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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文臣和太监》作者：十年砍柴
第一编 皇帝之专政
明朝的三只“蚂蚱”
文/韩晗
历史学家曹聚仁先生说，大学里有三种力量，教师，学生和行政，如果任意两方合作起来对付第三方，第三方就完蛋。另一位西方思想家哈贝玛斯说，在行政、司法与立法中，绝对不能出现二合一的局面，否则就会出现腐败。
《皇帝、文臣和太监》这本书，同样是从“三”这个数字中，去发掘某种平衡和趣味。大明朝在砍柴先生的笔下，变得十分暧昧，原本残酷的政治被作者以家事戏仿，突然呈现出前所未见的微妙景观。“皇帝如夫，文臣如妻，太监如妾，相互猜忌，相互伤害，也相互依存，这种微妙的关系持续了近三百年……”封面的几句话，直接地传达给读者这本书所提供的视角。治大国如烹小鲜，皇帝、大臣与太监也就构成了这么三种相互制衡的力量。
作为一名明史爱好者，似乎一直在宫闱政变中沉浸，始终未能抬起头来。正是这位机智的兄台，让我从历史中幡然警醒，历史的规律就在于这么一个玄妙的关系当中。如果以西方盛行的政体，来观照中国古代的政治格局，或者可以看做是，皇帝立法，太监司法，大臣行政——由此三种力量构成政坛的基本因素。
这个比拟并不确切，因为太监的司法功能，在古代社会中更多是以擅权僭越来体现的。但此种三权分立并且监视依存的体系，却普遍地存在于各种权力场中，哪怕仅仅以潜规则的形式发挥作用。
所谓立法，就是定规则权利的拥有者，而司法，则是一种监督履行规则的权利，行政就自然而然地作为规则的履行者。在这三者的关系中，规则的履行者与监督者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对抗的矛盾，而定规则的一方为了保证规则得到履行，从而促使他权利价值的实现，必须做出民主的姿态，对前面两者的矛盾进行调和。这种三方对峙的关系，维持着表面上的稳定，但总会有人不断地试图去打破，以提高自己一方的重量。将近三百年的明代，在十年砍柴的笔下，正是这样一个漫长而又短暂的争斗史。
史学的意义就是反照自身的时代，这是写历史的最高层次。十年砍柴先生承袭《闲开水浒》的借古言今，于细节中见真奥，于历史中窥定律，在今天有关明清历史类书记车载斗量之时，他并没有赶时髦再去演绎那些历史故事，而是用读书笔记的形式，还原历史的走向，阐述自己对明代政治格局的独特看法。
读毕《皇帝、文臣和太监》，忍不住感叹，三只蚂蚱被栓到一根绳子上，无论是皇帝、太监还是大臣，他们都是权利所有制这个绳子上的蚂蚱，为了权利场的力量，你死我活。如果砍柴先生能从更高的境界来思考，百年之后，千年之后，这种权利场消失的时候，这个三种力量相互制衡的因素还会存在吗？
（韩晗，学者、作家、中国戏剧文学奖得主）
导读 夫妻妾共处一室（1）
一提起明朝，稍有历史常识的人，脑海里也许会浮现出这样的印象：残暴或荒唐的皇帝，悲情与窝囊的大臣，贪权和阴毒的太监。
这种图谱式的感觉并非没有来由，大明的政局主要由这三种人左右，无论皇帝、大臣抑或是太监，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他们多多少少有些畸形的性格和古怪的气质。但我们一旦走进浩瀚的史料，试图去一点点感知那个时代人物的呼吸与爱憎，我们可能会觉得以上那种感觉太简单了，而且有些似是而非。
历史就像一条河流，它流经的地方，我们再回首去看，一定能看到河流顺着地势伸展到下游的轨迹，历史的发展，后人总能看出某些内在的逻辑，尽管其中不乏一个个偶然性事件串起来。
那么，明朝的皇帝、文臣、太监，为什么会是那个样子？他们也是血肉之躯，他们也吃五谷杂粮，他们怎么可能不是正常人呢？他们的种种行为，在当时的历史场景下，再联系到亘古不变的人性，是能够找到合理的解释的。
任何一个王朝的精神气质，必定会深深地打有开国君主个人的烙印，这太祖、高祖可不是白叫的，明朝也不例外。朱元璋这个崛起于最底层的皇帝，辛辛苦苦打下这份家业，他对整个王朝的延续和发展，是有过精确的设计的，包括杀功臣，废丞相，让藩王离京，明令禁止后宫和太监干政等等。皇权的专制，在他手上，发挥到淋漓尽致，整个大明政权机器，基本上按照他的思路运转了近三百年，尽管有些制度走样了，比如阉祸之炽，恐怕高皇帝本人也始料未及。但仔细分析起来，他当初对整个制度的设计，已经为太监的揽权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黄宗羲认为，君臣只是两端的曳木之人。也就是说前后一起拉木头的双方基本上要有一种平衡，畸强畸弱这木头就没法拉；钱穆认为我国两千年帝制时代并非大家所说的那样专制，而是皇帝和士人共治天下。这两种说法，多多少少有些理想化成分。
没错，从秦始皇统一天下开始，皇帝和当官的读书人，一直是古代中国政治舞台上两种不变的主要角色，皇帝轮流坐，自不必说，而读书人，无论通过察举制，还是科举制，都会被朝廷吸纳进帝国的行政系统。但是，这二者之外，常常会有第三种力量加入，两端变成了三角。汉代前期加入了外戚，后期加入了宦官；唐代则外面加入了藩镇，里面加入了太监；宋代外戚和太监比较老实，文臣的地位很高，则自己内部分裂成水火不容的两党。到明代，朱元璋希望每个皇帝时刻抓住那个玉玺不放手，手下的大臣老老实实听候使唤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状态，君权畸重、臣权变轻时，太监站出来替万岁爷分担一些皇权，几乎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路径，太监干政甚至可说是一项“历史使命”。
因此，我有个疑惑，太监的出现是加强了君主专制，还是从某种程度上减弱了君主专制？不过事实是明摆着的，当不设丞相后，军国大事决于皇帝一人，不管这人是能干还是混蛋，千斤重担总要有人来替他分担一些，不交给外廷的大臣，就必然会交给身边亲近的太监。太监就是那个拉边套的驴，当然因此也能得到意外的报酬。
很长的时间内，皇帝、文臣和太监共处在大明那个封闭的大房子里，他们三者的关系变得有些微妙。从屈原开始，臣对君的关系常用男女关系来比拟，这两类关系却有可比性，读读《离骚》就知道，被君王疏远的臣子，那心态和弃妇多相似呀。在大明这间屋子里，如果皇帝是丈夫，文臣是妻子，那么太监是什么呢？是小妾。这三角之间，丈夫当然是掌握大权最重要的一角，他掌握全家的田地钱财，丈夫是勤俭持家还是荒唐败家，是这个家庭走向兴盛或败落的关键。丈夫对妻妾的态度，决定着妻妾在家庭中的实际生存状况。而妻与妾之间，常有一种紧张的吃醋关系。按大家族的规矩来说，妻是明媒正娶的，妾不应当挑战她的地位，但妾往往喜媚善妒，更能得到丈夫的宠爱，丈夫把一部分家政权力交给她打理。固然有妻人老珠黄妾正当华年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妻和妾对家庭的责任不一样，从而对丈夫的态度也不一样。妻子总觉得这份家业来之不易，她是女主人，有责任规劝丈夫，保持这个家庭的兴旺发达，而妾不一样，她无妻的名分，自己的地位完全取决于丈夫的态度，所以不管家业将会怎样，首先是以媚术邀宠，取悦于丈夫。诤臣总和贤妻一个样，可敬未必可爱；而阉竖似那妖姬，明知可能惑主但要想方设法亲近。如此，一些自我控制力不强的丈夫，就会远妻子而亲小妾，如果碰上一位一点规矩都不讲、暴戾非常、时不时殴打妻子的丈夫，妻子为了生存还得忍气吞声去讨好得宠的小妾。当然，小妾因为得宠而忘乎所以，不但将丈夫和妻子的权分了许多，而且可能浪荡无度，红杏出墙，或者导致了整个家庭有崩溃的迹象，丈夫明白过来了，不管教不行，于是在那位已经疏远很久的黄脸婆帮助下，用家法惩治小妾。
我们要看到，到明代皇权专制已臻完善，皇帝和文臣、太监的关系，和汉、唐是有区别的，到了明朝这个家庭里，夫权的绝对地位已经确立，妻和妾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丈夫的当家地位，汉代可能出现董卓、曹操那样的权臣，汉末与唐末宫中的太监可以操纵皇帝的生死，决定谁继承皇位，如汉有“十常侍”之祸，唐有“甘露之变”。而到了明代，哪怕皇帝再荒唐昏庸，可能被欺骗，被利用，但文臣和太监想完全控制皇帝，掌握着超过皇帝的权力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刘瑾和魏忠贤，够飞扬跋扈的，但皇帝一旦决定收拾他们，比汉、唐收拾权监容易多了。所以说明代宦官在历史上为害国家最厉害，但未必是危害皇权最厉害的，至少不像唐代宪宗、敬宗那样，被宦官杀害，宦官完全控制宫廷。
妻妾吃醋争宠的常态之外，有没有妻妾合作，一起把丈夫管教好呢？有，但不多。这需要一个特别能干的妻子才行，比如《红楼梦》中王熙凤和随自己陪嫁过来的妾平儿，组成统一战线，把老公贾琏管得服服帖帖。明朝也有这样的时候，比如万历初期张居正和太监冯保的合作，泰昌帝驾崩后，在保证熹宗顺利即位的“移宫案”中，大臣们和大太监王安密切配合。
在这个大屋子里，有丈夫的暴戾或荒唐，也时有妻子苦口婆心的劝谏，更有小妾不安妇道，插手家政，但基本上能保持一种动态平衡，但这种畸形的平衡是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来维持的，家庭财产在夫、妻、妾之间的明争暗斗中不断被浪费，家庭抗风险的能力越来越差，有一天出现大的变故，比如外面的豪强来夺产，或家中的佃户联合起来造反，夫、妻、妾的固有关系被打破，家庭就可能倾亡了。
用夫、妻、妾同处一室的关系来比喻皇帝、文臣、太监之三角，未必十分贴切。但在家国同构的中国古代，我暂且这样比拟，也许有助于我们透过一大串历史故事，去观察大明政局最本来的面貌。在一夫一妻的今天，我们看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觉得那个妻妾成群的旧式家庭中，人人似乎都不正常。同样，以现代政治文明的眼光，去考察明代，我们同样难以理解，太祖何以那样残暴而大臣能像待宰的羔羊听话，“大礼议”中众大臣为何要那样冒死和皇帝对抗，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其生祠怎么能在神州大地处处开花？我们今天不能理解的事情，在历史上也许人们习以为常。我们今天难以理解，说明我们的时代在进步，社会的文明程度越来越高。
尽量以当时的眼光和心境去分析古人的言行举止，是我这个历史票友喜欢用的方法，但从明亡开始计算，历史的长河已经流了三百六十多年，我们已经不能回溯到大河的上游，我毕竟不能代替古人思考和生活。我的一孔之见，究竟能得到读者多大的认同，已非作者本人能决定的了。
解读“狗烹定律”（1）
第一编 皇帝之专政
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解读“狗烹定律”：从合伙到独资的转变
六百多年前的大明朝创始者太祖朱元璋，留给今天普通人最深刻的印象恐怕是：这个人心狠手辣，得了江山后大批大批地杀功臣。
我们先来粗略地看一下明初那些功臣的下场。胡惟庸、蓝玉这些钦定的重点叛国案件的主角，被杀被灭族自不用说，就说那些并没有多少反叛的实证，而被找个理由灭掉的元勋。
李善长、汪广洋、冯胜、傅友德、廖永忠、华云龙、韩政等等不是被灭族，就是被赐死，甚至连徐达这样的第一武将，野史中也说他背上有疽，据说吃蒸鹅就会加重病情而死，皇恩浩荡，钦赐蒸鹅一只，徐达为了子孙后代计，当着使者的面把蒸鹅吃完。纵然徐达吃了蒸鹅无事，但朱元璋赐蒸鹅即赐死之意，徐达只好服毒自尽。
朱元璋在位时，大臣能得其善终是例外，被杀则在意料之中的事情。这个叫花子出身的皇帝为什么心狠手辣到这个地步？鸟尽弓藏、兔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