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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前言
成都是天府之国，又是文学之都。自汉以降，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学史上临风长啸、慨当以慷的风流人物，多出自成都。司马相如和扬雄、赋甲天下；李白与杜甫诗撼神州，苏轼看大江东去惊涛拍岸，杨慎唱滚滚逝水把英雄淘尽。近现代以来，更是名家辈出，星光闪耀，李劼人、巴金、艾芜、沙汀、流沙河等现代大师，以其宏文诗章尽得风流，彰显出成都亘古的文采和魅力。
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纵深挺进，成都的经济社会有了快速的发展，成都的文化形象已然浮出历史地表，在全球化时代尽显其独特而迷人的城市风貌。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成都的文学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和现实资源，成都文学的繁荣发展也就在必然之中。而文学的发展壮大，无疑又是一个城市最有内涵、最具魅力的文化性格之一。阅读一个城市的文学，就是阅读这个城市的精神状态；触摸一个城市的文学，就是触摸这个城市的文化情怀；进入一个城市的文学，就是进入这个城市的内心世界。一个城市的文学也因此成为解读这个城市的精神符号和文化标杆。
基于这样的理念，从文学编年史的视角，梳理和总结成都文学在新世纪的年度发展，清点年度文学成果，，描绘年度文学风貌，梳理年度文学脉络，就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文学意义。为此，在成都市文联的指导和勉励下，历经四月有余，我们从2009年近千部成都文学作品中精选30位作家和诗人的35篇精品，编选成《文·2009》一书。因篇幅所限，四部长篇小说采取了故事梗概的体例。
编选此书，对我们是一种文体的尝试和探索。年选文体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它使文学作品的经典化成为一种可能。我们在编选过程中，始终坚持文学作品的文学性标准和人文主义理念。但作品之外的文学信息则可能因此流失。有感于此，我们就将年鉴文体与年选文体嫁接糅合，使更多相关的成都文学信息，比如文学机制状况、文学活动、作家生平和文学研究等信息，得以进入文本，这不仅便于阅读和理解，也为后来的成都文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我们相信，《文·2009》作为一个重要的符号，可以表明成都既是休闲的城市、现代的田园城市，成都也是一个文学的城市。。｛t｝｛xt｝｛小｝｛说｝｛天｝｛堂
第2章 从成都出发，一路朝向文学的高地（1）
——2009年成都小说之一瞥
□向荣
2009年作为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收关之年，已经过去了。站在2010年的时间平台上，回顾和梳理2009年成都小说的创作态势和发展轨迹，可以用“波澜不惊、从容淡定、阴阳共生，繁花竞放”四个词组来简约地概括其基本特点。
2009年成都作家发表的长篇小说不逾十部，中、短篇小说也不过百来部，与当年中国3000多部长篇小说的出版总量相比，在数量上自然不显其大。但数量与规模绝不是判断文学发展的根本尺度，文学发展的自律性从古至今都是体现在文学的审美维度和精神高度上。所谓“波澜不惊、从容淡定”的说法，彰显的就是成都作家的主体性和从事文学创作的精神气质。在一个过度物化的消费时代，当文学被历史地边缘化，不再是文化的中心，也不复有万众瞩目的光焰之时，“波澜不惊、从容淡定”的主体精神，就不是文学沙龙中自标清流的高雅之谈，而是一种坚忍不拔、寂寞践行的人格理想和写作伦理，是作家无怨无悔地忠诚于文学事业的一种精神信仰。2009年的文学创作表明，成都作家无论中青老少，他们在大众文化和消费思潮波涛汹涌的情形下，力排躁气，中流砥柱，一如既往地守护着文学家园，不辞辛苦地耕耘着文学大地，创作出一批思想与艺术兼容、形式与风格多样的文学作品。
“阴阳共生，繁花竞放”是2009年成都小说态势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在2009年的成都小说中，女性作家的小说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占据了半壁江山。她们或以其女性视角考量人生世态，或以感性细腻的叙事方式描述女性经验，或以敏锐宽容的女性情怀追忆童年时光，或以女性的经验和想象讲述地震灾难，在题材和风格上显现出多元开放的艺术姿态，拓展了成都小说的叙事空间，提升了成都小说的情感深度，丰富了成都小说的叙事形式，从而使成都小说在总体上呈现出繁花竞放的丰盈格局。她们入选《2009文》的作品，就是一种诗性的历史见证。
现在，我们就从成都出发，进入到小说的文学世界中去……说不尽的现代性：历史叙事与现实经验
现代性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核心主题。现代性关联着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和个体命运的改变脉络，自然也是新文学发轫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倦探求和执著表达的核心主题和价值取向。文学也正是在对现代性的叙事中，逐渐实现和彰显了文学自身的现代性。2009年有两部成都小说，即《所有的乡愁》和《所有花朵开满的春天》都在不同程度上，分别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视域中，进入到现代性的叙事之中。
著名作家何大草的长篇小说《所有的乡愁》是一部立意高远、视野开阔、气势恢弘、语言典雅、叙事流宕的史诗式小说。小说讲述包家镇两个家族动荡漂泊、兴衰沉浮的历史命运和艰难岁月。故事源起于晚清，结束于当下，把两个家族四代人挣扎奋斗的家族历史，融会于中国近现代艰苦卓绝的现代性历程的背景之中，在大历史长河的惊涛骇浪中书写家族的兴衰和普通人的沉浮起落，从而把个人和家族的生存命运同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现代化历史紧紧地链接在一起，凸显出家国一体、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历史理念。小说的主题事关故乡与乡愁，但所谓故乡在小说中已从故居地拓展到神州大地，何大草高高举起的是“大故乡”的旗帜。在他精致婉约的叙事中，故乡的含义已然与人动荡漂泊的命运历史地捆结在一块儿，国破必然家亡。所以，故乡就是融进血脉里的乡愁，就是内心深处的情感家园，就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强国愿和自由梦。
小说时空跨度巨大，两个家族四代人相继经历了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海战、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八年抗战、十年动乱乃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先后出场的历史人物就有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黎元洪、蒋介石、马思聪等人。叙事空间横跨了中国南北以至日本等国。这样的时空体系和叙事结构，无疑表明了作者雄心勃勃的美学理想和他对中国现代性叙事的探求。作者尝试从包家镇两个家族兴衰存亡的历史命运中，象征性地建构一部中华民族近现代历史的史诗性作品。何大草的现代性叙事也就承传了主流的“宏大叙事”——从一个小镇出发，中经数代人历尽沧桑的回环往复，小说叙事最终抵达的地方正是从满目疮痍的废墟中强大起来的中国。这是何大草写作小说多年来，在主流文学的宏大叙事中做出的一次视野开阔、最有力度的艺术探索。
何大草的小说叙事通常有历史叙事和青春叙事两条路线。这与他个人的经历和学历有相当内在的联系。在他已发表的小说中，长篇小说《盲春秋》和《刀子与刀子》分别是两种叙事路线的代表作品。而在《所有的乡愁》中，何大草已然将他最为熟稔的两种叙事方式有机地糅为一体，主人公艰辛的成长故事是在对历史或悲壮或戏仿的叙事中逐渐完成和实现的。两种叙事协调互动、相得益彰，从而在阅读中产生了一种舒缓跌宕的审美效果：当我们读完主人公从出生到成长再到衰老的复杂而沧桑的历史命运时，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历史阶段也悄然结束了。接下来是另一代人成长的命运和故事，而历史也悲怆地展开了另一个新的篇章。
在塑造人物形象和性格时，何大草的修辞策略是着力于描写人物身上的英雄情怀和传奇色彩。在包家镇两个家族几代人的历史故事中，英雄主义与传奇命运跌宕起伏，充满了戏剧张力和反讽魅力。何大草对英雄传奇的偏好与书写，自然是对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水浒》的艺术借鉴。但他的描写又有独到之处。他的策略是将英雄平民化，写的是平民化的英雄。换句话说，他在书写英雄时也在对英雄去魅。因而，他的英雄人物充满了世俗的色彩，而绝少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元素，更像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普通平民。在描写人物性格时，《所有的乡愁》还有一个颇为隐蔽的叙事表征。小说中的男女大都有“雌雄同体”的人格特征。男人身上往往有女人的元素，或阴柔如包纯善、包博望，或被动如包博望、金稻儿，或秀丽如金稻儿；而女人身上却常有男人的气质，或胸怀壮志、豪气干云如南枣花、包英良，或刚烈果断、义无反顾如包双双、包英良和桐子。对男女人物的混搭书写，更多地投射出作者对于男女人格，性别气质的一种审美理想和情感寄予。对女性英雄情怀和庄严母仪的叙事想象，似乎也是作家的另一种乡愁。
中篇小说《天启皇帝和奶妈》也是一部典雅别致的历史小说。天启皇帝是明朝历史上的“木匠皇帝”。他嗜好木工，懒理朝政。他在位七年，奶妈客氏与太监魏忠贤专权跋扈，残害忠良，臭名昭著。而皇帝与客氏的暧昧关系，也是明史上的一大悬谜。但对明史熟稔在胸的何大草来说，显然无意复写一段众所周知的历史故事。他关注的是历史事件中的人性和命运，关注人物性格与历史事件之间极其复杂的吊诡关系。他的叙事让我们看到，历史的荒唐诡异，其实是与历史人物的复杂性格纠结在一起的。何大草以精神分析学的眼光考量天启皇帝同奶妈之间那种特殊复杂、极为反常的情感关系，把权力欲望同恋乳情结、政治同人性的纠缠摹写得难解难分，其内在张力具有无穷意味。如果说“性格即命运”，那对重要的历史人物来说，人物的性格或许就铸造了历史的命运。人性的诡异与复杂，导致了历史的诡异与复杂。而在这种人性与历史繁复纠结的背后，则是作者对君主政体和宫廷生活的反思和批判。也就是在这样的反思和批判中，显现出何大草对现代性源头的一些个人化思索。
当何大草在历史的视阈中呈现出他对现代性叙事的审美想象之时，女作家郭严隶的《所有花朵开满的春天》则从现实经验中体悟到传统沉苛对现代性的遮蔽。
郭严隶是近年“移民”成都的女作家。她在北方一个城市做过多年记者，移居成都，是为了平静而勤勉地写作小说。成都兼容并包的闲适氛围给她提供了平静的环境，千山万壑的南北之遥又为她的写作制造了必要的审美距离。她在成都生活的岁月中，已出版了《浮途》《锁沙》等几部长篇小说。其中《锁沙》是当下中国生态文学中一部引人关注的文本。她的写作实践已然表明，中西传统文化与记者经历是她从事小说写作的精神资源，而她对中国古典诗词的习得和浸润，又使她的小说承传了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具有一种诗意现实主义的美学风格。2009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所有花朵开满的春天》，就是这种美学风格的代表性文本。
这部小说以当下中国的社会经验为背景，传达的则是“救救孩子”的启蒙文学主题。小说以一个女艺术家前往南方寻找雕刻灵石“白珍珠”的经历为叙事经纬，深情地讲述了三个孩子不幸的命运故事。其中，名叫“喜儿”的故事传达出对中国现代性的一种感性拷问。出身乡村的慈悲山市文化局副局长向文登没有子嗣，便花钱借腹生子，取名喜儿。但喜儿一出生就被锁定在一个宗法家族陋习依然浓厚的穷村之中，注定一生一世要为向家守护家族祠堂，喜儿之生本质上就是“喜儿之死”——他活着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守护“死亡”。一边是天性善良向往美好生活的喜儿，他的全部人生命运，就是为了替家族践行一个残酷的封建陋习。一边是身为城市文化人的父亲却将此事视为理所当然的尽孝之道。他在城市的生活里另有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他攀附权贵、游走文场、如鱼得水，面对被他“遗弃”的喜儿竟毫无一丝愧疚之色。一张一弛的对比性描述中，悲情从叙事的缝隙处源源涌出，而悲情后面，不啻对现代性未竟事业的追问，更是对后现代“虚假繁荣”的反讽。另外两个孩子的不幸故事，虽然是在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上展现出来，但都在大致相同的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