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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上客氏，他们俩一起伺候朱由校母子，他也在朱由校的童年时扮演某种父亲的角色，就像早年陪伴万历帝的太监冯保那样，被万历帝称为“大伴”。——人是情感的动物，太监专权，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皇帝和太监朝夕相处结下的情谊，这种情谊不会因为帝王和奴仆的身份障碍而不存在。光宗突然驾崩时，朱由校的母亲已经死了好几年，魏忠贤当时已是光宗的宠妃李选侍的近侍太监，因此在“移宫案”中他站在李选侍一边，鞍前马后到处活动，如果当时李氏控制了傻乎乎的熹宗朱由校，晋身太后搞垂帘听政，魏忠贤自然是首功。可李既非驾崩的光宗的正宫娘娘，也不是继位的熹宗的生母，没有理由继续干政，因此在杨涟等顾命大臣的干预下，不得不搬离皇帝所居的乾清宫，控制少年皇帝的图谋失败。
魏忠贤在新皇登基前后，赌了一场无论如何他都能赚的牌局。如果李选侍顺利控制新皇帝，他的功劳自然不用说，可以通过李来影响皇帝；而李失败后，他有第二套方案，通过自己的“对食”、和皇帝有某种不伦关系的客氏来影响熹宗。
客氏被熹宗封为“奉圣夫人”，他被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并提督东厂。——这个位置太重要了，前者是皇帝的机要秘书，替皇帝批阅公文，后者掌握最大的秘密警察机构，文武兼于一身，有了兴风作浪最大的本钱。至于他不识字如何批阅公文，有了巨大的权力，这点小小的不足就太容易弥补了。专制的帝国中，什么样的奇迹不可能发生？
魏、客两位从社会底层成长起来的政治高手，那水平是相当的高，比那些科甲出身的士大夫高多了。《明史》说魏“不知书，颇强记。猜忍阴毒，好谀”。在政局这个最大的赌场中，他具备了赢者通吃的几乎所有性格特质，是否知书并不重要。
后来，他侄儿侄孙封为公侯，他成了九千岁，诛杀了妨碍他专权的东林党人，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作为一个忍辱负重，不得不自宫的男人，他在权力上得到了极大的补偿，顶峰是各地文武官员为他修生祠，用颂扬皇帝的话来奉承他。明末一位文人朱长祚评论说，一位刑余的太监，而天下阿谀奉承、寡廉鲜耻的士人，一起附和称颂他，将他比喻成功劳像周公、召公一样，德行如大禹、商汤一般。更有国子监的生员将他比喻成孔子再世，奏请在国子监旁边建魏的生祠。
现实中的魏忠贤，其地位完全超过了武侠小说中的东方不败。后世有人认为，他既然可以将熹宗玩弄于股掌，已经具备废掉皇帝自立的条件。这样说我以为有些夸张，唐代后期太监能左右皇室子孙即位，但自己不敢自立。不是不想，几乎是不可能，魏忠贤这类太监全部的权力来源于皇帝，他的股票可以借大明的壳上市，但不敢将公司的名号和法人代表公开改成自己。如果这样做就使自己丧失了权力源，因为再权势熏天，无论大唐还是大明，天下人恐怕接受不了一个太监当皇帝。《笑傲江湖》中的东方不败为什么不干脆杀掉任我行，而将其囚禁，并将任盈盈捧到公主一样的地位，他的难题和魏忠贤相仿。
看来，男人一旦舍弃了最重要的东西后，即使掌握再大的权力，也有无法克服的缺陷。
栽赃是个技术活（1）
栽赃陷害，在我国历史上政治斗争中，是打击政敌最常用的手法，这是个技术含量颇高的活。
能够让一个无罪的人变成有罪，当然首先是要依靠手中的权力，但光这个还不够，把政敌打倒，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必须要强调自己打击报复行为的正当性，最好的办法是给对方安一个罪名，这个罪名越时髦、越被公众痛恨、越难翻案则是最佳选择。比如大敌当前，给政敌安一个“叛徒”之名最合适；吏治腐败的时期，则最好给政敌戴一顶“贪赃枉法”的帽子。如此不仅从律法上可以惩治对方，而且从道德上把对方抹黑，让天下共弃之，似乎这就可以办成铁案了。
要构陷政敌，罗织罪名，最关键的工作是栽赃。大家都知道，“莫须有”虽然搞死了岳飞，但这种似是而非的罪名难以使天下人服气，所以高超的构陷高手，决不会愚蠢到搞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换一个比秦桧更高明的酷吏，绝对会把岳飞弄成勾结金国、企图造反这样的滔天大罪，而且还会搞出一大堆证据来。
明代和宋代比，更加专制，皇权更加暴虐，因此构陷忠良，从不会搞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连不读书的魏忠贤，陷害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这些纪检监察官员，罪名都是贪赃，即收受地方官的贿赂。
杨、左、魏等人，其道德操守天下有名，把这些清官弄成贪官，确有一定的难度，如何栽赃颇费思量，但这一切难不倒下狠心要除掉杨涟等正人君子的阉党。
栽赃陷害的第一步工作往往从外围突破，从与杨涟等人交往密切的人身上打开缺口，因为杨涟这些人自身没什么把柄可抓。
尽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但不可能一个清廉的人所结交的都是他那样一尘不染的，所谓水至清则无鱼。有一个人叫汪文言，他和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过从甚密。这个人是安徽歙县的，皖南人大多脑子活泛，此人出身狱吏，是宋江、戴宗那一类人，见多识广，明白帝国政治运转种种奥妙，为人仗义，足智多谋，被地方大员派到京都当驻京官员，主要任务是结交权贵，打探消息。
因为吏目政治地位低，和京官拉关系身份上的障碍，于是汪文言捐了个监生，也就是说他用钱买了个最高学府国子监的资格。明代举人和进士一定要考，而举人以下，除庠生即秀才是考出来的，还有些功名比如监生可以捐，有了这个资格算是正经八百的读书人，可以参加乡试。《儒林外史》中的周进，蹉跎半生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上，后来几个商人凑钱给他捐了个监生，他才能得以参加乡试，中了举人，后来又中进士，开始腾达。
像汪文言这样从底层出来的能人，办事能力远比那些科举出身、循规蹈矩的书呆子强，不多久他名满京华，结交了赵南星、杨涟等东林党人，成为他们的参谋，最后在东林党人的帮助下，做了内阁中书，也就是说内阁的秘书，能接触到核心机密。这种人尽管侠义，但比起杨涟等方正君子来说，有很多毛病，比如喜欢忽悠，爱张扬，贪财等等，这就容易被人抓住小辫子。经略辽东的熊廷弼被罢官，后又被判处死刑。久任封疆大吏的熊廷弼便想用钱打点当权者，以保住脑袋。熊家找到了汪文言，交给他四万两银子托他贿赂魏忠贤，汪文言做得很不地道，把这笔巨款私吞了。爱财的魏忠贤知道后，痛恨汪文言，熊廷弼自然也没保住性命。
本来魏公公就恨汪文言自己吃独食，而他又是东林诸人的高参，自己行为不检，首先拿他开刀再合适不过了。
我们知道明代司法黑暗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东厂、锦衣卫可以不受监督地单独办案，他们可以不经过国家正式的司法机构——刑部，就把人抓进镇抚司狱拷问。这种办案方法很方便栽赃陷害，
最开始一个倒向魏忠贤的言官弹劾左光斗、魏大中和汪文言狼狈为奸，魏下令先将汪文言抓进东厂控制的监狱——镇抚司监狱，这举动当然不是只搞汪文言一个人，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将杨、左、魏等人牵连进来。
但栽赃陷害不能让权势熏天的魏公公亲自去干，需要下面的得力干将配合。执掌北镇抚司的刘侨，良心未泯，不愿意冤杀好人，仅仅将汪文言廷杖削职，赶出京城。
魏看他不配合，将他削职为民，让自己的私人许显纯代替刘侨。——由此看出专制一定是一种淘汰好人的体制，不愿为恶者必定出局。
有了对自己言听计从的许显纯掌镇抚司监狱，构陷栽赃就很顺手了。汪文言第二次被抓进镇抚司监狱，此时他面临的不是那个多少还有点讲程序、守律法的刘侨老爷了，而是一门心思想收集杨涟等东林党人“犯罪”事实以取悦于魏公公的许老爷。
一旦掌握了专政机器，栽赃这样的技术活也变得很容易，因为没有监督，审案的人想怎样就怎样，最常使的一招古老而常青，那就是刑讯逼供。许显纯亲自拷逼汪文言，给他提供一个名单，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都在其中，只要汪文言承认就行了。这时候汪文言显出一个侠义汉子的铮铮铁骨，他坚决不承认杨涟贪赃。在一个封闭的办案环境里，颠倒黑白并不难，许显纯自己伪造了一份汪文言的供词，让人捉着他的手指往上画押。——如此，就能证明和东林党人交往密切的汪文言主动坦白了更大的“贪官”。——清廉的杨、左、魏等人一夜之间就成了大贪污犯。杨涟被侦查出来的赃银两万两，左也是两万两，魏大中是三千两，几乎所有的东林党人，在这种看似正大光明的名义下，全部被牵连在这个冤案里面。
于是，魏忠贤便名正言顺地命令爪牙把杨涟等人抓到监狱里，同样是严刑拷打，你不承认吗？还是老办法，篡改你的供词，反正要办成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铁案。
因为这些东林党人是贪赃，当然要根据法律追赃，这些人的家属只好东借西凑来“偿还”赃款。家属来“交赃”时，可以探望一下关在监狱里的亲人，监狱的管理者害怕他们逼供的行为被泄漏出来，规定家属见犯人，要隔一丈远，如此说话必须大嗓门，而且不能用方言，必须用官话，这样旁边监视的狱吏可以掌控。
终于，栽赃工程顺利完成，杨涟等“贪官”被秘密取死在监狱里。但政治形势一变，崇祯登基魏忠贤被除，永不翻案的“铁案”一夜之间冰雪消融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当年搞逼供信致人于死地的恶行也大白于天下。
魏忠贤的恐惧与修生祠（1）
所谓生祠，就是一个大人物还活着的时候给他修的纪念馆，而历史上真正的圣贤，大多生前寂寞，死后显达，如孔子、孟子等人。
历史上生祠修得最多的应当是大太监魏忠贤，一个不识字、倒马桶出身的人，能称上公，玩弄皇帝于股掌之间，令天下官吏畏惧他，确实是一大奇迹。
天启五年（1625年），东林党人杨涟等六君子被阉党害死在镇抚司大狱后，魏忠贤和其党羽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兴起大狱，将余下的东林党人一网打尽。第二年，派出厂卫缇骑到江南抓人。在逮捕原吏部文选司员外郎周顺昌的时候，引起民变，颜佩韦等五位民间义士和众市民殴打校尉，使一冒牌校尉摔死。（前文已述）
民众从府衙出来，经过一个驿站，碰到去浙江余姚逮捕黄尊素（黄宗羲之父）的校尉，正在骚扰驿站的驿丞，索要民夫马匹费用一百两银子。怒火未平的众人又对这些校尉一顿拳脚，这些人狼狈而窜，等去抓黄尊素的时候，发现“架帖”（逮捕令）都丢了，黄尊素知道计较这小小的逮捕令无非拖延几天而已，主动跟他们进京。
苏州民变同一天，去江阴县抓李应昇的校尉也激起民变，常州府几万人围住衙门，等到官差宣布逮捕命令时，十来个长发披肩的汉子，拿着棍棒大呼：“进衙门杀这些魏忠贤的校尉。”老百姓便跟着一哄而入，把校尉吓得越墙逃走。一个卖甘蔗的十来岁少年，手叉着腰说：“我恨极了这伙人，杀死我们江南许多好人。”他跟着一个胖校尉后面，用削甘蔗的刀从校尉身上割下一块肉，扔给街上的狗吃了。
一般说来，因为忍无可忍爆发的民变偶发性很强，但经历这类群体性事件的官差往上禀报时一定会夸大，加上“有组织有预谋”之类的话，不如此就显出自己办事能力太差，也难引起上面足够的重视。江南民变后，据《明史·周顺昌传》记载：“东厂刺事者言吴人尽反，谋断水道，劫漕舟，忠贤大惧。”本来民变的人在周顺昌的劝说和地方官的安抚下，已经平息了，但办差事的官人一定要如此渲染。
夸大其词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让那些做恶的人有些恐惧感。“自此缇骑不敢出国门矣。”《碧血录》载，当初魏忠贤并不愿意和所有的东林党人都交恶，他无非想报复上疏说他罪恶滔天的杨涟等几位，但投靠在他们下的群小各有自己的仇人，于是唆使他将东林党人彻底除根。当魏忠贤接到巡抚苏、松一带的干儿子有关民变的禀报，有些后悔与害怕，召集朝廷的亲信官员训斥道：“财赋尽在江南，他们真的造反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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