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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害怕与人打交道，昔日，是因为他和他家庭的命运都如同一块端在别人手里的豆腐，摔下来说碎就碎了。现在，他害怕与人打交道，倒不是因为命运仍掌握在别人手里，而是因为有些与自己打交道的人，常常长有一副橡皮面孔，你就是什么事不干，全副心力都铸成一个夯，砸了上去，上面也难见一个坑；你就是生雷霆之怒，它隔音性能极好，还能反弹回来，让你大伤了自己的脾胃……可是，为着自己的事业能得到起码公正的对待和有个起码的物质条件，他又不得不与这类人打交道。
有次看美国话剧《小镇风情》，里面有句台词“刚结婚，唰一下，就七十了……”一说出来，坐在他身边的美国驻华大使夫人包柏漪笑了，许是她觉得这台词挺逗的；他也笑了，笑声里却不无几分苦涩。是的，人的一生太短暂了，自己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与形形色色的官僚们耗下去，陪进去的是自己的时间与精力，受百般牵扯的是自己如日中升的事业。官僚们却不会有什么损失，能吃的，皮带上决不会为此缩下去一个眼，会打鼾的，做梦时也不会因此而少打一串呼噜……
在国度之外，中国的官僚们是很难生存的。他想到了出国。
他去年就可以出国。著名的美国伊斯曼音乐学院来函通知他：鉴于他的成就，愿提供一笔奖学金供他来该院深造。到了开学的日子，他没有去，该院又来函通知他：考虑到他的才华与造诣，那笔奖学金将为他保留到明年。这在美国是特殊的，对沙特阿拉伯、南朝鲜、台湾等地方来的留学生绝不会这样做。美国人颇了解中国，知道在中国一个人经济状况的好坏不一定与才能的大小、成就的高低成正比，伊斯曼音乐学院不愿意因为经济的拮据而使他丧失成为该院学生的机会。可惜该院不在中国，若在国内，记者们一定会趋之若鹜，奉为重视人才、吸引人才的典型了……
他一直犹豫着，磨蹭着。
自己用得着匆匆忙忙出国吗？有人看他不舒服，可毕竟是他而不是别人从国际乐坛上捧了奖回来；有人不承认他是青年作曲家，可海内外各方面委约他写作品的越来越多。今年九月、十一月，日本要上演他的《三迭》和一部钢琴曲；明年一月，他要为香港写部舞剧；六月，他要去芬兰参加一个音乐会的首演式，首演式上将演奏他的作品……如果把为电影作曲视作扩大名气的最佳途径，他一下便能接过三、四部电影。长影厂，八一厂，青年厂，芭蕾舞团，潇湘厂……从领导到下面具体的办事人员，对他都挺尊重，他也工作得十分愉快。
更重要的，是他舍弃不下脚下的这块土地。甭说眼前正用一根结结实实的纤绳要将中国彻底拖出愚昧、落后、贫穷的这场改革了，就是昔日站在那个名叫胡集的小站上，随姐姐走过一片又一片了无生气、薯叶摇瑟的荒土岗，他首先感到的还不是姐姐与自己的悲哀，而是这块土地的悲哀。当时他便暗自叮咛自己，不管将来命运之舟将自己载向何方，他今生今世都非再来这里、为这块土地做些什么不可！这感受已经溶汇进了他的血脉，并且汩汩地浇灌了他笔下的音律世界。他是一个历史意识、社会意识很强的作曲家，而饱经忧患当今脸色正转红润的祖国，正是他全部作品的伟大摇篮。而且，他的天地如此博大，这些年他常下去采风，可没到过的地方还有很多，其中他最想去的便是高原秾丽阳光下的西藏……
他还舍不下妻子。他结婚时已过三十，婚前，因为他的才华，也因为他的潇洒与脱俗，他没少遭过姑娘们那率直的进攻。然而，在茫茫人海里，他俩一见钟情了！此情似风光旖旎的大海，他们还只在海滩边游过泳，他们还没正儿八经地在一起过上家庭生活，甚至本应有的一个温馨小巢都未及搭起，自己若再一出国，少说也有三、四年，已经在感情生活上作了牺牲的他，担心将来随年华凋零自己会深觉后悔……
今年年初，为参加在广东省举办的一次全国音乐比赛，中央某艺术团体请他写了部作品《三迭》。闻讯后，想借地利、人和夺魁的广东方面非常紧张，一时间调兵遣将，卧薪尝胆……他如的精心完成了，乐队的十个同志也投进大量时间排成了，预演前还卖了票。岂料该艺术团体的两位负责人不让演，理由是“《三迭》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乐队抗争了，“不让演《三迭》，就不去广东参加比赛！”仍是不让演，宁可砸了自己的牌子。他洞若观火，中共中央四号文件都强调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得涉及艺术风格与技巧的探索……他明白，面临下台的他们在用《三迭》当一块石头，去打即将上台的×××，而×××，正是1978年在上海考区，异常赏识他、并不顾“左”的那一套决定录取他的主考官之一。他气愤，架着眼镜、西装笔挺、不乏翩翩风度的文化人，怎么也干起了这趁火打劫的营生？他深深窘惊了：中国，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总有人能把自己的私货塞入一个个堂皇革命的口号之中，纵然这要以扼杀、摧残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为代价——而他们对于我们民族的振兴是异常宝贵的啊！
可怕的还不在于这一现象的消极后果。
可怕的在于这一现象多次重复的惯性。
接着，学院里又有人这样评价他道：“一般人想去美国，苦于没有门路；他放着伊斯曼音乐学院等在那里，迟迟不去，肯定是有他个人的目的，国内有比去美国更好的事情在等着他……”
咬咬牙，他去了秀水东街的美国驻华使馆的领事处。
头一次去签证，谈话气氛不那么友好。一个又一个问题，再加上那对警惕的瞪得大大的碧眼，他拂袖而去了。次日，包柏漪开招待会，他去了，口气还挺横，对大使夫人道：“你们美国人有什么了不起，干嘛这样对待中国人？再这样对我，我就不去美国，去苏联！”典雅、温柔的包柏漪，大姐般宽厚地笑了笑：“你再去签一次吧，不会有任何麻烦。”他再去了一次，没有排队，是大使夫人的一位秘书用豪华的轿车接他进去的，接待他的还是上回的那位官员。
此人此时客气极了，很快给签了证。握手告别时，脸上那决非做作、流露歉意与祝福的微笑，绽开得好似九月的雏菊……
二
“TOEFL”的全名是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取其关键词的第一个字母缩写而成。在国内和港澳地区习惯将“TOEFI。”译为“托福”。
它是美国教育考试服务处主办的，始于1963年，迄今已有二十四年的悠长历史。它在考核非英语国家留学生英语水平及其掌握语言的熟练程度方面，有一定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因而得到美国和加拿大高等学府的认可。这两个国家的许多大学、学院在接受非英语国家留学生入学或授予奖学金、助学金时，常参考“托福”考试的成绩来考虑是否录取或是否授予。目前，在北美，约有二千多所院校的进门钥匙是“托福”。
随着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和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的日益重视，我方多次派人赴美洽谈，商定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设立“托福”考试中心。1981年12月11日为第一次考试日期。迄今已举办了二十五次。
考“托福”，先得报名。10月考试，7月就得报上名。这名，不是说去了就能报上，而是先拿号，再按号码的多少在指定的另一个日子去报名。据一位参加过两次“托福”考试的女同志告诉我们，1985年7月酷暑的一天，她冒着蒸腾热浪骑自行车两个多小时，到了北郊的北京语言学院，该院是“托福”考试的一个考场。上午十点一刻，她拿到的竟是八千多号！报上一次名殊属不易。当临近“托福”考试时，这位女同志发现已怀上六个月身孕的子宫上突然长起鸭蛋般大的瘤子，疼痛异常，住进了医院，医生嘱明日开刀动手术，而明日恰好是“托福”考试日期。怎么办？她一咬牙，毅然悄悄溜出医院，来到考场，自然成绩不佳。去年，她闻讯行情看涨了，要拿得到号，必须头天晚上去排队，而且那队也没法排，那混乱拥挤，可与北京站售票大厅里通宵达旦候票的黑压压人群相媲美。这时她刚生下女儿，体力还未完全恢复，出于无奈，只好通过熟人，惊动了著名书法家启功教授，老人拿着她的工作证、单位介绍信，带上她，开了个后门，作为北师大校内学生才把名给报上了，北师大也是“托福”考试的一个考场。新近，北京大学开办的一个“托福”英语补习班，因补习班的学员具有可以优先参加“托福”考试报名的优势，一时莘莘学子趋之若鹜。天不亮许多人就去排队了。一位学员清晨六点赶到北大，拿到的排队号码已是二十五号了。参加补习班每人须交纳一百二十元的报名费。有的人只是借此途径报上个“托福”考试的名而已，他们转手又将听课证让给别人了……
考“托福”，还得交纳二十九美元的支票（加上手续费共30。4美元），这是国际统一的收费标准。三十余美元，对于有海外关系的人，对于这几年办“公司”、办“中心”早发了财的公子哥儿们来说，只是钱袋里、存折上的一个零头；而对许多无外币来源、生活也颇为清苦的青年人来说，却是肩上的一块沉甸甸的石头。于是，不得不勒紧裤腰带，去黑市高价套购，去夜幕笼罩下的各个集市上换。
我们在北京主要的几个外币黑市之一的动物园摊贩市场，目睹了这样一幅景象：一位年轻姑娘以六百多元人民币换了一百元美金，没走多远便发现这钞票是假的，即返回欲索回自己的人民币，倒爷却不认账了：你认错人了！哥儿们不干这事。你这小妞儿莫不是活得腻味了，找哥儿们逗乐？
现在在某些单位，青年人碰到一起，开口必谈“托福”。人们打听彼此考试准备的进度，在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联系了哪所院校，是自费？公费公派？抑或是自费公派？
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科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的5300名研究生中，有百分之六十五的人与国外院校有联系，仅某一个班的22名学生中，就有8人正在办理出国手续。
越是著名学府，此风越炽。一位即将去加拿大进修的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告诉我们，今日的复旦园里，已非当年我们在那里就读时的一群群书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情景，想出国的学生很多，特别是研究生，凡有一线希望出去的，大抵都作三倍、五倍乃至十倍的努力。当然，这些学生大抵很单纯，学习成绩很好，遇上国家对外开放这样的好机会，都想出去见见世面，学点本领，学成后回来报效祖国。但国家新规定读研究生者不能自费留学。有的研究生为了出国干脆退学。还有的研究生，毕业后不愿留校，宁愿去一些小单位工作，但得先讲好条件，什么时候要走决不阻拦。
据说，北京某科研机关的一位头头，向朋友感叹道：“我们有的研究所都成了空架子，人都请假回家准备考‘托福’了……”
欧阳采薇，女，七十七岁。去年年底从新华社对外部退休。她女儿，吴采采，三十七岁，北京环境保护监察中心的科研人员，目前正同时准备“托福”、“GRE”（一种要求比“托福”更高、也是由美国教育考试服务处主办的考试）两门考试。老人告诉我们——
我为什么要让采采出国留学，这还得从三代人的命运谈起。
先说我母亲。我父、母都是日本留学生，母亲先学医，以后又攻读工艺美术。父亲挺封建，不让母亲出去工作。她徒有一肚子才学，却做了一辈子家庭妇女。
我的命运自然比母亲好些，可也没少磕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