来呢……
（ 四）
什么儿女啊，都是冤家对头！ 这是句气话，在我们惹母亲生气的时候，这句话
就由母亲嘴里冒出来。王家后来发生的事情，进一步验证了母亲这句话的真理性。
出国留学的王利民在外国待了不到一年就跑回来了，据我大哥说，这小子到了
国外从来就没进过学校门，成天举着牌子在街上游行，纠着一帮人开会，去了大半
年，连字母也念不下来……王阿玛对儿子的突然回国自然是万分的不满意，跟我父
亲说，指望着他好好学本事，回来把工厂起死回生，救民于水火……他倒好，自动
退学，一拍屁股回来了！ 放着好好的道不走，他要回来干革命，革命能当饭吃吗？
这哪儿是我的儿子！ 你说他随谁？ 随谁！ 父亲说，回来也好，回来您身边有个帮衬，
儿子不要多，管用就好，我们家七个儿子，自立的没一个，呼呼啦啦在跟前围着，
都是囔糠的货，提拉不起来，推搡不出去，看着都让人烦心。
让王阿玛更没想到的是，从国外回来的王利民竟然站到了他的对立面。
北京市成立了总工会，工会的任务是要组织工人和资本家展开斗争，争取工人
的合法权益。王利民是搞工会的，他要发展骨干，要搞宣传，提高工人的觉悟，让
工人们认识到，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是为自己谋利益的。北京几个大厂互相之
间加强了联系，定期举办职工训练班，培养工运骨干，推动工运进一步开展，王利
民是他们的教员。
我的三姐就是这个时候和王利民搡到一块儿的。
王利民到我们家来，戴着格子呢帽，穿着格子呢坎肩，披一件格子呢大衣，细
高个儿，清瘦的面孔，模样越长跟王阿玛越像。王利民跟他父亲不同的是说话爱用
反问的语气，爱打手势，喜欢一边说话一边在屋里走来走去，没有一刻停歇，像关
在笼子里的狼。我的哥哥们都不喜欢王利民，说他聪明外露，对世界的认知属于那
种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阶段，我父亲认为这孩子太过浮躁，说话咄咄逼人，
太直白，不给人以回身余地。总之王利民在我们家很没有人缘，除了我三姐以外，
能跟他说到一块儿去的就是我的母亲和看门老张，他们说王家的儿子比他的爹心地
善良，不摆谱，能体贴下人。
我的三姐是瓜尔佳母亲的女儿，性格刚强，是那种宁死不弯的主儿。我没有见
过这位同父异母的姐姐，却听过她不少传闻，听说她长得和我很像，母亲有时看着
我会无端地掉眼泪，我就知道您老人家是又想起死去的三姐了。1948年我的三姐被
国民党秘密枪杀在德胜门城墙根底下，我们家的人去认尸，才知道了她的真实身份。
她是我们家唯一的一位革命英烈，她以她的死，为我们家的门楣上挣来了一块“革
命烈属”的搪瓷牌子，那块牌子后来一直挂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斑驳得面目
不清。进进出出，母亲一看见那牌子就叹息，说好端端的三、r 头变成了几个字被
钉在了门框上，这都是王利民闹的，没有王利民，我们家的三姐不会干上革命，她
会像我的其他姐姐们一样，顺顺当当地嫁人、生子，成为幸福的姥姥和奶奶。母亲
总觉得对不住三姐，对不住三姐的生母瓜尔佳氏，把对三姐的歉疚迁移到我这个与
她长得很相像的人儿身上，就惯就了我一身的毛病。戴着红领巾的时候，我曾有一
度认为自己就是三姐的化身，是革命英烈的延续，红领巾是革命者的鲜血染成，这
血自然有我三姐的一部分，因此道横着走，话往硬里说，把一切整得很不自然，把
群众关系搞得很糟糕。哥哥们说，三、r 头信仰共产主义，也不能怪那个王利民，
是性情使之然，那丫头是越劝越拗，越打越硬，越关越跑，认准了的事就要一条道
跑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我想这就是烈士的性情了，换位置
想，让我处在三姐的位置，虽然我们长得很像，但是在严刑拷打面前，我不是逃兵
就是叛徒，母亲的一顿春饼，几句好话就能让我丢盔卸甲，在美食面前，我往往变
得意志很薄弱。烈士不是谁想，就能当的。
我的三姐变成了牌子，守在门口，一辈子没离开家。变成了牌子的三姐在“文
革”的时候为我们遮挡了不少风雨，不少红卫兵小将在这块牌子跟前望而却步，使
我们免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抄砸。当然这都是后话，是另一篇小说里的内容了。
回过头再说王利民。
父亲从工厂回来说，织布厂的车间成了王利民纠集工人聚会的场所，有事没事
工人们常到办公室来找他，把好端端的办公室变成了乌烟瘴气的“穷杂之地”。有
王利民撑腰，工人们进入办公室就显得理直气壮，说话直门大嗓，随便地抽烟放屁，
动作也很夸张，全没了规矩。王利民跟他们勾肩搭背，表现得很“普罗”，商量事
情也不避讳职员们，所谈内容只有一个，就是如何跟他的爸爸作对。
两个厂，六个车间，十六个小组，推举了十名代表，除了有一个因为机器轧了
手没来，九个都齐了。王利民就跟他们商量反对裁员，反对减薪的策略，说工厂是
大家的工厂，大家吃饭穿衣，养家糊口，都跟工厂牢牢地系在一块儿，劳工神圣，
厂子里的事情应该是工人说了算，不是资本家说了算……
我父亲坐在旁边听，心里很不是滋味，裁员减薪的主意是他提出来的，因为这
个惹出了麻烦，他觉得很对不住老同学，就偷偷把王利民们商量的情况告诉老同学。
用现在的眼光看，我父亲应该是个地地道道的工贼，资本家的忠实那个……有关这
段经历，解放后父亲从未谈及过，虽然怨老人家成了新中国的知名人士，成了德高
望重的统战对象，毕竟有过这样的不光彩。亏得父亲在“文革”前就过世了，否则
“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扣在他头上是一点儿不冤的。
那阶段，北京不但织布厂，造纸厂、发电厂工人都在斗争，北京工人要求增加
工资，反对裁员，举行罢工！ 全北京电车停开，电灯不亮，连卖豆腐脑的也罢了市
！资本家和工人代表要进行谈判。
王国甫和王利民自然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