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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台湾远流版)-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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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何敢?
   后来我才知道这原是出于罗家伦校长的条论。他说在空袭无常的时代,珍贵图书,能不开箱,便不开箱。但若有师生要借阅,则务必开箱。这小事也可看出有功中大的罗校长的学术眼光与气魄。为我这位大二的小萝卜头,无意中的要求,大学图书馆竟为我劈锁开箱,把两本大洋书让我借出。书既已出箱,我就不得不借,既借了,纵使看不懂,心理上也不得不看真是大错已成,追悔莫及。
   这是我治中国史征引西书的破题儿第一遭。书看得似懂非懂,但是郭老师讲义上那许多故事,却都被我找到了。并且还找到一些郭师未引用的故事。真是别有天地,眼界大开。因而我把我课堂上所记的笔记,也大事补充了一番,并注明出处,真是得意非凡。
   这时我有一位中学历史老师刘次辰先生,他刚从国立第八中学升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作讲师。该院新成立,图书设备全缺。刘老师苦无教科书可用。他知道我在沙坪坝,乃专程访我取经。他看到我那本中国近代史笔记,竟如获至宝。他借去之后乃将练习簿拆散,叫他班上学生每人各抄数页,拼起来,便成为一本厚厚的中国近代史讲义了。此后他隔周必至。我那两学期的笔记,也就变成他现炒现卖的教科书了。
   刘老师抄得得意之余,曾力劝我将此册笔记出版,他保证有销路。但是这是郭廷以老师的讲义,我何能据为己有加以出版呢?!不过刘老师对我的鼓励,倒启发出我另外一种灵感我自己为何不能另起炉灶,自著其书呢?!既有这样的灵感,我也想找个好题目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自著其书了。这一个构想与筹画,也就是我个人「学做research」的开始,而这个起步,则是自郭廷以老师的「中国近代史」班上得到启发的。
   从海军史到郡县考
   说做就做。我真的选了个海军史的题目作期终作业,「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写了起来。
   我在试撰中国海军史时,遇到很多困难,我想只有郭老师可以指导解决。不幸在当年大陆上受高等教育的旧传统里,师生的距离太远,学生对老师是可望而不可及。有「学」而无「问」。我们自己在做些什么研究,老师全不知道。我们也不敢告诉他们;更不敢问他们。十余年后,我个人教读海外,我看到外国大学里,师生融融乐乐、不分彼此、打成一片的情形,才了解到我们旧传统里「程门立雪」那一套师生关系,太可恨了。那是学术界被官僚作风所污染,不能自拔的结果。我国民主政治搞不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这种官僚传统,演化为入党做官,变成党僚作风在作祟。
   就以胡适之先生来说吧!适之先生在美国和我们这些后辈学生真有说有笑,有问难、有辩论,亲如家人。可是我看他后来在南港,却被他的「秘书」、「副官」、「部下」、「学生」们,「先生」长、「先生」短的捧成个官僚。蒋老总统在「官邸」之内,被内侍称「先生」而不名。胡适之先生在他的南港「官邸」之内,也被他的秘书、副官称先生而不名「院长」本是「特任官」嘛!我看他在南港由副官和秘书们,捧着个小本子,终日低声下气的跟在屁股后面写「起居注」,把「胡院长」捧成个「蒋总统」。这哪是「胡适」呢?这是对适之老师莫大的侮辱!但是适之先生是位最通情达理之人,最能随俗。他对「捧」他的人,有时也破格爱护,屈予优容这是「人情」,而胡适则是个最有人情味的人。他最民主、最平凡,但是环境硬要强迫他「做官」,他也可做总统!
   后来我在大陆上也参加过若干次学术会议。我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和我们一道挤大巴士、吃大锅饭的平民作风,倒颇像「胡适」,令我这位「归国华侨」,内心肃然起敬。而回到台湾的胡适,反被副官们捧得不像「胡适」,也真是天大怪事。
   话说回头,那时我虽然未敢去找郭老师,而郭师对我们倒颇为关心。一次我和数学友嬉笑于松林大道之上,忽见老师手拄巨杖自坡顶施施而下。我们赶紧收起笑声,肃立道旁让路。老师走近了,忽然停下,用手杖指指我,说:「唐德刚你那篇文章写得不错,嗯。」他说得我好脸红,无言苦笑以对。老师走了,我们就嘻嘻哈哈的跑掉了这要在美国,我们就和老师一齐嘻嘻哈哈了。郭老师本来就很严肃,再加上个严肃的师生传统,使我们见到他正如小鬼见阎王一般。他说了一句话就走了。我们立刻开溜,溜着好轻松。
   郭老师的一句评,当然对我也是个大鼓励,因为在课堂上,批评其他名作家是习以为常的。海军史的尝试是我写长篇的处女作。其时我与那《海军整建月刊》的主编通信频频,都是用老腔老气的文言文写的,使他把我误认为「中大教授」。我想去函更正,但是我系中一些臭皮匠好友,一致认为「犯不着」。因此做了一阵假教授,真是可鄙之极。
   附带说一句。那时中大二、三年级学生为大后方报刊写专栏是成筐成篓的,没啥稀奇。好友庞曾濂(史系三年级)那时竟在重庆《大公报》上写「星期论文」,郑士镕(政治系二年级)我们叫他「郑状元」。他以〈三民主义宪政论〉一文,荣膺当时教育部主办「全国大专学生论文竞赛」的首奖。「状元」是当时陈立夫部长亲「点」的。庞、郑二人那时都享誉全国,文名籍甚;所论也都掷地有声。我那点灰溜溜的假教授论文,在沙坪学友中是上不得枱盘的。我和牙祭好友都相约保密。庞、郑两兄今日皆定居纽约。我们几位白头宫男,偶尔相聚,戏谈沙坪往事,还是欢笑不绝的。
   我那部处女作后来写得半途而废。主要的原因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尤其是洋书。第二则是那位主编希望我「倒写」;我不习惯。那时美日在太平洋上的海空鏖战正烈。主编要我以当前大战为借鉴,先自「将来」写起。事隔五十多年了,想不到他那时对我的指派,今日竟由我的学生和朋友王书君教授,一肩挑起来了。书君近在哥大荣任「访问学者」,他的两本有关二次大战海空战钜著,正畅销两岸,真可喜可慰也。
   另一个改变我写作计画的原因,是research经验多了,在其他课程的期终作业里也可尽量发挥。我选贺昌群老师的「南北朝史」和「秦汉史」,秦汉史的期终作业,我就把它通俗化一下发表了。稿费是够三个臭皮匠,吃一顿「小金刚」(沙坪坝上香味四溢的小餐馆)。
   大三时,我选修顾颉刚先生的「商周史」,也把期终作业写成〈中国郡县起源考〉。曾蒙顾老师用朱笔作长批,说什么「有眼光、有裁断」,大大奖励一番。前年顾师百年冥诞,各界盛大纪念。我忽然也收到一份请柬,便道去苏州参加。我问顾潮学妹如何找到我的名字。她说她们正替顾师编年谱,查看顾师日记,发现了我的名字,「还有分数呢!」半个世纪未碰「商周史」了,真愧对名师。但是这篇短短的期终作业后来在「安徽学院」(今日安大前身)的学报上发表了,史系主任李则纲教授和中文系主任朱清华教授都批览了。它竟变成我进入安大教书的敲门砖。后来我进哥大,它也帮我在哥大的「中国历史研究部」找了一份工作,因为它证明了我可读中国古书。
   最可笑的是,它又把我介绍成「小门生」的身分,去替胡适老师写自传。替胡老师写自传(写传记或年谱是另一回事),不深入古籍,胡老师是不要的。这一点我想罗尔纲先生一定知道。一篇短短的期终作业,混了这么多碗饭吃,真如胡老师所说的:「社会对一个人的报酬,实远大于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然追根究底,我这项「一技随身」,实启蒙于郭廷以老师「中国近代史」那一课。
   做会了research,兴趣也广泛了,学不主一,东掐掐、西抹抹,结果一事无成,连郭老师所启蒙的一本简明中国海军史,也没有缴卷,真愧对数十年来的良师益友。老大徒伤悲,悔恨无已。「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后辈青年学子,毋步老朽后尘。
   纽约接机以后
   一九四三年我在中大毕业后,曾考取中大历史研究所作研究生。无奈离家日久,返乡省亲心切。其时家乡敌军已退走,川皖之间尚有安全的陆路可通,我就还乡了。翌年汤恩伯打败仗,河南陷敌,我又得机入「安徽学院」作讲师,中大便没再复学。一九四八年赴美留学;四九年大陆政权易手,回忆沙坪师友,就如同隔世了。
   谁知在五〇年代中期某月日,我忽然收到一封发自台湾的国际邮笺,字迹好熟悉。一看原来是郭廷以老师寄来的,真喜出望外。信中他说即将访问纽约,并写出班机时刻,盼我能接机,余事面详。我接书真十分兴奋。届时乃开了我那百元老爷车赶往「荒怠机场」(Idewild Airport,后改名甘乃迪国际机场)接机。那时荒怠机场名副其实,还是一片荒野。四周芦苇高过人头。汽车自芦苇夹道中,缓缓开入机场。但是地虽荒僻而接机者仍是人头济济。我站在铁栏之外,见百码之外的机上旅客循梯而下。接机人群均摇手欢迎。郭老师刚出机门,还在梯上时,我就认出了。那倒不因为他是中国旅客的缘故,而是因为他那熟悉的体形和动作,虽然他已不用手杖;蓝布大褂也改成了西装。我虽然举手大摇,我想他是不会认识我的。他有学生千百人,相别十余年。他何能认出我呢?当他走近了,我正预备自报姓名时,老师竟抢先破容一笑说:「德刚,你来啦。」我接过他的手提包,握手相迎(仍然不敢用西式拥抱),师生都高兴无比!那是郭老师第一次访问美国。人地生疏,一切由我安排。我做他的随员,他的秘书,他的代表,他的翻译,和他的司机。到处奔走洽谈,日夜不停。
   郭廷以教授那时正忙着组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筹备处」。五〇年代的台湾仍有其「文化沙漠」之名;经济上也一穷二白。郭师美国之行的目的,第一是向福特及其他基金会,申请补助,第二是想与美东诸名大学挂钩。那时美国的「名」大学,都还在美东呢!
   天下事最难的是伸手向人要钱!次难的是订立不平等条约。人家荣华富贵,你一穷二白,攀起亲来,门不当、户不对嘛!纵使贵人好见,而贵人之下的与你说相同语言的「二爷」、「马弁」等人的脸色有时是直如秋霜、如破鞋,令人出而哇之。
   郭老师原本是一位寡言鲜笑的严肃学者,为着中国近代史而向一些不值一顾的假学者、烂政客,强作笑容,低声下气,我这位老师的道童、随员、小和尚、汽车夫、樊哙……每为之怒不可忍,衷心尤为之恻然。然郭老师有传教士精神,为着「近史所」这个baby,他任劳任怨,筚路蓝缕,一锹一铲地为它奠基,真令人感动,也令人悲伤。这是他第一次的美东之行。
   其后郭老师又数度访美,一次并偕一青年随员李念萱兄同来。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近史所已逐渐成型。当我于一九六二年接管哥大中文图书馆时,郭师曾看中了我馆珍贵的「复本书」(duplicates)。我也签请哥大备案,送了他七大木箱之多,并为他承担运费。郭师如获至宝,连说:「这样我们图书馆就有基础了。」那时书市不大,基本参考书和政府档案如北京政府公报,都早已绝迹也。
   郭廷以老师原是位纯学者,寡言鲜笑,应付复杂的政治环境,原非其所长。在他「拜拜」成长期中,他这保母是焦头烂额的。笔者那时也被无辜地卷入哥大的校园政治,在数个政客互斗之间,也额烂头焦,不能自拔。
   我们沙坪老师生偶尔聚会,也只能相濡以沫人生曲曲弯弯水,世事重重叠叠山,我们师生两造的辛酸过程,可说彼此都终始其事。郭师向我求援和诉苦信件,我相信还可找出不少封来,虽然一大半都给我丢了何从说起呢?!
   郭师后来在纽约逝世时,张朋园教授和我,可能是他仅有的两个「老学生」去给他送葬了。
   他是我做research的启蒙老师;也是我平生为老师送葬的唯一的一个人。
   师生遇合有缘,谨撰此篇略表追思之忱。
                                 *原载于台北《中外杂志》五十九卷第一期
   十一、中国近代目录学的先驱袁同礼先生
   袁同礼(守和)先生是二次大战后侨居美国的诸多华裔学人中,对笔者有深远影响的前辈之一。他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乙未。生肖属羊。这年龄正在我父母之间先父属猴(一八九六),先母属马(一八九四)。袁公属羊,正是马猴之间,所以我一直把他看成父执辈。中国的传统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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