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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者，处境可能突然变得很危险。
他还介绍说，直到1981年，门罗的黑人争取民权的游行，还有过和一些KKK成员对峙的情况，场面非常紧张。他指指坐在我们旁边一个叫做鲍伯的黑人说，当时鲍伯被KKK绑架了六小时，我们都以为他已经被杀掉了。
这基本上是一个黑人的聚会。也来了不少白人，其中将近一半是记者。州议员谈到，他们一直在收集证据，他说，我们还缺少许多细节。接着，他举了一些例子。就在这时，坐在我们后面两排的一个白人妇女举起手来说，我父亲作了口述记录，回忆他目击的“摩尔滩事件”。你提到的这些细节，里面都有。
州议员问：“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她回答说：“克林顿·亚当斯。”
“那个小孩！”我忍不住轻轻叫出声来。就是那个小孩，那个甜甜的、目光单纯的白人孩子。
那妇女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亚当斯的大女儿，叫辛迪。她住在佛罗里达，晚上开了一夜的车，就是为了赶来支持这个集会，也为了看看“摩尔滩”。她指着身边的一个老年妇女说，这是我父亲的姐姐。
在游行中，亚当斯的姐姐坐车，我们一直和辛迪走在一起，好奇地问东问西。
二、六十年前的门罗
我们被亚当斯的故事深深打动，他的门罗故事，把我们带往美国南方更深的底层。
克林顿·亚当斯生长在一个穷苦的白人家庭。1946年，他整整十岁。
那个时候，美国南方的贫困农民，甚至比殖民时代更没有出路。因为在殖民时代，甚至在建国初期，地多人少，移民都可以无偿分配到土地。可是，在1946年，耕地的兼并已经基本完成。一些人因种种原因，卖掉土地，变得赤贫，另一些农庄主富裕起来。南方出现了大量没有自己住所的流动佃农，有黑人，也有白人。那时，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早已经开始，可是，对穷人施行福利的政策，还只是一个概念，一个在逐步推行中的政策，远远没有抵达真正贫困的农村底层。在联邦制的美国，当时联邦政府的权力很小，各地的差距非常大。
亚当斯家这样的南方白人民众，和黑人一起干活，和黑人做邻居，他们之间有着很深的感情和友谊。1946年是“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黑人乔治参军在澳洲和北非服役了五年，刚刚荣誉退役。亚当斯一向喜欢乔治，把他当作自己最好的朋友。在乔治退役回家的路上，是亚当斯伴他一起回家的。乔治在路上好欢喜，告诉亚当斯，他能为国家效忠，感到很骄傲。
亚当斯的父亲一年到头辛勤劳作，永远也挣不够养家的钱。在亚当斯周围，穷人比比皆是。亚当斯的好朋友艾默生，也是家徒四壁。艾默生的父亲脾气暴躁，一发脾气就把他打个半死。他们这样十岁的孩子，都得干活，只能抽空上学。结果断断续续，连认字都没有学会。
就在那年冬天，1946年2月的一个晚上，亚当斯的父亲对生活完全厌倦和绝望，上吊自杀。第二天早上，听到绝望的尖叫声，第一个跑来帮忙的，就是黑人邻居乔治·多尔西。在这段日子里，乔治给了他们很多帮助，一家人才渐渐度过难关。此后，亚当斯和姐姐，都必须挑起生活的重担，“像骡子一样地干活”。
1946年7月25日，亚当斯和艾默生，准备一起去摩尔滩放牛。
前几天，附近出了件事。黑人罗杰听说一个白人农夫和他的妻子有染，两人大吵起来，罗杰在盛怒中用口袋里的小刀刺伤了对方，被警察抓走，在监狱里候审。就在亚当斯、艾默生向河边走去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在城里，庄园主哈里逊借口地里要人干活，付了六百美元，为罗杰办了取保候审。罗杰是乔治的妹夫，哈里逊去监狱前，特地叫上了乔治夫妇俩和乔治的妹妹，要他们一起去。
两个孩子亚当斯和艾默生牵着牛，终于来到摩尔滩。这是阿巴拉契河的河滩。这条河是门罗镇所属的沃尔顿县和邻县的界河。它是这个行政区的边缘。就是在今天，通往摩尔滩的小路还是很冷僻，路的两边有了一些零星的大宅子，一家一家却相距很远，看得出都是近年新盖的。在游行去那里的路上，走了一个小时也没见有几辆车从身边驶过。至于摩尔滩，今天还是个不见人烟的地方。可以想见六十年前这里是多么荒僻。
将近黄昏，孩子们要回家了。就在这时，他们听见有车子开来，车上发出几乎不像是人声的惨叫。两个孩子吓得本能地趴在草丛中，让高高的草丛盖住自己。亚当斯看到的情景，令他伤心欲绝。一群KKK，大约有十几个人，绑架了他的黑人好朋友乔治·多尔西。旁边还有他的妻子梅、妹妹多萝茜和妹夫罗杰。这些KKK大多是门罗人，亚当斯都认识。他眼睁睁看着四个黑人被捆绑着殴打，最后一个KKK拔出手枪，开枪击倒了他们。然后这些人一哄而上，用手枪和长枪，向四个受害者射出了几百发子弹，凶手中间也有哈里逊。后来验尸时发现，仅其中一个受害者身上就有六十八个弹孔。令亚当斯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凶手们的车子旁边，还停着一辆警察的巡道车。
在凶手终于离开之后，他们爬出草丛，战战兢兢地走到现场。亚当斯已经认不出他的好朋友了。鲜血还在汩汩地流淌，他们的脸都已经被打碎。两个孩子又惊又吓，跌跌撞撞地回家。半道上，亚当斯取了自己的马。在他独自回家的路上，他遇到其中一个凶手。那人把自己的拖拉机拦在通往摩尔滩的小路上，阻挡万一过来的车辆。此刻，他是去取回自己的拖拉机。亚当斯和他打了照面。十岁的孩子根本无法掩饰自己一脸的惊恐，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和他打招呼，而是像见了魔鬼一样，疯了似的骑马回家找妈妈。
四个死难的黑人：乔治·多尔西（George Dorsey）28岁，妻子梅（（Mae）24岁，妹妹多萝茜（Dorothy）20岁，妹夫罗杰·麦尔肯（Roger Mal）24岁，多萝茜是孕妇，正怀着七个月的孩子。
虽是南方偏远小镇，可是和我们想象的并不一样，事情发生之后，立即震动了全国。这个佐治亚小镇的案件令杜鲁门总统震怒，他立即下令联邦调查局彻查。他希望罪犯被定罪、受到惩罚。
杜鲁门总统出生在一个历史上的蓄奴州，在他生长的环境中，种族主义很普遍，他出生的时候，废奴不过才二十年，而他的长辈们就曾经拥有奴隶。因此历史学家们说，杜鲁门总统假如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也应该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可是杜鲁门从当上参议员开始，就表现出对黑人民权的极大关注。他坚决主张和支持“反私刑立法”，反对种族主义。就在1946年，“二战”刚刚结束，杜鲁门总统建立了民权委员会，调查全国民权状况尤其是黑人状况。这个委员会后来提交了著名的《1947年民权报告》。也就在“摩尔滩事件”发生的二十三天前，国会刚刚通过了反种族歧视的《1946年民权法》。
可以说，这是后来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黑人民权运动的最初起点。可是正因为是起点，在几个极端南方州，捍卫黑人民权的环境还远没有成熟。美国的州是自治的，联邦管不着。
KKK的兴起，是因为南北战争后，南方民众对北方入侵不满。可是，在KKK走向恐怖暴力之后，南方的白人民众也开始反感，他们大多有种族偏见，却并不赞成恐怖活动。越来越多的人远离了KKK。可是，恐怖活动的特点就是：人数很少的恐怖组织，也足以威慑一个地区。
经过大规模调查，案子进入了起诉前的“大陪审团阶段”。有个黑人孩子在大陪审团作证说，事发那天，他听见一些人在准备私刑用的绳子，还又说又笑。虽然他只是间接证人，但事后他还是被KKK绑架，打得只剩一口气。稍微恢复过来后，他立即逃往亚特兰大，从此隐姓埋名。
当时参与调查的，还有佐治亚州的州调查局。当时的南方地方官员，和联邦官员很不一样。亚当斯家就在案发地附近，事后不久，一个州调查局的人就和当地警察霍华德，一起来到亚当斯家，问他妈妈有没有听到什么。亚当斯一直在为自己的好朋友乔治不平，他按捺不住，从一边冲过来说：“我知道是谁干的！”接着，他一五一十地叙述了经过。
警察霍华德是亚当斯一家的熟人。年初亚当斯父亲自尽以后，乔治奔去镇上给警察局打电话，就是霍华德来处理的，他看到亚当斯很伤心，就和他谈了很久安慰他。小男孩感觉他很亲近。这时霍华德默不作声。待亚当斯讲完，他在一边招招手：“孩子，你过来”。
霍华德说的话，亚当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把手放在亚当斯的肩上，对他说：“让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能够做的，只是把你看见的那几个人抓起来，可是我不可能把所有这伙人都关进监狱。我不能抓的那些人，可能回过来杀了你、你妈妈和你的兄弟姐妹。你的一家处在危险中，现在我要求你，忘记自己看到了什么，永远也不要讲出来。”
恐怖最终阻挡了所有的证人，很可能也阻挡了大陪审团。他们也许和亚当斯一样，并非缺少良知和勇气，可是他们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刑事案件的起诉权归在州一级。联邦只能参与调查，没有起诉的权力。寻求公正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
案子到了大陪审团前，却没有被起诉。整个邻近地区，包括我们家现在住的地方，黑人社区从此留在一片深重的恐怖中。在四个受难者的葬礼上，一些亲友不敢出席，来的人都一言不发，不敢对谋杀事件有任何表示。受难者们被匆匆安葬，渐渐地，没有人再记得他们的墓地在哪里。
这就是六十年前的佐治亚州，这就是六十年前的小镇门罗。
三、逃亡的一生
1946年7月25日，在暮色中那个惊恐万状的马背上的十岁孩子，一点没有想到，“摩尔滩事件”将永远改变他的一生。
如此恐怖的童年经验和强烈刺激，使亚当斯开始经常作噩梦，几十年都无法停止。
不仅如此。不久，一个KKK的庄园主来要他们一家成为他的佃户。“只要你们在我这里，我就保证，你们不会因为这小孩子‘看到的事情’出麻烦。”这是他们家得到的第一个威胁。一家人从此在那里辛苦地干，拿很少的钱。妈妈劝他一定要忍，为了那个潜在的危险。亚当斯自己也懂了。不懂也得懂，那些凶手们，他经常都能够在附近碰到。四目相对的时候，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一个喜欢亚当斯的黑人拖拉机手，教会了他开拖拉机。几年后亚当斯想，他们应该忘掉他了。他试着离开那家农庄，用他的技术挣更多的钱。可是很快两个当地警察就来找他，转告说，假如他不回去，那个庄园主说了，“不能保证他们一家的安全”。他只好回去。
整整八年过去了，就在亚当斯刚满十八岁的时候，警察霍华德找到他，对他意味深长地说，我看你还是参军去吧。就这样，亚当斯参军走了。在外面两年，亚当斯有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经验。1956年退役回家后，年轻的亚当斯想，十年来他一直保持了沉默，不管怎么说，那些可怕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家都把它忘掉算了。那些KKK也不应该为十年前他看到些什么，再找他的麻烦。可是他又错了。
刚刚到家，两个警察就又来找他，对他说，你在附近这么晃着，总是叫一些人感到紧张。你最好还是离开吧。
于是，二十岁的亚当斯离开了门罗。可是，“摩尔滩事件”却没有离开亚当斯。
从此，亚当斯开始了他逃亡的一生。不论他到哪里，总是不久，就会有KKK身份的警告跟来，威胁着要他离开。
离开门罗的那一年，亚当斯遇见了他后来的妻子玛约丽。玛约丽刚刚离婚，还带着刚满一岁的女孩。这个女孩就是辛迪。辛迪对我们说，对她来说，父亲就是亚当斯。“他是多么好的爸爸！”辛迪回忆说，小时候只知道他们家永远在搬家。她还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半夜了，妈妈把她推醒。父母匆匆地把能够装上车的东西塞满一车，家里还扔下好多东西，就这么逃一样地离开了。
童年时代的恐怖经验，给亚当斯带来真实的恐惧。亚当斯从小是个有责任感的孩子。他曾对自己发誓要守着秘密，他觉得有责任保护母亲和兄弟姐妹的安全，现在他更要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辛迪说，妈妈后来告诉她，从一开始她就凭直觉知道，亚当斯有什么“大事”瞒着她。他经常夜半从噩梦中惊醒，惊呼出声。问起来，他总是不肯说。当然，还有他们莫名其妙的频繁搬家。有一次玛约丽忍不住问，我们难道就不能定居下来吗？亚当斯脱口而出说：“只要他们还是那个样子，我们就定不下来。”玛约丽没有再问。最后，在又一次连夜逃亡之后，亚当斯终于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