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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版)-第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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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搞比较史学者,怎能独怪老袁哉?!
   打入政治核心
   总之,袁世凯当年在小站所练的「新建陆军」,是近代中国第一支现代化部队,全国瞩目。但是建立这支武装,袁某也是呕心沥血的。君不见蒋方震(百里)后来主办保定军官学校,在无可奈何之下,竟至在大操场检阅台上,当众举枪自杀。又不见蒋公介石(中正)受命主办黄埔军校,还不是一再辞职,一再不辞而去。其愤激之烈而未举枪自杀者几希。
   袁公练兵小站之艰难,不在二蒋之下也。他本是李鸿章的亲信,甲午兵败李氏搞掉黄马褂和花翎之后,世凯便成为孤军孤儿了。李宗仁早年亦有相同的处境,晚年还余叹犹存地告我说:「真如大海茫茫中之孤舟!」(见《李宗仁回忆录》第九章第一节)
   俗语说:「不招人忌是庸才。」袁世凯正因不是庸才,而生性跋扈,忌者如云,谗言四起。那时他的顶头上司,便是个野心勃勃的满族军阀和大官僚荣禄(一八三六~一九〇三)。荣有专杀之权,在谗言四逼的情况下,荣便有心找个籍口,杀袁而并其军。谁知一次荣氏亲至小站检阅,预备就采取行动时,却被袁军的整齐军容和鲜明的器械所感动荣是个旧军人,未见过这种现代化的新式部队也。他竟认为袁是个练兵的奇才,不但不愿加害,且欲引为心腹肱股。两情相悦,就这样袁老四这孤儿就找到另一个干爹,而大红大紫起来,成为荣禄麾下的第一号大将。
   荣禄是李鸿章失势后,得西后专宠的大清帝国宰相(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又入阁作军机),手握重兵,权倾一时。笔者在论拳乱前文中,就提过他的兵权。那时清廷防卫京师门户的防军,有两大系统,约十余万人。
   第一是「京畿戍卫系统」(禁卫军),由西后近支亲贵掌握。
   第二是「北洋国防军系统」,由荣禄掌握。这些原是甲午战争中,各地勤王之师的残余。荣禄把他们集中起来,改编成「武卫军」,共有「前、后、左、右、中」五军。荣氏自将精锐的「武卫中军」;而把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改名为「武卫右军」,纳入他的指挥系统。这一系统的「武卫」五军,分驻北京内外各咽喉要地,而以袁的「右军」为最强,嗣扩充至万人以上,声威远播,朝野侧目。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就这样袁世凯就从一个练兵褊将,挤入大清帝国的政治心脏。此后不论是「戊戌变法」、「八国联军」、「立宪运动」、「辛亥革命」、「建立民国」……都少不了他的一份了。
                                 *一九九六年六月一日脱稿于北美洲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八卷第六期
   四、卷入三大危机·一项运动
   我们的大清帝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八九五)之后,还苟延残喘了十六年(一八九六~一九一一)。在这十六年中,他老人家再次经历了山崩地塌的三大危机,和一项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这三大危机是:
   戊戌变法(一八九八)
   庚子拳乱(一九〇〇~一九〇一)
   辛亥革命(一九一一~一九一二)
   穿插在此三大危机之间,有一项起起伏伏的救亡运动。这项救亡运动,始自公卿大夫、知识分子所推动的「自强运动」和「维新运动」或「变法运动」。到拳乱之后,再次落实为朝野一致认可的「立宪运动」(一九〇二~一九一一)。吾友张朋园教授,便是今日专攻这一运动的,海内外第一号大专家。
   戊戌变法注定失败
   关于这三大危机,笔者曾自个人零碎的英文讲稿回译改写,断断续续的写了十余万字。承绍唐先生不弃,几乎全部在《传记文学》中连续刊出。笔者是个中国农村出来的山野村夫,习惯于庄子所说的「曳尾泥中」的任性自由的生活,对庙堂文学没有兴趣。因此试论上述三大危机,则拙著可能与严肃朋友们的学报史学,略有出入。但是性相近,习相远,每个治史者,都有他自己个别的看法。司马迁所谓成一家之言,而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也。对知我罪我者,就一言难尽了。
   就说「戊戌变法」吧!我的史学界的朋友们,一般对它都有正面的肯定。我就认为从历史上看,尤其是悄立于巫山十二峰之巅,俯看滚滚洪流的「历史三峡」,不论是从宏观认知,或微观探索,戊戌变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是那时推动变法的英雄们,从光绪皇帝到康、梁,到六君子,人在此山中,看不见罢了。但是史学工作者(且用个时髦名词),于一百年之后回看全局,就很清楚了。朋友,一百年来,我们敬爱的政治领袖们:孙、袁、蒋、毛、邓、江、李(李光耀、李登辉、李鹏),不是夙夜匪懈的都在大搞其「变法改制」吗?今日李光耀、李登辉,这二李变得最有成效。不幸他二人都只有个「迷你」王朝。辛亥革命时,江亢虎要搞「社会主义」,孙文大总统对他说,将来把崇明岛划给你,你先到崇明岛上,去实验实验再说。孙文总统干不成了;江亢虎也就失去他那个「社会主义实验岛」了。后来毛泽东的毛病,便是他应该先到祟明岛上去试试他的人民公社。如此则两千五百万(一说四千万到六千万)贫下中农就不会饿死了。
   「二李」现在两个小岛上的实验,都是「奇迹」似的大为成功!虽然小李还在取笑大李不懂孔孟之道,搞的什么鸟「父权」。其实光耀、登辉都是老子的好后代、佳子弟。伏龙凤雏,得一可以安天下!但是要把二李之道推行于比他们统治区要大上一千倍、一万倍的大陆,不才估计,至少还要四十年始有可能。不搞西安事变,不生意外,到二〇四〇年,我们历史上「第二次文化大转型」,大致就要完成了。历史走出三峡,国泰民安。我们就可霸霸庄,搞搞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了。
   以上所说是从「宏观」立论。我们变法改制,至少要搞一百五十年,才可略见端倪。光绪爷「载湉小丑」(吴稚晖语)算老几?!他要听康有为的话,毕「百年」之功于「百日」(所谓「百日维新」),岂非荒唐哉,笑话哉?不待智者便知其不可能也。
   我们不妨再以「微观」史学的法则,去探索探索康有为、康老大、康主席,这个「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的通天教主,毛泽东之前的最自信、最夸大、最独裁的「今文学」死胡同中的「教条主义者」。笔者对康圣人所论已多,不再重复(见拙作《解剖康有为》,及其它相关各篇)。至于我的两位最好的朋友黄彰健院士(大学同班)和汪荣祖教授(小同乡),有关康氏的越洋笔战考据康有为遗著的章句之争我就认为是一种《水经注》之学,是文人行有余力的奢侈品,是非之间与「变法」无直接关系也。
   记得一次深夜恭聆胡老师说、及《水经注》中各项考证,就归而感叹:国破家亡若此,大才槃槃的思想家胡适,还在草庐之中品琴棋书画;渺小若余,亦不忍为之。作诗自律因有「不共胡郎辨尔吾」之句。
   总之,吾读康圣人之书,宏观上他必然失败,固无论矣;在微观上他也非管(仲)、萧(何)、诸葛之流,康是斯大林、毛泽东一流的英雄人物。康子如得志,中国近代史上至多就多出了一个「毛主席」而已。误尽苍生则有余,其它就不足多论矣。
   在他的变法运动已至最紧张阶段,眼看西后即将回宫,废立便在目前,光绪自觉「朕位不保」之时,据大陆最近发现之史料及康氏自述,他们的确是拟有计划。要搞宫廷政变;囚杀西后,拥光绪独裁,变法改制。但是这几位缚鸡无力的知识分子,如何能搞「苦挞打」呢?(用句今日台湾俚语)他就卯上袁世凯了。须知变法者,和平政改也。如今和平政改不成,而改采军事政变,苦挞打、宏大,那就化「变法」为「革命」了。如此则康有为就不是康有为了;康有为就是孙文了。
   不搞「和平变法」,改搞「军事革命」;把「戊戌」改成「辛亥」何伤哉?可是辛亥革命是先有个「武昌起义」。既起义矣,那窝小革命骑虎难下,不得已才找个「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但却在英国留过学的清军协统黎元洪来当头头,领导造反。
   读者知否?造反在满清刑法中,犯的是大辟,大辟是十恶之首,犯者诛三族,本身凌迟处死(红卫兵小将叫做「一身剐」)。这个大辟之罪呀。在蒋、毛二公时代,都叫做「反革命」。从汪寿华(一九二七年上海工运领袖)、邓演达开始到王实味、高岗、饶漱石、刘少奇、林彪,国共两党所杀的「反革命」加起来,至少一千万人!不是危言耸听吧!现在「反革命罪」改叫「颠覆政府罪」恩高德厚,「一身剐」、「寸磔」不搞了。但是犯了「颠覆政府罪」,日子还是不好受呢!
   黎元洪这个「黎菩萨」(元洪的诨号),在甲午战争时泅水逃生,几乎为国捐躯。现在长得胖嘟嘟,官运看好,他原不要「颠覆政府」嘛!不幸如今落入造反派之手。哼,你如来带头造反,大家同生共死。成则为王,败则流亡。失败了,也不会搞个「一身剐」。你要不答应呀!哼。人头落地再说。元洪思前想后,据说长吁短叹,泪流满面,最后凄然同意(不是「欣然同意」),才参加革命的。
   好了,戊戌变法时,谭嗣同一伙搞不下去了。他们卯上了袁世凯,也叫袁世凯做辛亥时的黎元洪,来领导搞军事政变。把顽固的叶赫那拉老太婆抓起来,甚或杀掉。最近史料显示,他们是预备把老太婆杀掉的……。详情笔者曾有深入的记述,此处不必再提了。
   总之,当谭嗣同于九月十六日夜访袁世凯,把这项政变密谋向袁泄露时,袁氏后来回忆说,他那时倾听之下,直被吓得「魂飞天外」。我想这「魂飞天外」,可能是事实。不特袁也,那时朝中任何大臣,在此一情况之下,都会「魂飞天外」的。
   抓太后,不可能;囚皇帝,一句话
   袁世凯在突然间的「魂飞天外」的精神反应之后,这位现代曹操的理智的抉择又如何呢?历史家不是他「肚里的蛔虫」,不应乱猜。但是客观形势却明显的摆在那地方,不容置疑。上节所谈,从宏观史学着眼,戊戌变法断无成功之可能。这一点,袁世凯看不到。那是百年后历史家的结论。当年袁是「身在此山中」,识不及此。可是袁是位务实派的官僚,他所见的是近在眼前的政治现实他要根据这个铁的现实,来决定他的政治行为。袁是老谋深算的张作霖;不是那躁急冲动的张学良。
   那时的铁的现实是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则是西太后要把光绪皇帝囚起来,只需动动嘴,一句话。
   光绪皇帝和他几位「近臣」四个年轻的「四品章京」(魏京生、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和那志大言夸,没有一天行政经验的教条主义者的康圣人(五品小官),想勾通一个师长,到颐和园去搞个西安事变,绝无此可能!这一铁的事实,那是这位目光如电的袁师长,看得清清楚楚的(袁世凯那时的实际官衔是直隶按察使,从二品)。
   毋烦师长操心,我们搞历史的越俎代庖,来替他扳扳手指。袁有精兵七千人,驻于天津塘沽之间的小站。他如接受光绪的「衣带诏」(并不存在),起兵勤王,他首先就要在天津搞个「西安事变」,把顶头上司荣禄杀掉。荣禄是好杀的?这一点袁世凯就做不到。
   纵使做到了,袁还要发个,带兵打向北京。北京又是好打的?那时统率武卫前军的聂士成、武卫后军的董福祥都是悍将,打洋人不足;打内战有余。袁世凯有把握能消灭他们?纵使能消灭他们,也保不了光绪。光绪爷如人头落地,还有啥「王」可以勤的呢?这些都是铁的事实,毋烦一百年前的「袁学良」,和一百年后的历史家代为分析也。可叹的是谭嗣同,这位爱国如救火的谭王丹,病急乱求医,饥不择食地,去找一个素昧平生的袁世凯去做张学良,哪能做得到呢?
   后世史家为此曾痛骂老袁。骂他背叛变法,破坏变法,骂得牙痒痒的。其实老袁只是兵练得好,被维新派改革家「卯」上了,而爱莫能助罢了。从头到尾,他是被动的,是被卷进去的。这话没什么不公道吧!
   以上还是从「帝党」方面看。我们不妨再略窥「后党」。
   在近百余年来我国的「政制转型史」中,我们经历过四大独裁领袖,一女三男。功过是不易说的,因为治史者对这个抽象问题,难免各有所偏。抽象问题是拿不出标准的。可是若论统治技巧和政治艺术等具体的表现,恕我斗胆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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