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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景帝和朱元璋相比，是个仁厚得不能再仁厚的皇帝了，而晁错又很得景帝的重用。况且这晁错提出削藩也是投皇帝所好，为朝廷社稷着想呀。可他受到重用，主持修订削藩法令时，已经在自取灭亡。《资治通鉴》记载，晁错父亲知道此事后，从老家赶来教训儿子：“皇上刚继位，你当权处理政事，却要削弱诸侯，疏离人家骨肉，舆论对你很不利，你为啥这样做？”晁错却说：“就应当这样。不这样做，天子不尊贵，宗庙不安宁。”父亲叹息道：“这样做的话，刘家天下倒安宁了，我们晁家就危险了。我回家去了。”他父亲回家后就服毒自杀，临死前说：“不忍心看到大祸降临。”最后人家兄弟间打架，打出的旗号就是“诛晁错，清君侧”。诸侯造反，一般不会傻到明明白白说是要夺皇位。朱棣要搞自己的侄子，打出的旗号也是“靖难”，把矛头指向建文帝身旁主张削藩的齐泰等人。这一下子，晁错的替罪羊是当定了。景帝在决心杀晁错之前说：“我不能爱惜他这个人才而向天下谢罪。”——人才算什么？割了一茬还有一茬在后头等着，而江山、皇帝的威望自然是最重要的。最后晁错被灭族了。
叶伯巨死后好些年，朱元璋的儿子和孙子为江山终于大打出手了，有人说还是当年叶伯巨有先见之明。这都是废话，这算什么先见之明！为了花花江山，人家李世民兄弟还有玄武门之变呢？骨肉情谊在权力面前又算得了什么？藩王拥兵自重的后果，当时肯定好多大臣都看到了，可人家知道说这话的风险，所以都一本正经地说，各个藩王之间手足情深，孝顺友悌，陛下大可高枕无忧。只有叶伯巨是那个什么也不考虑的小孩，把皇帝光屁股的真相说出口了。
金銮殿上的“群众暴力”（1）
明朝是个重礼法的朝代，出仕的士人，不管个人品德如何，但是在公开场合，总要摆出“非礼弗视，非礼弗听，非礼弗言，非礼勿动”的样子。廷臣为了进谏皇帝，把头磕在地板上大出血的有之，甚至绝食上吊也有之。但很难想象当着至尊之面，像北洋政府或今天台湾地区的议会那样，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如果这样的话不但是有碍礼法，更是藐视朝廷的权威和帝王的尊严。
但在明朝“土木堡之变”后的非常时期，明朝的金銮殿上上演过一曲全武行，远甚于台湾地区议会的群殴。由于英宗听信了权奸大宦官王振的话，轻率地亲征瓦剌，被俘虏了，史书上称“北狩”。——中国历史上，“北狩”的还有宋代徽、钦二帝，明明是自己当了猎物，被“蛮夷”抓获了，应当是“被狩”，可我们老祖先用传统的阿Q法如此为尊者讳。
国中不可一日无君，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代行国家元首的职责。后来他在于谦等人的拥戴下，登基做了皇帝，绝了瓦剌以英宗做奇货来要挟明廷的念头，是为代宗。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二十二日，英宗被俘后的第七天，尚未登基的代宗作为摄政王上朝理事，当时王振也跟着英宗出征，死在乱军中了。受够了这个大太监鸟气的官员们，这下可以放开嗓门一诉委屈了。右都御史陈镒（都察院主官，正二品）联合大臣提议：王振危害社稷，陷害皇上，请诛杀其族来安抚人心。
这时候其他大臣哭声震动大殿。——中国文官动不动就哭哭啼啼，确实是个值得研究的有趣现象。这时候一个没有眼力的王振同党马顺站出来呵斥陈镒，他大概还以为是他所仰仗的王公公当权时期。一帮大臣本来就恨王振恨得想寝其皮食其肉，这下一个王党“余孽”如此不知趣地站出来维护老大的利益，岂不是送上门来？
给事中王竑愤怒了，他和刑科给事中（给事中是派驻在六部的监察官，类似今天监察部驻各部委的监察官员）曹凯，看到陈镒被王党的人斥骂，且王振当权时，监察机构形同虚设，新仇旧怨涌上心头。两人揪住马顺的头发，用牙咬他的肉，大叫：“你以前帮助王振作恶，狐假虎威，现在事情这样了，谁还怕你呀。”其他大臣一哄而上，活生生地将这马顺打死在金銮殿上。
反正已经出了人命，这些大臣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要王振另外的同党毛、王二人。这时候有个太监金英，脑瓜子比马顺活络多了，关键时刻以实际行动来立功，争取这些失去理智的文官的原谅，便主动把这两人揪出来，一阵乱拳两人被当场打死。大伙儿还不解恨，把三具尸体拖到东安门陈列。不一会儿，又有人把王振的侄子王山（就是霸占某死去指挥的小妾，陷害薛瑄，后来做了锦衣卫高级官员的那位）抓过来，反绑双手让他跪在庭上，让众人唾骂。刚刚摄政的朱祁钰哪见过这架势，吓呆了。还是于谦比较镇定，他扶住朱祁钰坐下，在请示摄政王后，向百官宣谕：“马顺等几人罪当死，其他参加殴打的人不以杀人罪论处。”
这样一下大家就安静了。群众暴力经过事后追认，合法化了，打架的人成了锄奸的勇士。王山被拖出去“磔之”（将尸体一刀刀割碎），王振也被抄家灭族。
这场金銮殿上的武斗余波未平，代宗登基后的景泰元年（1450年），镇守浙江的宫中宦官李德上书道：诸臣擅自杀死马顺，等于侵犯朝廷。这样的贼臣不能再用。——同样是宦官，他和王振有共同的利益，这样的上表不足为奇。而且他说得很有道理，颇有点依法办事的味道，这马顺等三人即使罪该万事，也得由朝廷下令逮捕，交由三法司审理，再判处相应的刑罚。大臣自己动手将人打死，当然是犯罪行为。我想从古至今，这是个一般人都能明白的常识。
可是牵扯到那么多大臣，一一追究起来，大敌当前，这代宗刚刚坐上的皇位能否稳固还难说。于是代宗再次安抚参加武斗的大臣：“诛灭乱臣，目的是安定众志，爱卿们的忠义，朕已知道，不要把李德的话放在心上。”皇帝再一次确认了那场金銮殿上武斗的合法性。
这个故事或许能反映出明朝不正常的政治生态。受儒家文化教育多年的文官们，竟然能在朝廷不顾法度，将人打死。本来可以通过正常方式解决的问题，往往只能通过极端方式解决，这说明在这些读圣贤书，知朝廷礼法的文官的潜意识里，正常方式没有非正常方式管用和解恨。而因为众怒难犯的原因，对于此种群众暴力，还得事后认可其合法性。法度之严肃性必须让步于现实的政治利益。
不吸取岳飞教训的于谦（1）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所吟诗句，今天读过中学的国人大约都熟悉。这首诗歌是少年于谦托物言志，但一诗成谶，作为大明的一个关键时刻保卫首都的忠臣，在英宗“夺门之变”后，被杀死在刑场，全家被籍没。真正的“粉骨碎身”了。
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听信太监王振的建议，冒然亲征瓦剌，被敌人俘虏，瓦剌骑兵一直抵达到北京城。于谦主持国务，否决了迁都南京的建议，带领军民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因为瓦剌要扣押英宗以要挟明朝，于谦等人拥立英宗的弟弟代宗为帝，粉碎了瓦剌的图谋。
于谦因此成为了大明的第一功臣，得到代宗的信任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他也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的隐患。他要避免此祸，只有一个前提：让英宗永远不要回来，或者干脆死掉。
但是他和代宗，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在英宗失去利用价值后，瓦剌让明朝迎接英宗回家，于谦此时应当极力劝说代宗，让英宗永远滞留在异域，或者在迎接的途中，如当年洪武帝朱元璋对待小明王一样，授意手下部将廖永忠在途中害死小明王。——你大权在手，谁敢说个“不”字，无非腹诽而已。可是他们好好地让英宗回了北京，尽管软禁了英宗，防止他东山再起，尽管英宗也发誓不再复位。——侥幸活了一条命的英宗，此时在弟弟的屋檐下，他当然什么话都能说。但权力的诱惑实在太大了，誓言算什么？亲情又算什么？
景泰八年（1457年），代宗突染重病，卧床不起，而太子这时已经早逝，皇位继承权发生了问题。武清侯石亨、御史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大臣勾结了起来，在正月十六日凌晨发动政变。拥着英宗登上御辇到东华门外。守门禁军见是太上皇，不敢阻拦，石亨挥军直入东华门，扶英宗入奉天殿。这时天已启明，群臣进宫早朝，见英宗已端坐在宝座上，均大吃一惊。英宗安抚群臣说：“景泰帝病重，大家迎我复位，你们各安其事，各安其位吧。”又过了一个多月，景泰帝病故，享年三十岁。
英宗复位成功后。徐有贞和石亨唆使谏官弹劾于谦、王文，谋划迎接亲王之子入宫继位。都御史萧维祯说：“此事出自朝廷，你不接受罪名也难以幸免。”于是罗织罪名，以“意欲”二字附会成罪，当处以极刑。奏报到英宗那里，英宗说了句：“于谦实有功。”徐有贞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
要证明复位的合法性，于谦必须死，尽管从英宗到构陷他的众臣，以及全天下的老百姓，都知道于谦是冤死的，但在最高权力的归属这样大的利益面前，一个人的生命算得了什么？
于谦以“意欲迎立外藩”获罪，和岳飞因“莫须有”罪名丧身如出一辙。岳飞手握重兵，本来就遭到赵构以及南宋文官集团的提防，他还不知趣地说：“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他公开宣称要北伐，迎接徽、钦二宗回来。这赵构能不着急吗？他父亲和哥哥回来了，他这个皇位就不稳固了。岳飞是军事天才却是政治弱智，等待他的当然是“莫须有”罪名，这罪名能不能服众，当然不是赵构、秦桧首先要考虑的，现实的权力总比身后历史评价重要些。手握绝对权力的人，要搞死一个人，安个什么罪名还不容易？
史载：“及（于谦）籍没，家无余赀。”当初瓦剌首领也先要归还英宗，大臣商议遣使奉迎，帝不悦曰：“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可见代宗是很担心自己的哥哥回来的。可于谦从容曰：“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代宗只好说：“从汝，从汝。”
于谦不但没有阻止迎接英宗，反而劝说犹豫不决的代宗把英宗接回来。祸根是他自己种下来的。于谦自取其祸的根本原因是他太刚直忠贞，心里只有朝廷的威望，而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这样的人，在中国杀机四伏的宫廷政治中，被杀掉是情理之中的事。
诗以言志，大多数人熟悉于谦那首《石灰吟》，他还有一首七律，知道的人不多，从这首《岳忠武王祠》，可见他对前辈忠臣的景仰和效法，没想到他俩的结局都是那样相似。诗曰：
匹马南来渡浙河，汴城宫阙远嵯峨。
中兴诸将谁降敌，负国奸臣主议和。
黄叶古祠寒雨积，清山荒冢白云多。
如何一别朱仙镇，不见将军奏凯歌。
薛瑄的“不识抬举”
薛瑄是明代的大理学家，创立了河东学派。他是山西河津人，永乐十九年（1421年）进士。
正统年间，他因为得罪了权势熏天的大太监、自己的同乡王振，差点被处死。他得罪王振，原因用现代一些人的眼光来看，是他不识抬举。
正统八年（1443年），王振问三朝元老、大学士杨士奇：“我的同乡谁可以重用？”杨士奇推荐了学问和官声都不错的薛瑄。于是皇帝下旨，把他从提学佥事（大约相当于教育部一个督学）提拔到大理寺少卿的高位（最高审判机构的二把手）。这王振重用自己的老乡，显然是想在朝廷培植自己的羽翼，和皇帝第一号红人攀上老乡关系，对别的官员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薛瑄这老兄升官后，毫无谢恩的表示。杨士奇这个官场老油子提醒他去拜见王振。薛瑄一口拒绝，理由是：“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吾不为也。”中国历朝历代，官职这个公器常常被有权势的人用来做私自的人情送人，可他就是不愿意遵照这个潜规则行事。一天，在东阁议事，公卿们纷纷上前拜见，薛瑄屹立不动。王振过来向他行礼，他也不还礼。升你的官，你不谢恩，这倒罢了，场面上你都不给人家面子。这下薛瑄彻底惹怒了王振。
你要知道大部分朝廷官员是如何巴结王振的。据《明通鉴》记载，公侯勋戚都称呼王振为“翁父”。工部郎中王佑，因巴结王振被很快升为本部侍郎；都御史王文、陈镒，都跪在门口迎接王振；兵部侍郎徐晞向他卑躬屈膝，不久提拔为尚书。一时间士大夫丧尽廉耻，却怡然自得。
对这个不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