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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与受伤，如果从辩证法的角度出发，这对学习语言，或许正是天赐良机。别人埋汰我的哪句话最狠地伤了我的自尊心，那句话日后就是最好的老师，不用复习，被“埋汰”过一遍就能记住！
终于，天道酬勤，“奇迹”到底发生——两个月后的一天，我在家门口的大街上遇到了一位急火火的香港女学生，她向我跑来，劈头就冲着我用粤语问了一句话，我愣了半秒钟，然后“啊”了一声——听懂了，女学生要问的是“跑马地邮局在哪里？”我立刻告诉她：“前边儿，直上，第一个路口”，当然也是用粤语。上帝有眼，女学生竟然也听懂了，因为她马上就不住口地“唔该塞”“唔该塞”（谢谢啦），一边点头一边拔腿向前跑去。
有了这次偶然的“成功”，我信心大增，而且还添了个“癖”，以后每次上街，举凡有人向我问路，我都会立刻兴奋，极尽其详地告诉人家他要去的地方在哪、怎么走更划算。这样，次数一多，自己都烦：“过了”，“又过了吧”？可是一年以后，一帮内地朋友来我家聚会，人们听着电视里一直“汪哇哇哇”、“汪哇哇哇”的，不知道播音员在说什么？我耳朵一挑，独占了一份秘密，就告诉他们：这是在说“黄华华说”。广东省的省长不是叫“黄华华”吗？广东话里的黄、王同音，都是“汪”；说话的“话”和中华的“华”也差不多，都是“哇”，因此你们听到的“汪哇哇哇”，其实就是播音员在引述黄华华的话——哇塞！当时我家就炸开了锅，朋友们不住地夸奖：“真行！”“鸟语也敢学？！”我当时好不得意，那份“得意”混着一些咖喱味儿，因为片刻之后我就想起了刚来时和我先生单位的“小秘书”一起去吃“嘎哩海”，嘿，现在，咱的粤语也可以上阵唬一唬人了！
咱比得了“特首”吗？
学习粤语，让我内心长了一种资本，骄傲，因为自己毕竟已经年纪一小把，没人逼我，是自觉努力，这种心气和一个人的勇敢有关，更跟他的毅力有关，值得沾沾自喜。
不过，正当我满怀信心，尾巴高翘一寸，觉得自己有一天没准还真的能把“鸟语”学得可以混迹于香港的当地“土著”，谁知道天下突然大变，也就是一两年的功夫吧，随着香港和内地交往的日益紧密，香港人要了解内地，要和内地人做买卖，人家也开始拼命地学习普通话，尽管他们学普和我学白话（粤语）一样困难，但语言除了表演，最主要的功能还不是在于交流？外国人在中国，有几个能把普通话说得像老北京一样的地道？中国人听得懂也就行了。很多时候当地人发觉我嘴里挤出来的尽是些蹩脚的香港话，很快就认定我不是香港人，于是这些机灵鬼儿们马上就会转换身份，立刻把我当成了他们的免费“老师”，挡也挡不住地向我大学、大练起普通话。
举个让人哭笑不得的例子：
有一次我受台里委托，要求采访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马时亨，局长手下负责新闻业务的一位女职员，从她接电话的那一刻起就磕磕绊绊地和我说起了普通话，她的普通话老实讲真不敢恭维，完全属于初级阶段，听得人心里发急，好几次我都站在地上直想蹦高，实在忍不住了就小心地和她商量：“小姐，咱们能不能说香港话？如果你讲得慢一点，我差不多都能听懂”，可是这位小姐根本不拿自己当外人，顽强地说“不”，说她就是要学普通话，好不容易逮着了一个地道的北京人，哪能放过？弄得我一点脾气都没有。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４日，一场题为“当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民营企业海外融资上市峰会”在香港隆重开幕，本次论坛旨在提供一个良机，让香港金融界与内地民营企业家直接对话、为内地企业走向世界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融资上市渠道。主礼嘉宾在当天上午的开幕式上有一篇致辞，内容很结实，比如2006年，如果以市值来计算，香港的股票市场已经在世界排名第八、亚洲排名第二；目前内地在香港上市的企业数目已经超过了３４０家，总市值已经占到了香港股票市场总值的４２％……我想要这篇文字稿，编入新闻，想来可以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于是就向会务人员要求复印致辞全文。不一会儿，工作人员把我叫到了会外，说，“长江小姐，不必复印了，主礼嘉宾就让我把这份原件交给您”。我接了原件，连说谢谢，然后折返会场，复又坐到桌前。过一会儿，见没人在乎我开不开小差儿，就偷偷展开来看，这一看可不得了，脑袋里立刻滚来了一声闷雷，同时还好像响起了类似交响乐的悲壮演奏——好家伙，这篇致辞的原件以后简直可以进博物馆：繁体中文，2号仿宋体，每一个字大的都赛过了拇指盖儿，每个“拇指盖儿”的头上还都标着汉语拼音，而且拼音上还加注了“平、扬、上、去”的不同发音。最惊人的，开篇首页，有一行中括号，里面用中文繁体写着这样的“提示”：“在朗讀本文時須變眨脑~語，按變眨⒁簟薄！�
我一篇篇地翻着这份致辞，总共5页，脑袋里一任“闷雷”和“交响乐”滚来滚去——难怪，刚才我听到那位至少年过花甲的主礼嘉宾在台上讲普通话，怎么觉得那么慢、那么费劲啊，原来他手里的稿子有这么多的“机关”。想来主礼嘉宾不是刚刚起步学习，就是年龄过大，怎么学也进展不快。然而，香港六七十岁了的老人干吗还要学习普通话？还要在几百人的论坛上专门用普通话来发言？这种事儿如果发生在内地，内地六七十岁的老人，你让他再学一门外语或者再学一种方言，有几个会接受？更不要说如此认真和拼命？和这位老先生一比，我学香港话时的那点骄傲简直是小文人见了司马迁，还好意思笑人家？没有地缝儿，自己划一条钻进去得了。
香港政府官员、商界领袖，出租汽车司机、店铺售货员，甚至包括街头小贩，这几年很多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位高低，大家“学普”的积极性一浪高过一浪。其他人不说，就说特首，两年来我可是眼见着曾荫权把个普通话“学”得突飞猛进。
从客观角度来评价：作为特首，曾荫权上台时普通话说的可不如他的前任董建华，因为我听他讲过白话或者英文，整个人理直气壮、亦庄亦谐、发挥自如，可是换了普通话，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普通话立刻就泯灭了这位特首的智慧与个性，而是从旁观察总觉得他在学习或者在实习。
2005年7月5日，为了CAPE（《关于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济合作的安排》，简称CAPE）签署三周年，曾荫权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专访，记得那天我们在礼宾府豪华气派的西式会客厅里坐下，我和他的沙发摆放成了一个“八”字，特首的手里有一沓子黄纸片，在我提问时总要忙里偷闲地看上两三眼。开始，我还以为纸片上记着的是一些他要回答的重点，可是后来发现这个判断不成立，因为那场采访我所提出的问题对特首来说简直太容易了，手拿把掐，张嘴就来，他根本用不着刻意准备，更用不着提前草拟什么发言稿。哦，我突然明白了，那一沓子小黄纸可能另有他用，上面没准记载了一些特殊的符号，只有特首自己明白，其作用只是在帮助特首用普通话漂亮地完成这一次中央电视台的访问。
当然那一次我的“哦”也可能有误，因为毕竟我没有看到小黄纸上究竟都写了些什么，但是这个判断很快又被强化。时隔不久，8月9日，我又走进了礼宾府，跟团拍摄北京一个代表团前来拜见曾荫权，感谢香港政府飞行服务队在台风“派比安”期间成功搭救了内地的91名遇险船员，为此事特别转达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以及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真诚谢意。特首会见代表团全体成员，即兴发言很简短也很家常，可是他的手里又捏上了一张纸，还是在宾主寒暄的空隙忍不住总要看上一眼，这下我基本上可以肯定那些纸张就是语音提示了。
曾荫权的普通话由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尽管他是怎么学的我不知道，但是心里明白他怎么学，正像我怎么学，也不可能把普通话说得和自己的母语一样地道，比如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他讲到希望香港有一天能够成为与纽约、伦敦三足鼎立的亚洲金融中心，说香港的优势，当北美的纽约和欧洲的伦敦由于时差的关系都还处在夜晚，香港的银行、股市却正好正在开门营业……，他掌握不好普通话里的“开门”如果不是用在祈使句里，根本用不着加儿音，而他却把“开门”说成了“开门儿”，听得我当时心里就忍俊不禁，但是事后想想特首的勤奋和执著，他坐在香港最高行政长官的位子上，每天日理万机不说，光是不得不面对香港各界民众、各党派团体以及国际舆论的压力，轻松的日子就一天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年过半百的男人，还能如此认真地学习普通话？其心其意难道不值得我对他挑一挑大拇指？在香港人的学习精神面前还不甘拜下风？
谁敢说“吃在香港”？
鸟儿一样地栖息香港，哪一天能离得开吃？
但是“吃在香港”始终是个难打理的题——“吃在哪”那里就得拔得起头份，“头份”是什么？是NO。1！这样的帽子香港如今可戴得起？
20年前听人说“吃在香港”，那时候内地穷，老百姓嘴上荒芜，“吃在香港”让人眼馋。可是２０年后，内地经济迅猛发展，各种各样的“好吃的”都从新老菜谱里冲出来，呼啦啦涌到桌面上，吃得人天天肚皮发胀，个个高喊减肥。
不错，从传统上说，香港的饮食文化高度发达——酒楼食肆遍布港九，全世界各种风味的饮食在这里几乎都能找得到踪影。已经记不得多少年了，人们脑袋里诞生了这样的一个概念：香港人从早到晚好像都在吃：早茶、午茶、下午茶，吃过了晚饭还有夜宵，一句话：整个香港，如果只计较嘴上的这点事儿，简直就是张“大饭桌”！
香港是张“大饭桌”，或者说香港一直是享誉世界的“美食天堂”，能不能就把“天下第一吃”的美名加冕到自己头上？如果说今天我讲“吃在香港”，那么广东人服不服？台湾人干不干？还不要说全世界五大洲、四大洋还有那么多的地方——日本料理怎么办？法国大餐又上哪儿哭去？
2004年开始我常驻香港，一直都不敢碰“吃”的话题，然而一年半后，情况发生骤变——有一天香港的“吃法”让我大开眼界，让我面对这个社会“吃”的行为哑口无言。这下子终于把自己救了，也把“吃在香港”的帽子找出来，试试能不能重新戴到香港的头上，结果找来镜子四下照照，然后对自己说：没问题，“吃在香港”，顶天立地，这回说到哪儿，也没人能比！
香港的“吃法”是什么？为什么能够让我胆气重生？
２００６年春节大年根儿，香港举行了一场名副其实又感天动地的“大吃大喝”行动，“吃法”的名称起得极响亮——“万人盆菜宴”。地点就选在港岛中环添马舰广场（Tamar Site）一块马上要建造政府新大厦的空地，这块空地的大小和足球场差不多。
１月８日，这一天离“三九”只差几十个小时，那天晚上香港的气温还不到12度，这样的天气在北京、还不要说在哈尔滨，根本不算什么，可是在香港就已经快冻死人。果然次日清早，我翻开报纸，香港天气预报确认：１月８日是香港２００６年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东方日报》还登出了一篇报道：因为寒流骤袭，香港《严寒杀四人》。然而就在这样能“冻死人”的夜晚，添马舰广场巨大的空地楞是从下午就开始摆上了1100张餐桌，每张餐桌可以坐下１２个人，1100乘１２就是13000多位食客。我的妈呀，“万人盆菜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