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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钱若赓贪污腐败，那就最好了，收拾他名正言顺。可这老钱还真是个清官，爱民如子，抓不到这方面的毛病。但他对强盗很严酷，用严刑捕盗，在那个年代，用这样的工作方法搞治安，从朝廷官员到普通百姓，大多会赞同他是个好官。而有些御史本来就是皇帝一条狗，蹲在宫廷大门口，说让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就几口。他们很善于揣摩皇帝意图，皇帝讨厌谁，就上书弹劾，基本上百发百中。有御史终于在鸡蛋里找到骨头了，说钱若赓对强盗严刑拷打，是酷吏。皇帝见到奏章后，便开始算旧账，下令将钱若赓处死。
那时候官员中并不都是些墙倒众人推的玩意儿，六部和都察院有许多官员上书救他，万历帝不答应。临江府的老百姓凑钱，连年集体上访，为自己的好知府申冤，最多的一次来了千余人。你想想，一千人来到京城为一个地方官员求情多么不可想象，那时候交通不便，从江西到北京多么不容易。内阁首辅申时行知道钱很冤枉，把这样一个既得官心又得民心的好官杀掉，他也不忍心，可天命难违，怎么办？他想出来一个折衷的办法，按照皇帝的旨意给钱若赓判处死刑，但和刑部密议，每年都找个理由给他缓期执行。如此，钱若赓在死囚牢里关了三十七年。
钱若赓被关进大牢时，儿子钱敬忠才一岁。一个囚犯的儿子，被母亲抚养大，读书、应举，该是何等的不容易。不过那时候科举有一点让我赞叹，除了伶人、娼户等少数贱民，科举的大门对所有人敞开，一个冒犯皇帝的死囚儿子，硬是通过了政审，从县试、乡试、会试，一路通过没受什么影响。会试登第后，钱敬忠便舍弃了殿试机会，回家看望还在狱中的父亲，然后再返京，穿着囚服喊冤。给皇帝的奏疏送入，主管向上递交奏折的通政司认为他的言词太过于激烈了，扣下不报。——当年他父亲也是因为上奏言辞激烈罹祸。不甘心的他再次上奏，要求代替父亲去死，并且跪在午门泣血求内阁和吏部转奏，当时在京的江西人也纷纷发表公开信声援他，催促司法部门重新讨论钱若赓的案件。一个会试及第的士子，毕竟不同寻常上访农民，这件事变成物议沸腾的公共事件，万历帝也知道了。那时候他快去见他的列祖列宗了，大概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下旨：“钱敬忠为父呼冤，请以身代，其情可哀。汝不负父，将来必不负朕。”于是赦免了钱若赓，让他回乡养老。
殿试三年一次，会试及第而耽误殿试者，可直接参加下一次殿试，因此过了两年钱敬忠参加殿试，授刑部主事，这个泣血替父亲鸣冤的孝子开始做官审理案件了。此时，万历、泰昌两任皇帝已经驾崩，进入了天启朝。
古语说，求忠臣必入孝子之门，所以万历帝觉得这样的孝子，将来肯定会成为大明忠臣，是有理论根据的。但这是一个很残酷的忠孝佳话，皇帝找个理由要将一个清官杀死，幸亏底下人搭救才保住脑袋，三十七年的羁押后被释放，还得高呼皇恩浩荡、司法公正。所谓雷霆雨露，皆是皇恩，当年要杀你，关你，是正确的，如今放了你，也是正确的，应该谢恩。
明代这类悲情孝子还很多，最著名的则是“东林孤儿”。东林诸君子被抓后，他们的儿子纷纷想办法营救，魏大中的长子要跟随父亲入狱，大中被害后，他扶柩回乡，悲伤过度而死。崇祯登基后，东林党的后代们聚在一起，进京替父亲鸣冤，其中领袖就是黄尊素的儿子、一代大儒黄宗羲。最后阉党被清除，东林君子平反昭雪，黄宗羲带领各位孤儿到父亲当年被关押被害死的镇抚司监狱痛哭祭奠，哭声飘入宫禁让崇祯帝听到后，感叹：“忠臣孤子，甚恻朕怀。”
新皇帝给忠臣平反，当然是大快人心的正确之举，孤儿们和大臣们颂圣之声直干云霄，至于这些忠臣怎么会死在先帝任上，没人去细究，把所有的错误推到魏忠贤等一干奸臣头上即可，英主被群小所蒙蔽，一直是对这类平反事件最有效的解释。
黄宗羲的眼光超越了同时代的人，也许因家国的变故，他更能看穿朝廷所提倡的忠臣孝子之类的观点，所以他在《明夷待访录·原臣》里有这样的观点，天下的治乱，不在于一姓之兴亡，而在于万民之忧乐。由此桀、纣的灭亡，乃是天下得治的开始；秦政、蒙古之兴，乃是为乱的开始；晋、宋、齐、梁之兴亡，则与治乱者没多大关系，是单纯的改朝换代。如果为臣者对百姓于水火之中的困苦不闻不问，即使能辅君王而兴，或者随君王而亡，这样的人也未尝没有背离真正的为臣之道。梨洲先生已有这样的认识，所谓真正的忠臣不是忠于一家一姓一人，而是忠于江山社稷天下苍生。
亲不亲，路线分（1）
崇祯朝的名臣文震孟，在应黄宗羲之请为其父黄尊素所写的墓志铭中，分析了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为害极大的原因。他说，刘瑾、王振当权时，小人依附他们，还自认为是旁门曲径，生怕被别人知道。而在魏忠贤的时候，小人把依附他视为康庄大道，毫不避讳，大家都看在眼里，明了于心，只要是正人君子，为小人所恶，就会被魏忠贤仇恨，不必这人一定要有惹怒魏忠贤本人的积怨。因此一人的仇恨终归有限，而众小人的共同仇恨乃是对天下所有的正人君子，因此正人君子都被清洗难以幸存。
刘、王两大太监当权时，依附宦官打击政敌仅仅出于个人恩怨，到了魏忠贤当权时，迫害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正人君子，乃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路线斗争。
这种路线斗争历史渊源很深，从万历时代的国本之争，京察之争开始，就有党争的影子。官僚体系中分为浙党、昆党、宣党、齐党、楚党、秦党，这种以地域为门户本是帝制时代的政治常态，不足为奇。而顾宪成、高攀龙在无锡办东林书院，二人的道德、学问吸引了许多士人，以弘扬学术为主，兼及议论时政，影响越来越大。
东林党人，当然是以正人君子为主，但并非全部是君子，其所对垒的派系浙党等也并非全部是小人。但中国古代的正人君子有个毛病，《老残游记》中有人评论道：“清廉的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种以道德标准来划分敌我的二分法本来就很荒谬，政治远非道德评价那样可以黑白分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开始的循例考察京官，是所谓“东林”和“浙党”早期冲突最厉害的一次，原因是东林人占优势的吏部和浙人沈一贯为大学士的内阁，围绕人事大权产生的矛盾，却搞到势如水火。后来到了泰昌、天启时，沈一贯早就罢相，顾宪成已死，这种相互对垒的局面应该瓦解了。
但在中国古代，两拨读书人之间结下了梁子，是很难冰释的，矛盾还会随着门生故吏代代相传。东林人认为在当年京察时，自己公正廉明，而内阁大佬企图以权谋私。双方相互攻击对方结党。
泰昌帝皇帝位子才坐了一个多月，因沉溺女色，误服臣下所进红丸而暴毙，皇位传到那个木匠皇帝天启帝。泰昌崩驾时，泰昌所宠幸的李选侍一直在身边服侍，她不愿意搬离只有皇帝才能居住的乾清宫，希望将甫登大位的傻少年天启帝控制起来，达到干政目的。杨涟和一些大臣认为这个李选侍既非先帝的正宫娘娘，又非当今皇帝的生母，正值壮年，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皇帝住在一个宫内，祸患无穷，便让李选侍立刻搬出乾清宫，腾出来让新皇进驻。这是晚明有名的“移宫案”。
“移宫案”中，杨涟、左光斗等东林人对天启帝扫除亲政障碍，顺利即位有功，因此东林诸君子得到了重用。已经罢官的东林老人赵南星、高攀龙等重新启用，而且占据要津。赵南星为吏部尚书，高攀龙为左都御史，掌握了人事和监察大权。杨涟也擢升为左副都御史，左光斗为右佥都御史，分别为都察院二把手和三把手。其他如魏大中、顾大章、夏嘉遇、周宗建等等东林君子，都是重要的部、院和科道官员，一时间，朝政基本上被东林人把持，这就是所谓短暂的“众正盈朝”。其他不合他们法眼，被视为小人的臣僚们当然心怀不满，而且提心吊胆。
如果真正有大政治家的气魄，此时东林人最重要的就是实现邹元标所提倡的“和衷”，不能简单以道德的标准来对待众臣，更不能以门户之见来处理政事。但掌握铨叙大权的东林人在提拔自己阵营里的“正人”同时，不忘打击报复非自己阵营的“小人”，落下了结党营私的口实。
尤其是吏部尚书赵南星，这人刚严清廉，这当然是很好的个人品德，可作为干部主管部门的首长，太是非、爱憎分明未必是好事。比如说魏忠贤和赵南星是同乡，看到赵已有这样的权势，希望结纳，派自己的外甥登门拜访，赵不予接纳。当时的内阁大学士、魏忠贤的得力干将魏广微，其父魏允贞生前和赵南星、顾宪成非常要好，在万历帝迟迟不立太子时，结成同志，不怕被罢黜，上书力谏，是万历朝的名臣。这魏广微当了大学士后，应当说是吏部尚书的上司，他以子侄辈的礼数三次登门拜访，赵南星闭门不纳，而且对人说“见泉（魏允贞的字）无子”，并让人带话给魏广微让他好好读父亲的遗著，好将来能在九泉下有脸见父亲。那个年代说人违背父教是最厉害的骂人，魏广微能不痛恨他吗？
虽说是道不同不足与谋，但赵南星等东林党人此时不是简单地居家过日子，而是在辅佐朝廷，是非观当然得有，但行事应当讲究方式。像魏忠贤、魏广微主动亲近，虚与委蛇，给人家一个面子又如何。彼此同朝为臣，维系着表面上的客气，没准能利用自己的影响，使朝局较为平稳地运作。人家魏忠贤和魏广微等阉党并不是一上来就要和你刺刀见红。
君子和小人斗，君子往往斗不过小人，有君子疏小人密的原因，也多半是因为小人善于从权而变，君子刚直不阿，心中有一种所谓的道德底气，因此比较牛逼。但为政不是讲学，看到赵南星等人的表现，就能理解当年张居正，为做大事，其行事方式被人指责为走旁门左道，张居正是多么不容易。
东林诸君子这种“亲不亲，路线分”的行事方式，终于使矛盾激发，很快不可收拾，演化为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尤其那些不被东林诸人喜欢的“小人”，为了自保，即使内心未必敬佩魏忠贤，也纷纷投靠，结成同盟来对付东林，东林焉能不败？所以高阳批评赵南星这样的君子，“正气可敬，却微嫌刚愎，行事直道而行，不说后果，因而把一些游离分子都逼到阉党那面”。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南明拥戴福王的大奸阮大铖，本来和东林诸君子关系不错，他是怀宁人，和桐城人左光斗是老乡。吏部给事中出缺，按年资他比魏大中更有资格接任，他原本是工部给事中，但显然掌管吏部监察的给事中权力更大。阮到处活动，这在当时也很正常。问题是他活动到魏忠贤周边，赵南星知道了很厌恶他，找个理由将阮调任，阮连原来的位子都没有保住。你想想阮能不恨他吗？于是，阮干脆倒向阉党，这哥们比一般人办事精细，担心魏有可能倒台，每次进魏府拜访时投的名刺或者写的效忠信，都费重金找魏府的仆人偷出来销毁。魏败亡时，他立马上书攻击魏忠贤。等有人向皇帝报告阮大铖也是阉党爪牙时，竟然找不出一点文字证据。
阮被赶到阉党阵营，崇祯上台后，阉党被清理时阮同样受到牵连，没有文字证据但口口相传他也只得去南京闲居，在南京他希望东山再起，倾心接纳名流。但又遭到东林的延续复社诸君子的打击，他们到处贴大字报，揭露阮的丑恶，要求“防乱”。《桃花扇》中有一幕，祭孔子的时候，阮大铖曲意逢迎复社的吴应箕、杨维斗、沈昆铜、沈眉生等人，谁知被这些愤青打了一顿。这是写实。阮后来做了南明重臣，便立刻报复复社诸君子。
东林诸人，除了黄尊素外，多数是知直不知曲的君子，他们被害时固然正气冲天，让后人敬仰其气节，但千古留名又如何，朝局越来越糟糕，这不是他们的初衷。这样的君子，其实对个人声名之看重甚于国家利益，搞“亲不亲，路线分”的斗争，最终两败俱伤，于国于民都没什么好处。正邪不两立固然不错，但在具体的操作中不能绝对化。
一位“范进”式的烈士（1）
天启四年、五年（1624年、1625年），魏忠贤等人将杨涟、左光斗以及高攀龙等东林人士一网打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