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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 作者:黄蓓佳-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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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见到艾早,向她问个明白。分手这么多年,她不可能杀了张根本。退一万步说。即便她心怀怨恨,也不会去杀一个垂死的人。
    我从东湖公园出门,打车去了福田区公安分局。我记得律师纪宏林说过,艾早的事情是在福田分局立案的。
    值班警察客气地拦住我:“证件。介绍信。”
    我掏出身份证,教师证。我在大学任教,从南京来。我想去看守所见一个人。我没有介绍信。
    “对不起,你只能去信访接待室。地点在……”他说了一串地名。
    他很年轻。虽然穿着能够吓唬人的警服,可我看出来他脸上的稚气。他有多大了? 十九? 二十? 他家里有人因为莫名其妙的杀人罪而被关进看守所吗? 我不想去信访接待室。那都是糊弄老百姓的地方。你有什么冤情? 你的家人有什么冤情? 好吧,写个材料,把你写的东西留下来,我们会酌情处理,有结果的时候会通知你。结果怎么样呢? 石沉大海。最多给你一封打印的信:此事正在审理中。不,我不要去那种糊弄人的地方。
    “我们这里是公安机关,闲人不可以随便出入。”小警察看我的模样不像盲流,不肯让我进门,可是也没有恶声呵斥。如果我穿得破烂些,头发蓬乱些,面色焦黄愁苦些,眼神畏缩胆怯些,不知道他会是什么态度对待我。
    一辆蓝白两色的摩托风驰电掣开过来,进门甚至都没有减速。摩托在台阶下嘎地一声刹住,骑摩托的人跳下车,掀开头盔。
    我一眼就认了出来,是那个去南京找过我的发顶稀疏的男人。
    “哎! ”我大声喊,“哎! ”
    小警察制止我:“请不要这样,你会因为扰乱办公秩序被拘留的。”
    “我认识那个人! ”我急切地说,“你帮我叫住他! 我认识他! ”
    小警察看看我,又回头看看发顶稀疏的男人。那人夹着头盔,已经在上台阶。
    “王队! 有人找你! ”小警察试探着喊了一声。
    发顶稀疏的男人转过身,看见了站在门外的我。他的眼睛随即眯缝起来,被太阳光刺住了一样。
    我把私人侦探调查出来的情况告诉了他,就在分局门口车来车往的大路边。他仍然穿着去南京那天穿的夹克,褐黄色,领口、袖口和下摆是针织的松紧边,前胸有一片近似圆形的油渍。右侧的口袋处磨损得较厉害,有几处已经掉线,不知道是否主人经常要从这个口袋里掏出手铐或者类似东西的缘故。左侧口袋看上去新一点,但是里面白色的口袋布翻了出来,狗舌头一样耷拉在外面,彰示着主人的不拘小节。
    我记得从前张根本在公安局工作的时候不是这样,他讲究衣着,开摩托总是戴雪白的手套,皮鞋也要经常打磨上光。他气宇轩昂进出艾家酱园大门时,一定会把大檐帽扶正,把不小心塞进鞋帮里的裤腿拎出来,抖得笔直。
    “你是说,张根本已经病人膏肓? 他迟早会死? ”发顶稀疏的男人又抬起一只手,插进脑后的发丛中。他好像喜欢这个动作。
    “也许一年,也许半年。说不定只剩几个月。”
    “可是,那又怎么样? ”他把手停留在脑袋后面,嘴角浮着一抹讽刺的笑。“你姐姐艾早杀了他,这是事实,是她本人自首的供状。你不可能为她翻案。”
    “我想见到她。见到她我就会弄清楚怎么回事。我们两个人从小就无话不谈,她会告诉我一切。”
    “这不行,犯罪嫌疑人在宣判服刑之前,不可以跟家属见面。”
    “求求你,这非常重要……”
    “办不到。我没有这个权利。”他用劲地把手从发丛里拔出来,放下。
    “你可以去看守所打个招呼。甚至你可以陪同在旁边……”
    “不,绝无可能。”
    他的神色冰冷。我忽然在他脸上发现了一个之前没有注意的细节:他虽然发顶稀疏,可是胡碴非常浓密。浓黑而粗硬,青森森一片,显得冷酷,粗暴,决绝。
    纪宏林律师在我们约定的时间到达饭店,他放下公文包,手机,车钥匙,拉开我对面的椅子,落座。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大厅对面墙上的时钟,几乎分秒不差。
    “其实,我们有事可以在办公室谈……”他看着我翻开菜单点菜,脸上没有太多的表情,撕开一包湿纸巾,擦手。
    “我想要请你一次。”我强调了句中的“想”字。
    他没有再提异议,一声不响地看我点菜。
    我决定要小小地挥霍一回,表达我的诚意。我对他有事相求。我点了一人一盅六百六十元的鱼翅羹,一条清蒸石斑鱼,一份现场烹制的日本进口小牛肉,还有小青龙,蚝油生菜,榴莲酥,一瓶法国葡萄酒。他坚决不让我要那瓶葡萄酒,说他要开车,下午还要出庭办案,我只好改成了鲜榨橙汁。
    “艾晚,”他说,“请你先说明事由,否则这顿饭我很难消受。”
    我盯住他的眼睛。他也同样地盯住我。我意识到我们彼此都是实在的人,我可以信赖他,对他说实话。
    我打开手提包,取出上次来深圳时他替张根本交给我的那张银行卡。
    “纪律师,这张卡上的钱,我没有动用过,现在我想用它来救我的姐姐,艾早。”
    他愣了一瞬间,张嘴要问我话。我抬手拦住他。
    “不好意思,请你做这件事也许会亵渎了你,但是我除此没有办法。我只有一个姐姐,我得救她出来。这张卡上的钱,你可以随便用,交际也好,交易也好,不必跟我报账。我知道你们律师总会有关系,总会有办法。中国有句老话,功到自然成。如果钱还不够,我已经准备好了出卖我在南京的住房。”
    他仍然死盯住我看,脸上暂时没有表情。
    但是我明白他心里在思想,在活动,或者说,在权衡一种利益的轻重。
    我把我知道的张根本患病的一切都告诉了他。当然我没有透露私人侦探的事,我想他也许对这事会反感,会认为我对他缺少信任。
    他终于轻叹一口气,用中指把银行卡推还到我面前:“你可能是真不懂法律,所以我不能责怪你。但是我得说,你把事情想得简单了。艾早投毒杀人是事实,哪怕这个人气息奄奄明天就会死。人只要有心跳有呼吸,他就是生命,任何人无权以任何形式中止别人的生命。我没法做到你要求的,也不想这么做。”
    我转过脸,不想让他看见我眼中的泪水。
    他想了一下,撕开另一包纸巾,展开,递到我手上。“请你放心,我会尽一个律师的责任,在法庭上陈述一切,恳请他们做全面考虑。我可能不会做无罪辩诉,但是我希望尽可能地避免判艾早死刑。这恐怕是唯一能做到的了。”
    “死刑”这个词如此沉重,像冰水从我的头顶浇下来一样,让我凉透心肺。我憎恨他说这个词的时候脸上的平静,他轻轻收拢嘴唇,吐出这个词的拼音,就如同我们平常说“喝水”或者“睡觉”那样正常。
    这些冷血的律师! 职业已经把他们铸成了坚固刻板的机器,恐怕他们这一辈子都不可能为生活中的眼泪和哀求动容。
    侍者开始上菜了,昂贵的鱼翅羹在小如茶杯的酒精炉上噗噗翻泡,飘出海鲜食物特有的腥气。我忽然反胃,想吐。我吃进去的将会是艾早在狱中长长的岁月,这么多年她心中不为人知的悲苦。我无法容忍这种享受。
    李东开着他的陆虎车,最后在福田区公安分局看守所门外找到了我。当时我就像个傻瓜,像个智障的女人,或者是求告无门的村妇,木然地、一脸蠢相地坐在一堆烂石头上。我知道这没有任何意义,不会像戏台上拦轿告状的情节一样,有一个警官模样的人走过来,喝退左右,弯腰扶起我,问我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冤屈? 不,那是戏文里编出来的故事,现实生活里我不相信会有这事,黑脸包公和清官海瑞身上有没有过,我都存疑。
    李东用劲拉起我,把我带到车上。“艾晚,你别傻了,你在门外坐上一年都见不到艾早。
    不可能的事情。”
    “我知道不可能,可我坐在这儿,就觉得离艾早近一点儿。”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一件事,一把抓住李东的手:“你认不认识那种通灵者? ”
    “什么? ”
    “通灵的人。用碗、水、筷子,或者其它什么东西,让我跟亡者对话。”
    他惊讶地望着我:“可是艾早并没有死! ”
    “我们之间隔着遥不可测的距离,这跟生死相隔是一回事。”
    李东觉得不可思议:“你竟然会有这种念头。”
    我叹了一口气:“因为我对自己失望。我仅仅是想见一见艾早,就见她一面,结果还是不能办到。”
    “人在很多事情面前无能为力。”
    “我知道,我知道。”我说,“所以我失望。”
    他坐在车座上,眼睛看着前方看守所的大门,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出一句话:“艾晚,也许我有办法。”
    “别开玩笑,我没有心情。”
    “真的,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可以试试。”
    “是什么? ”
    “想办法弄一张假的律师证。跟某个事务所的女律师商量好,用她的名字,贴你的照片。
    然后,你以艾晚的身份写一份委托书,写给假冒的你,委托办理案件,你就可以持律师证堂而皇之进到看守所,见艾早。注意,只能一次。”
    我的脑子飞快地转动:“可是,之前我已经委托了纪律师。”
    “可以双重委托,这没有问题。多花点钱而已。在现在的中国,只要你敢想,还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做到。”
    我呆呆地望着李东,心跳加速,马达轰鸣一样,整个脑袋都在嗡嗡地震响。
                            十  人类的尾巴
    寒假的时候,我们家里发生了大事:艾好从合肥回家的路上失踪了。
    艾好事先曾写过一封信回家,说了他们放寒假的日期,还说学校里已经给他们买好了各自回家的车票。从合肥到青阳,一票到底,用不着转车,那边由学校送到车站,这边家里去个人接站,很简单的事,我们谁都没有认为会出问题。
    是艾早去接站的。艾忠义要上班,李素清还在忙着改考卷,填学生的成绩报告单,闲下来的只有艾早。
    从下午三点钟艾早就等在了出站口。那是一条从停车场伸出来的窄窄的人行通道,北风打着旋儿贴地尖啸,地上的纸片啦,花生壳啦,甘蔗渣啦,鸡毛鸭毛啦,全都像长了脚一样,在风中忽儿往东,忽儿往西,忙个不停。从栅栏里出来的旅客们都裹着厚厚的棉衣,男人戴着有毛耳朵的帽子,女人扎着色彩单调的腈纶围巾,婴儿们被紫花布的披风包成了粽子,很累赘地抱在母亲怀中,露一张傻傻的脸,没有表情地东张西望。很多人用扁担挑着大包小包的土产,从冻得硬邦邦的猪头,到咕咕哀叫的鸡,凡过年餐桌上的东西,应有尽有。偶尔也见到几个打扮洋气的人,穿墨绿色或者紫红色的毛呢短大衣,烫了头发,拎着标有“上海”字样的硬纸礼盒,鹤立鸡群地从人堆里不耐烦地挤出去,满脸都是对周遭环境的嫌恶。
    艾早戴了一顶米色的毛线帽,脖子缩在艾忠义的一件老棉布大衣里,不停地用戴了露指手套的手搓揉脸颊,免得那儿冻得狠了要生冻疮。去年冬天她曾经生过一次,蚕豆大小,硬硬的,晚上一躺到被窝里就痒,春天冻疮消退之后,暗红色的疤痕到盛夏才平复如初。李艳华告诉她说,冻疮这玩意儿,只要生过一次,以后就要年年复发。艾早差不多从进入冬天就担心这事,她对冻疮尤其是冻疮留下的疤痕有一种恐惧。
    旅客们络绎不绝地出站。城里人,乡下人,本地人,外地人。快要过年了,游子回乡的,走亲访友的,最后一批知青返城的……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急迫,喜庆,还有长途奔波的劳累。
    艾早一直到天黑透了也没有等到艾好。栅栏门已经关上了,她扑上去问那个负责查票的人,得知最后一班汽车已经进站下客。
    艾早整个人都掉进了冰窖里。她知道出大事了。艾好八岁被人带到南京时就失踪过一次,事隔多年旧戏重演。她飞奔回家,把凶讯告诉了正在炉子上煨鲫鱼汤等儿子的李素清。李素清当时手里拿着一把大号细瓷汤勺,猛一惊吓,汤勺掉在砖地上,碎成几段。她满脸煞白地望着地上的瓷片,很愚蠢地要蹲下身去捡。艾早一脚踢开那些瓷片,阻止了她。
    接下来的事情,是艾忠义回到他的邮电局办公室里,守着电话机,给科技大学的校办公室打,给系办公室打,给合肥长途车站打。要一个长途电话很不容易,艾忠义摇着电话机喊哑了声音。好不容易要通对方,可是已经到下班时间,所有的办公室都无人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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