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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版)-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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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吾人回顾两汉太学兴衰之史迹,固然太学非不能养士也,良以统治当局见识不足,使本可大有发展之制度失其学术性,失其「天下英雄」自由竞争的方式;使太学卷入政治漩涡,变成少数人把持之局面,为少数人创造特权,而至于失败。史书足以资治,抚今思昔,读史者能不慨然!
   
   注释:
   ①《汉书·终军传》:「……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颜师古注曰:「博士弟子属太常。受遣者,由郡遣旨京师。」
   ②《后汉书·孝质帝纪》:「自大将军至六百石,皆遣子弟受业。」
   ③儿宽以郡国选受业博士,贫无子用,尝为弟子都养,见《汉书·儿宽传》。太学生公沙穆,客佣,凭舂,见《后汉书·吴佑传》 。
   ④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以及东汉大儒郑玄等均出身太学。西汉太学已有学潮,见《汉书·鲍宣传》。后汉学潮更甚,见《后汉书·党锢传》 。
   ⑤如蔡玄,史言其讲授《五经》,「门徒著录者万六千人」,见《后汉书·蔡玄传》 。
   ⑥《后汉书·儒林传》载,明帝曾集诸儒「正坐自讲」。《章帝纪》亦载有章帝亲决五经异同。⑦此处笔者所述仅就「制度」二字立论,非言太学无丝毫建树也。汉末党锢之祸时,太学生的表现,何等辉煌,因为太学毕竟是拥有二万多青年的一所大学。
   *原载于《中国历代大学史》,台北,
   中华文化事业出版委员会编印,一九五八年八月再版。
   八、那变不了法,改不了制的一百天
   召见康有为,决心变法
   现在再看看慈禧光绪这对母子,是怎样闹僵的。
   时在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春初,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危机正迫于眉睫之时,我们那位颇有个性而赤忱爱国的青年皇上是不能再沉默了。透过他的身任军机大臣的族叔庆亲王奕劻,向太后申诉他不能作亡国之君。如太后再不授权改革,他宁愿「逊位」云云。据说西后闻此言至为愤怒,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嗣经庆王力劝,始说:「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但庆王复命时,不愿多言,只向皇帝轻描淡写的说太后不禁皇上办事。诚实而少不更事的光绪皇帝得此传语,就真的大干特干起来了。
   他的实际行动的第一步便是〈定国是诏〉,公开宣布他决心「变法改制」。时为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历六月十一日。这便是这件可悲的「百日维新」的第一天。紧接着便是召见康有为。因为康是他的智囊和改制理论的源泉。但是光绪并没有看过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或《新学伪经考》。他所看重的改制显然只限于日本模式,或俄国彼得大帝的模式 。
   光绪召见康有为的时间是戊戌四月二十八日(阳历六月十六日)早晨五点至七点。地点是「颐和园」仁寿殿。因为此时己号称「归政」的西太后,长住于颐和园。然国有大政,皇帝还是要亲去颐和园向太后请示的。此次光绪已早两日来园驻跸。他之召见康有为显然是得到西太后面许的。
   颐和园是今日名闻世界的旅游胜地。仁寿殿对很多读者和作者均不生疏。康有为当年在这座房子里是怎样陛见光绪的?想读者们和作者一样,都有若干兴趣。今且将他君臣二人当时相见的实际情况,节抄若干。以下是康氏在逃难中,亲口向新闻记者说:
   
   六月十六日皇上曾召见我一次。这次召见是在宫(园)内的仁寿宫(殿),从清晨五时起长达两小时之久。当时正是俄国人占领旅顺大连湾不久,因此皇帝是面带忧色。皇帝身体虽瘦,但显然是健康的。他的鼻梁端正,前额饱满,眼光柔和,胡子刮的很干净,但面色颇为苍白。他的身材是中等的,手长而瘦,仪表精明。其态度之温和,不特在满洲人中少见,就连汉人中也没有。他穿的是普通朝服,但胸前不是那大方块的绣花,而是一圆形的团龙,此外在两肩之上也各有一小块縤花。他所戴的也是普通的官帽。进来的时候,由几个太监领先,然后他坐在一个有大黄色靠垫的宝座上,双足交迭。坐定之后,他命令一切侍候的人都退出去。在我们整个的谈话中,他的眼睛时时留神窗户外面,好像防备人偷听一样。在他的面前,有一张长台子,上面有两个烛台,而我则跪在台子的一角,因为台子前面那个拜垫是留给高级官员跪的。在整个时间里,我一直是跪着的。我们的交谈是用京话。(见中国史学汇编《戊戌变法》第三册,页五〇六。原载一八九八年十月七日香港《中国邮报》)
   
   以上是光绪和康有为第一次见面,也是他们君臣之间唯一的一次。康有为向他的主上当然是说了一些废八股、练洋操,「小变不如大变」,「缓变不如急变」的变法主张。其实这些话都是多余的。光绪这时已决定依照康的条陈变法改制。召见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他有意以康有为提调「制度局」。
   康有为师徒这时对变法步骤的具体主张,可以概括言之曰质变而形不变。他们怕保守派顾虑失权失位而反对新政,乃向皇帝建议把一切高官厚禄的名位和王公大臣的职权,表面上全部保留不动;然在同一时间,则重用小臣,主持实政来推动改革。例如裁汰冗员、撤销无职衙门、废八股、试策论、开学堂、练新军、裁釐废漕、满汉平等、满族人民自谋生计等等「新政」。
   与此同时,光绪帝也真的绕过大臣而重用小臣。第一当然是康有为。康自工部主事,升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章京上行走」(行走者,有事则行,无事则走也)。虽然还是个五品小官,但康有为可专折奏事,为天子近臣 成为一个举朝侧目的实际掌权的人物。
   其后不久,光绪帝又擢用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四个年轻小官,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襄赞天子,处理日常政务。这一不次之迁,不但把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都给「架空」了;连无缘再见皇帝的康有为,也大有酸葡萄的感觉。有为说他们四人事实上已居相位,但是四人相貌单薄,没有威仪,望之不似宰相,云云。康氏尚有此感,则满朝文武的醋劲,也就可想而知了。而新派人物亦难免有其少年得志的冲动和气焰。他们甚至公开讨论某职应撤、某官须废。弄得满朝文武(尤其是满族),惶惶不安。
   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架空政治」
   这种重用小臣、架空大臣的办法,康梁二人都认为是他们的新发明。其实「架空政治」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的。
   在我国隋唐以后的中央大官,最尊贵的莫过于所谓「尚书」了。其实「尚书」一职,在秦汉官制里原是皇宫里面的「五尚」或「六尚」之一什么尚宫、尚寝、尚食、尚衣、尚书(可能还有尚厕吧)等等。那都是服侍皇帝和后妃的黄门内官。只有宫女和太监,才能担任的。男士要当尚书,先得阉割,才能入宫。可是在西汉武帝、成帝之世,皇权上涨。这个原是阉人黄门充当的尚书小官,因为是天子近臣,渐渐就重要起来了。时至东汉之末,十常侍乱政之时,这些尚书们就把朝中的「三公九卿」,全给架空了。这一架空政治,通过魏晋六朝,就变成九卿备位,尚书当权的怪现象。至隋文帝统一天下,改革官制,乃干脆把九卿全废,改用「六部尚书」。当然隋唐以后的「尚书」,太监也就没分了。
   可是架空政治这个魔术,却不因尚书之扶正而消灭。明太祖废宰相,代之以内阁学士,还不是这魔术的重演?等到内阁大学士又变成宰相了、雍正皇帝要架空他们,乃以小臣设军机处来取而代之。现在军机又有权了;康、梁师徒乃为光绪设计以四品小臣的四位「章京」,把位高一品的军机大臣架空了。
   不特此也。到民国时代的国、共二朝,此一艺术仍为蒋、毛二公所承继。
   在三〇年代之初,当汪精卫出掌行政院,蒋公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时,那个六部俱全的「委员长侍从室」的重要性,不也是在「行政院」之上吗?事实上「侍从室」这个机关的名字,就有封建王室中内廷的气味。「侍从室主任」和他以下的各组组长等小官,如果生在汉朝,都是应该要阉割的呢!
   到毛泽东晚年的人民政府时代,那个权倾朝野的「四人帮」,事实上还不是成长于内廷的「十常侍」?替毛公传达「最高指示」的毛远新、王海容等青少年男女,不也是在「章京以上行走」,王洪文不是要架空周总理?连一个小宫女张玉凤不也要支取中央书记处机要秘书的薪给,而「五尚」通吃?那时在国务院当「协办大学士」的邓小平,哪能同他们比呢?所以这种架空艺术,是我们中华三千年来的国宝。康、梁师徒在自己脸上贴金这哪是他二人发明的呢?
   不过搞这种小臣近臣,来架空大臣权臣的政治艺术,却有个先决条件搞架空的主使人,一定要是像汉武帝、明太祖、雍正皇帝、蒋委员长、毛主席那样有「最后决定权」的大独裁者。一个见着老娘就发抖的儿皇帝,则千万做不得。不幸的是那时主持变法改制的光绪,却正是这样的一位「儿皇帝」。以儿皇帝的「小臣」去架空老太后的「权臣」,则成败之数岂待蓍龟?这种政局的演变,我辈熟读《通鉴》的后世史家,都洞若观火,而精敏如康,梁竟无觉察者,便是身为急功「小臣」,以致当局而迷罢了。
   维不了新、变不了法的一百天
   戊戌年的夏天,那座「天晴似香炉、天雨似酱缸」的北京城,是炎热难当的。可是这个季节却正是我们那位可敬可爱、也可叹可悲的年轻皇上,为国为民而疲于奔命的时候。为着推动他的变法改制,他三天两天都要从那时的禁城、今天的故宫赶往颐和园,向太后请示。(可怜的光绪爷是没有空调汽车的。)
   自他于六月十一日(阴历四月二十三日)下〈定国是诏〉之时起,到九月二十一日(阴历八月初六),西太后还宫「训政」,把他关入瀛台止,前后一百零三天,光绪帝去了十二次颐和园,每次驻留三数日。至于他们母子之间交谈的实际情况,外人固无由得知,但是这位年轻皇帝苦心孤诣的恳求改革,而太后不同意,致每遭训斥,则尽人皆知。等他回到宫中,诏书虽一日数下,而朝臣对他拖延时日,拒不回报;疆吏(湖南巡抚陈宝箴是唯一例外)对他则阳奉阴违,甚至阴违阳亦不奉。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苦衷和籍口。盖向例南洋大臣和外省督抚的行动。都是以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马首是瞻;而这时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荣禄则是顽固派的总头头。他仗着太后的权威,对光绪简直公开抗命。他认为皇帝年轻无知、任性胡闹,因此把光绪所有的诏命不但当作耳边风,并纠合朝中保守要员刚毅、李盛铎、杨祟伊等加油添醋地向颐和园打小报告,联衔吁请太后回朝训政,恢复垂帘,以遏乱萌。这当然是西太后求之不得的,有的甚至出于她的授意。
   再者,新政的施行和步骤当然亦有它本身的困难。就以「废八股改策论」这一考试新政来说吧,八股是空话,策论还不是空话?然写八股文要读圣贤书,还有个「帖括」(英文叫 format)可循。写「党八股」式的策论则并此而无之。所以在戊戌夏季有个老实的浙江学政陈学棻上奏说:「改试策论,阅卷艰难,不如八股之易。」光绪览奏不悦说:「陈学棻既不会看策论,可无庸视学。」就把他撤差了。其实如把康有为放出去作学政,以他那一点点的所谓西学知识,恐怕他对策论考卷的批阅,也没个取舍的标准呢!
   梁启超说,开明而通时务的达官如张之洞,也深知废八股为变法之第一事;然张氏亦不敢轻言取消八股。因为他深「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怒。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己也」(以上均见梁启超著《戊戌政变记》)。这本来是关系到国内数百万知识分子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哪是空谈变法「主义」,所可解决的呢?不论「黑猫白猫,能捉耗子的才是好猫咪」(邓小平语)。徒足制造「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的废八股改策论的「新政」,究能派啥用场昵?
   再说改庙宇办学堂吧!当时那几十万座庙宇,几百千万佛道各教的神职人员,也都非等闲之辈。哪能只凭一纸上论、两页公文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庙门,结婚还俗呢?纵使能废庙办学,则经费、师资、课程、学童哪里来,也非朝夕之功。至于康氏所想象的「举行地方自治」,更属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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