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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大思想家黄宗羲的父亲，就是被阉党害死的东林党人之一、做过山东道监察御史的黄尊素，因此钱谦益可算黄宗羲的父执辈。
政权鼎革后，钱谦益的行为自然受到士林人士的非议，钱本人未尝不知，但覆巢之下，想活命有时候不得不做出痛苦而屈辱的选择，钱谦益的选择，在明末清初那个天崩地裂的时代，是有很多因素促成的，后人很难以“忠奸”进行简单的划分。黄宗羲尽管自己不忘旧朝，参加过抗清战争，失败后隐居著书，坚决不出仕，但他对钱谦益，一直抱有理解的尊重。
黄宗羲从崇祯登基不久父亲被平反昭雪后，数次参加乡试，但科场考运极差，接连落第。可他的文名却很早传开了，受到了钱谦益的赏识，两人过从甚密。
钱谦益罢官归田后，靠卖文补贴家用，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把他比喻成“谀墓”的韩愈，他自己也说“手穷欠钱债多，腹穷欠文债多。手穷尚可延挨，东涂西抹；腹穷不可撑补，为之奈何”。因为钱的文坛地位，给人写文章自然润笔很多，但毕竟年老后不可能永远是文思如潮，他方有“为之奈何”之叹，不得已便请枪手给自己写文章。
黄宗羲在《思旧录》中记载了他被钱谦益“强迫”当枪手的故事。
钱谦益迎娶柳如是后，两人住在半野堂，家有著名的藏书楼绛云楼，里面的藏书十分丰富，因此黄宗羲常来拜见钱谦益并在他家看书，钱谦益对黄也十分优待，约他为晚年看书的伴侣。有一次黄宗羲住在钱家，将要睡觉的时候，钱谦益提着灯笼来找黄宗羲，送他一些金银，说这是夫人柳如是的主意。钱、柳担心黄宗羲以后不来钱家陪他读书，柳如是爱怜天下才士的风采由此可见一斑。后来绛云楼毁于火灾，黄宗羲深以为憾。
此次梨洲先生访牧斋，当为顺治七年（1650年）。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中考证此乃梨洲先生来延请牧斋去浙江金华，说服拥兵驻扎该地的马进宝反清复明。柳如是久怀复明之志，极力促成牧斋金华之行。此可为一说。钱降清后，确实有过不忘旧朝甚至为反清暗中筹划之举，黄毓琪起兵东南反清，顷刻败亡，钱谦益被牵连，幸得柳如是四处奔波，运动降清汉族新贵斡旋庇护，方得解脱；郑成功舰入长江，剑指金陵，陈寅恪认为钱、柳也为郑暗中出力。这些是否是定论先不予置评，但像钱谦益这样深荷前朝恩惠的文坛领袖，不在乎自己的清名是不可能的，希望暗中相助复明事业，事成后洗刷耻辱，完全可以理解。他最得意的弟子瞿式耜跟随永历帝漂泊西南，支撑残局，深受重用，对牧斋不能没有影响。
陈寅恪针对清修《四库全书》中有人指责钱谦益“首鼠两端，居心反复”，为其辩解道：“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钱以一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不得已降清，和拥有劲旅而主动开门迎贼的吴三桂还是有区别的。
钱谦益晚年患重病，黄宗羲前去探望，钱谦益对他说，一位姓顾的巡盐御史求文三篇，润笔千金。这三篇文章是盐台大人父亲的墓志铭和一本诗集一本庄子注解的序言，这主持盐政的大官有的是钱，当然要请最牛的文人才子来为自己的父亲吹捧，方能尽人子之孝道。钱自己身患重病，没法下笔，让人代为草拟，却文采欠佳，不合他意，也有损钱的名望，于是他恳求黄宗羲代笔。
黄宗羲踌躇半天，没答应做枪手。钱谦益将他引进自己的书房，竟然从外面反锁了，这一下黄宗羲为了早点出去，不得不当枪手。梨洲先生不愧是大才子，几个时辰就将三篇文章写好了。
文章甚合钱谦益的心意，钱将黄宗羲和自己的儿子叫到床边说，只有太冲（黄宗羲字太冲）先生深知我的心意，我死后的文字（即墓志铭等盖棺定论的文章）不托他人，一定得由太冲先生代劳。
钱谦益死后，钱的儿子将父亲的嘱托忘了，请了另一位人写评价钱的文章。黄宗羲如释重负地说：“使余得免于是非，幸也。”
由此可见，黄宗羲见识远甚于那些迂阔的腐儒，他能理解在乱世中一个文人不能死节而苟活甚至做新朝官员的选择，他没有拿着道德的棒子，用自己的标准要求别人，因此对钱依然尽子侄辈之礼；可是作为一个风骨凛然气节高拔的文人，他心中当然并不赞同钱谦益所为，因此他也不能违背自己的原则褒扬钱的品行。因此让他给钱谦益写死后盖棺定论的评价文字，实在太为难了。所以当钱家请别人时，他庆幸自己免于是非。黄宗羲是有强烈历史感的人，他著书立学，将留万世名，可不愿意让“谀墓”文字给自己带来污点。
失节夫宽容失贞妻（1）
关于明末名士和名妓之间的传奇故事很多，如冒璧疆与董小宛，侯方域和李香君，最有名的当是钱谦益和柳如是。原因不外乎三点：一是钱谦益是名士中的名士，柳如是为名妓中的名妓。二是钱能用迎娶正妻的礼仪纳柳入室，而钱正妻尚在，他们在一起皓首玉颜相守了二十年，并育有一女。而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明亡后两人不同的态度，一个名妓比一个做过崇祯朝礼部侍郎、弘光朝礼部尚书的文坛领袖更有气节。
国破之时，读书人比青楼女子还不知亡国之恨，持这个论点的人最容易举出的论据就是钱与柳。清代的文人笔记记载，1445年南明覆灭（乙酉之变），清朝豫王多铎率大军南下，柳如是劝钱谦益取义成仁，自杀殉国，钱谦益于是载酒湖上，而且还事先告诉许多亲友，他要效仿屈原大夫自沉以明志。他在船上流连犹豫了许久，用手探了探水，说“冷极奈何！”最后还是不敢死。而柳如是独自想跳进水里，被人拉住。——这一幕真像演戏，演员没按照剧本的要求演，本来主角应该做的事情让配角来做了，这叫抢戏。千古艰难唯一死，钱牧斋想苟活，不能对其太苛求。可还要把自杀当成行为艺术来表演，事先请好观众来观摩，求名之心若此，他最终不敢死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事后跪降多铎，受清廷之征，上北京做官就犹不可宽恕了。晚年钱谦益不得意，动不动就发牢骚说，要死要死。柳如是如此嘲笑她的丈夫，公不死于乙酉国亡之时，而要死于今日，岂不是太晚了？
明末倒有一个名士真的学了回屈原，他就是东林党的创始人之一，官至左都御史（明代最高监察官员，称“总宪”）的高攀龙，明天启年间，魏忠贤等阉党人士欲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派缇骑去无锡逮已罢官在家的高攀龙。高攀龙得知逮捕者就要来到的消息后，在书房里留下一封遗书，悄悄地投进旁边的池塘而死。遗书中说：
“臣虽削夺（削籍为民），旧系大臣，大臣一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
所谓读书人不如妓女，是因为二者身份反差太大。明朝养士三百年，士人为其殉国好像是理所当然。可晚明对正人君子的摧残不遗余力，忠贞之士下场很惨，阿谀拍马之徒洋洋得意，这样的状况下能有夏允彝夏完淳父子这样殉国的士人已经很难得了。钱谦益一生比较顺利，早年科第高中，中年官拜侍郎，闲居在家日子也过得逍遥。所谓江湖越老，胆子越小，这样的人非有超常之胆气，很难自己了结自己的生命。而妓女因为是个倚门卖笑、朝秦暮楚的职业，对这类人本来就没有什么道德上的要求，这类人若能有些气节，自然有轰动效应。这和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道理一样。柳如是早年坎坷，在当过内阁大学士的周道登家，几乎被妒性很强的大夫人杀死，后流落江湖，游走于名士之间，其胆识其毅力当然比没受过什么苦的钱谦益强。
钱谦益北上后，柳如是独自留在南京。陈寅恪认为这足见柳如是的见识超过其他降臣的妻妾，因为吴伟业带着妻妾进北京后，自己宠爱的一位小妾让清朝权贵淫辱而自己无可奈何。柳如是和其他人的妻妾本来就没有可比性，因为其他妻妾没有丝毫的自主性，完全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而柳如是则不一样。她没有随夫北上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她对丈夫投降新朝不能原谅，自己留在江南，避免降清的尴尬。
柳如是留在江南期间，发生了一件超级八卦：柳和一位姓郑的书生通奸。这件事有点蹊跷，尽管柳出生娼门，和陈子龙、李待问等才子等有过同居或一夜情的关系，但嫁给钱以后，所谓妓女从良，比贞妇还要守妇节，钱和柳居金陵时，见到李待问，并将李当年赠予的定情物还给李。这次红杏出墙，大约是对钱失节降敌失望所致。钱谦益的儿子认为柳的行为有辱门风，将这件事告官，并将书生杖死。
被戴了绿帽子的钱谦益从北京回来后，对儿子的行为不但不赞赏，反而十分生气，不愿意见他。钱谦益说：“当此之时，士大夫尚不能坚节义，况一妇人乎？”
钱做了王八还替柳如是辩解，寻常人没法理解，清代李清的《三垣笔记》中载：“闻者莫不掩口而笑。”我以为这正说明钱谦益有自知之明，羞耻心尚未丧失，和阮大铖、孙之獬之流不一样，后者完全是无耻之徒。对自己的失节，钱因为很羞愧，他明白妇人失贞和士大夫失节相比，只是小事一桩，他没有资格指责红杏出墙的柳如是，所以只能宽容她。而很多士大夫，自己道德败坏毫无气节，却要求闺房里的妻妾成为贞节烈妇，这样的人真的可恶。
钱回到老家后，有无名氏在苏州虎丘的石头上刻了两首七律，讽刺钱谦益，其中一首有四句这样说的：“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这诗对钱来说，可算是剥皮式的挖苦。这首诗记载于陈子龙的遗著《陈忠裕公全集》中，并记载，钱谦益见到这两首诗后，数日内很不高兴。——他能高兴起来吗？而这陈子龙，正是柳当年深爱的旧情人，最后因抗清而死。柳如是对和自己最亲密的两位男人的不同选择，不知会有何种感想？
科场风气和国运
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十分完善，历代皇帝也都十分重视科场风气的好坏，对舞弊的士子和考官不惜痛下杀手。到了明末，相对公平、严肃的人才选拔制度被损害，各种托关系、走门子、贿赂考官的行为层出不迭，一直到明亡后，清入主中原，又重新开始对科场风气的大力整顿。
明末清初的野史《研堂见闻杂录》，作者在书中记述了他目睹所在的苏州府科场风气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如何迅速被败坏。
作者说，他年轻时成为庠生时，那个时候童生考秀才，“从未有以贿得之者，惟达官贵人真子弟，方能勉附其末”。那时候高级官员子弟较贫寒子弟更容易成为秀才，是制度上认可的一种政治特权。
“后积弛干请嘱托得者，每案中有三四见矣。”通过各种关系可以中秀才的风气开始萌芽，但程度不厉害，作者说，那些通过走后门成为秀才的人，生怕别人知道自己的事，多方掩饰，以别人问自己功名的来历为耻，别人说到这种贿赂获得秀才资格的事情，自己的脸会发红。此时，可见读书人阶层的道德还未变坏，人普遍还有廉耻之心。
“至今日，而督学使者，以此为囊橐之资，每案发，其贿得者居大半，而父兄不务藏饰，子弟不知掩蔽，若天壤间固宜有是事。”科考一旦成为主持其事官员的发财途径，靠贿赂而得秀才不再是一件耻于被人知道的丑事，可见科场风气已坏到什么程度。作者提到当时任苏州一带的学台张能麟，每次考秀才，“前后名有定价”，通过这种渠道向他打通关节成风，自己搜刮饱了后，他不忘利益均沾，“缙绅达官广文孝廉承差役吏，无不及业”。凡是能和考试沾上一点关系的人，都能分到好处。
这样搞下去，结果是“一案出，而真才不一二矣。而童子科为尤甚，未试则以帖下州县，每县坐一二十名，刻期交纳”。而底下的州县，借这股考试的东风，进行搭车乱收费，“如收捐纳，如纳税金，无顾避”。等到考试的时候，“府道之所属，台宪之所致，乡大夫之所恳，教官之所求，庖厨隶胥之所渎收，牙婆媒氏之所关说，几于如烟如海，不可胜计”。通过考试发不义之财已经成了一项产业，有了专门的中介人员，连管事官员家中的厨子、仆人也敢收钱。贿赂公行，便有交了钱也没有考中的童生，更有一些本来得到了中秀才的喜报，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