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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版)-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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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史者皆知道「万木草堂」是后来康、梁变法理论的温床;也是戊戌变法的干部养成所。但是康有为大师究竟在这所「堂」里,讲了些什么学问和理论呢?这儿倒稍有釐清的必要。
   圣人知道多少「西学」?
   康有为当时在「万木草堂」中,向梁启超等学生所讲的学问,总的说来,大致有两大类:「西学」和「中学」。康山长(满清书院院长例称「山长」,康似未用此头街)在那里又讲了些什么「西学」呢?原来他数度自广州乘洋轮北上,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时,途经香港、上海、天津等地「租界」,见「西人宫室之华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康氏在内心钦佩之余,乃大购汉译西学之书,潜心阅读。久之也就变成当时寡有的「西学」行家了(见《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五年、二十二岁诸节)。康有为这种经验与体会,实在和孙中山早年乘海轮的观感完全相同。他二人因此也都成为清末提倡西学的先驱。这种不寻常的文化经验,我们内地的士大夫就望尘莫及了。
   但是有为不谙外语,而当时汉译(或自日文重译)西书,极其有限,且所译亦均为最初级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所介绍的史学文学和政治社会等科的内容,大致可比上五四运动以后的「高级中学教科书」的程度(毛泽东就是这个程度);至于所谈的声光电气等自然科学,其程度则远在「初中」之下了。不过康有为毕竟是位有「超进士」程度的儒家大学者,又是长于理学佛学的文章家,特别是善于演绎义理的成熟的「今文家」。他闻一知十、举一反三最长于望文生义,自己并不知其不知,就东扯西拉,大写其《康子》上下篇了。
   其实这不是「康子」一个人的毛病。它是文化转型期思想家的通病。继康、梁之后,直至今日的八、九〇年代,为时人尊为国学大师,而好以圣贤自诩的学人,也每每自觉微吾曹则民族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者,都是害有不患不己知的毛病。自信心太大,无不如此也。余夜读康子选集,至其《大同书》未尝不掩卷长叹。如此书生,真欲作「帝王师」耶?然自思论聪明才智,吾何敢上比任公,而任公竟为乃师是书而焚香顶礼,亦不可解矣。其唯一可「解」之道,那就是时代的关系了。这也就是笔者常说的笑话:若论对「天文学」的了解,则诸葛亮也比不上台北街头的一个小学生了。
   吾友刘宾雁先生每叹今日中国之厄运,是没有产生一个「真正的大思想家」的结果。愚不谓然也。盖真能扭转乾坤,领导我民族(恕我借用一套「今文家」的滥调),通过这个「据乱世」、致「升平」、入「太平」,长逾一个半世纪的「现代转型期」,不能依赖一、二至圣大贤,稳坐沙发之上,手不释卷,而胡思乱想出来之所谓「主义」也、「思想」也。它要靠数不尽的「智者」(wisemen),和常人(ordinary people),乃至军阀官僚、流氓地痞、洋奴大班的综合「经验」、「思想」、「实践」、「试验」等过程,并配合主观和客观的「机运」(chances & opportunities),分期分段,积累而制造之也。哪能专靠一两位「思想家」呢?
   写到这儿,我们也就要替「实验主义」那个框框之内的历史哲学家,尤其是杜威、胡适、邓小平师徒的理论,说点公道话了。他们「实验主义者」认为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之内(其实自然科学亦何尝不然),是没有什么「终极真理」(ultimate truth)的「真理」是在不断制造,和不断扬弃的程序之中。
   「实验主义先生」和「孙中山国父」一样,学名谱名是搞不清的。稍一翻它的族谱,就可查出它的原名就有四个之多。曰「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也;曰「实用主义」(pragmatism)也;曰「机会主义」(opportunism)也;曰「机具主义」(instrumentalism)也。杜威的「实验主义」事实上是个「实验报告」(lab report)。他把美国这个大实验室中,两百年来实验的结果。加以总结而「概念化」(conceptualized)之。
   胡适就不然了。胡氏没有进过实验室。他所着重的只是杜威的抽象概念。多谈「概念」还不是多谈「主义」,而他的「主义」,却没有触及当时中国的实际「问题」。所以他那套「实验主义」,很快的就让位了。
   我国「实验主义」的「二世」邓小平所搞的「黑猫白猫论」,事实上是一种「机会主义」。但是我们可别忘了,「机会主义」原为「实验主义」的基础。只是「实验主义」重在「实验」。任何实验其结果都是有正反两面的。搞「否定之否定」是最困难的实验。所以邓公今天的身分不是「垂帘听政」的西太后;他是个穿着牛仔裤的「实验室主任」(lab director)。实验成功便可加入杨振宁、李政道行列,得诺贝尔奖金。实验失败,就只好到北京街上去蹬三轮了。
   笔者在本节内写了偌大一篇似乎与主题无关的议论,目的无非是想指明,要想把我国政治社会和文化型态从中古的东方式,转型入现代的西方式,是多么复杂的运动。历史包袱太重,康有为以他所具有的那一点点中学程度的西学常识来搞变法维新,真是蚍蜉撼大树,其失败在起步之前就已决定了。百年回看戊戌变法真如在玻璃球中也。可是康圣人在儒学上的火候就不那么简单了。下面辟专篇再细论之。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卷第四期
   六、「新学伪经」和「托古改制」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内所授的「西学」,包括他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开天辟地的体育课,都是些很原始的启蒙性的东西,值不得多费墨笔,故在上篇首先提出后,便一笔带过。
   「万木草堂」中学科的重点,是它的儒教「今文学」,和康氏用今文学观点所发展出来的两本教科书《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所以今文学实在是康氏变法的「意蒂牢结」的根基所在。
   康有为是在近代中国,受西学挑战而奋起搞政治改制的第一位改革家。他对传统中国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社会制度的了解,是蔚成宗师的,虽然他搞的到底只是中国思想的偏锋。可是他竟然能以此高度发展的中学偏锋,与最幼稚的西学认知相结合,搞出一套他自己的康有为思想,并画出他自己的「以君权行民权」的建国大纲的政治蓝图。再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方式加以推行。结果弄得人头滚滚,一败涂地。但是康之起伏也标志出中国现代化运动中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阶段。我们如不把康有为弄清楚,我们也就很难了解继康而起的孙中山、陈独秀、胡适、毛泽东乃至今日的邓小平和「民运人士」了。康有为的「意蒂牢结」的根基既然是传统儒术中的「今文学」;但是今文学又是个什么东西呢,康子这两部大著,所讲的又是些什么内容呢,为康氏以后诸大家作导论;也为一般读者作参考,且让不学略事钩沉。
   「今文学」浅说
   谈起「今文学」,我们不得不从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二一年(始皇二十六年)统一中国之后,在文化上做了几件大事说起。第一件便是「文字改革」,所谓「书同文」是也。统一之前的中国大陆是七国不同文;齐(山东)楚(安徽、湖北、湖南)不同语的;而秦文与六国之文,隔阂尤大。统一前(亦如今日之「解放前」),秦人所用的是大篆、小篆和他们的简体字隶书。统一后乃悉废大小篆(包括秦人专用的古「籀文」),改用官订「隶书」。六国既被它统一了,秦政府也尽废六国之古文,一律改用隶书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字大改革」。它也是全人类文化史上文改最成功的一次。
   东亚大陆上的东方文明,原是有其一致性的。但是自周平王东迁(公元前七七一年)至秦始皇统一列国(前二二一年),七国文明的分别发展,已长达五百五十年。由于各国文字不同、语言各异,再加风土人情、生活习惯也颇有差异;晏子所谓「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是也。所以各国虽共有《诗》、《书》、《国语》和诸子百家之学,彼此之间「大同」固有,而「小异」亦多多也。(请参看现代白种人的欧洲诸国之间的异同。)
   值得注意的是:「小异」者,不徒文字书法之不同,义理之间亦每有严重区分也。如今尽废各国原有之「古文」,而以秦人专用的「今文」(隶书)改写之、统一之,「今」、「古」文版本之间的区别立刻就暴露出来了。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所以在秦始皇的「文字改革」之后,今古文之争,本来就呼之欲出了这一情况,在中世纪欧洲,和东西罗马的「圣经学」中,也闹得很厉害。最可笑的莫过于今日的国共两党之争。它们于政争之外也就逐渐引起「繁体字」、「简体字」之争了。余于大陆上曾闻有「代表代表」的笑话。今日不加澄清,则五百五十年后,「繁文家」势将解为「代表之代表也」;「简文家」就要释为「带表的代表」了。
   文化本来也不是请客。你麻烦你的,我麻烦我的;河水不犯井水,各麻其烦可也。但是麻烦之间要牵涉到政权问题、饭碗问题、砍头问题,那么问题就大了。
   秦始皇搞「书同文」,本是好事。可是他陛下于统一后八年(公元前二一三年),忽然来个「焚书坑儒」并下「挟书之禁」。老百姓如私下藏书,看情节之轻重,就要被「黥为城旦」(脸上刻字、下放劳改)、砍头,甚至「族诛」。这一下便把东亚大陆,搞回到石器时代。民间要做点学问,就只好靠口述录音了。
   最高到有族诛大罪的「挟书之禁」,不因秦亡而稍弛。汉沿秦制,书禁末解。直至惠帝四年(公元前一九一年),这条死罪大法,才被撤销,它前后延长了二十二年之久。解禁之后,社会上通用的已全是「简体字」的「隶书」。禁书之前包括七国古文的「繁体字」,什么「大篆」、「小篆」和「古文籀书」,便甚少人通晓了。可是书禁既解,则「燔余之书」(包括始皇烧的和项羽烧的),和匿藏之书(像伏生家中和孔子故宅偷藏的「壁中书」),往往皆出。在政府鼓励之下,国立中央图书馆(中秘书)中也堆满了断简残篇。为整理这些残书和口述稿,大家就只好全部使用简体字(隶书),所谓以今文读古文是也。「以今文(隶书)读古文(篆、籀)」事实上也是一种翻译工作。不同的译者作相同的翻译,其结果往往不同。更何况七国古文,各有其「异文」,而口述者如伏老先生,又不会讲「标准国语」,这样问题就大起来了。君不见吾友柏杨以「白话」来翻译「文言」《通鉴》哉?更不见,「通鉴广场」及众多媒体,见仁见智者,对柏老之棍棒交加耶?这就是发生在两千年以前的「今古文之争」的现代版了。明白了柏杨近年之恼火,则两千年来今古文之争,可思过半矣。
   从董仲舒、刘歆到党的领导
   两千年来论今古之争者无虑数十百家,拙作斯篇多采比较深刻的王国维说。志之示不掠美也。这一发生在两干多年前的学术争辩,正如发生在二十多年前的有关「海瑞罢官」的辩论。如照京兆尹彭真在《二月提纲》里的办法,把它限制在教育文化部门也就罢了。无奈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利禄禽兽。任何有关文化的小事,都要搬到政治上去。为的是入党做官,有权便有一切也。要夺利,首先就得争权。这样便牵涉到两位关键人物,董仲舒和刘歆了。
   大家都知道董仲舒是搞「罢黜百家、独崇儒术」的儒家大政客。他说服了汉武帝设立「五经博士」和国立中央「太学」,而当「太学生」(也就是所谓「博士弟子」)则是入朝为官的终南捷径。
   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前一〇四)专治《春秋·公羊传》,可说是今文家的鼻祖。他所建议设立的「太学」,自然也就是一座今文大学;五经博士所授的自然也是今文五经了。董仲舒这批「斯大林主义者」,既然把持了党校,左右了党的「意蒂牢结」,操纵了入党做官的「仕途」凡数十年也就罢了。谁知半路上又杀出个「托派」来。这一托派的首领,便是在国立中央图书馆中奉命整理燔余残书的刘歆(公元前五三~公元二三)。
   刘歆和他的父亲刘向(公元前七七~前六),原都是中央图书馆里的编审和管理人员。二人都写了不少卷有关「目录学」的名著那也是人类文化史上最早出现的目录学。刘歆显然比他爸爸更有学问、更调皮。他在这些残书中却偏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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