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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时光-侯孝贤电影纪录_朱天文-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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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决定拍成上下集,遂看书读资料。阿雪一度变成侠骨柔情,一度仍恢复原状,改来改去,倒是阿雪的家人终于一一诞生完毕,乍一看,赫赫斯族哉。

    阿雪少女时代的家人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便构成《悲情城市》的上集。现在,上集远比下集吸引我们多多了。下集已成遥忽记忆,只剩最初的原型阿花与阿发,偶然在那里烙烧一下。

    下集遂自动消失。上集扶正为本片,悲情城市。

    第八问事件怎么编排的·

    要从建立人物而来。

    事件既不能开头就去想它,也不能单独去想,它永远是跟着人走的。

    当然也可以从一个现象或意念出发,而终究要面对是如何把它说出来,说得好,这个残酷的事实。残酷,是因为再伟大的理念,碰到创作这件非得具象造形的东西时,往往却不知何处下手起,没辙。当然也可以用诸如象征手法,隐喻暗喻,反讽对照,平行排比,等等一大堆,但是拜托这些在作品完成之后让人家去说吧。事件的选择与安排,顶好莫搬出这些宝贝来。

    直接进入人,面对物事本身。当人物皆一一建立起来撼他不动时,结果虽可能只是采用了他的吉光片羽,那都是坚固的。显现的部分让我们看见,隐藏的部分让我们想象。那么环绕他现在未来衍生的任何状况都是有机的,与别人有时重叠,有时交叉,有时老死不相往来。剩下的工作,便如何把他们织拢在一起而已。

    我看出侯孝贤编剧时的一招,取片断。事件来龙去脉像一条长河,不能件件从头说起,则抽刀断水,取一瓢饮。侯孝贤说,择取事件,最差的一种就是只为了介绍或说明。即使有,侯孝贤总要隐形变貌。事件被择取的片断,主要是因为它本身存在的魅力,而非为了环扣或起承转合。他取片断时,像自始以来就在事件的核心之中,核心到已经完全被浸染透了,以至理直气壮认为他根本无需向谁解释。他的爱好经常就放在酣畅呈现这种浸染透了的片断,忘其所以。

    《悲情城市》的时代背景是一九四五年光复到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迁台之间。初时看书,忘路之远近,上溯到清末台湾五大家族,叶荣钟的《台湾民族运动史》写史像写他的切身之事。材料的丰富浩瀚把人诱入其中无法自拔,什么都想装进来,什么都难装进来。这个过程,我鲁钝才学到,编剧其实也是一种如何兼备理智和豪爽去割爱裁剪的过程。侯孝贤灵敏得多,他很快走进状态,丢开所有资料,素手空拳直接面对创制。

    一切的开始从具象来,一切的尽头亦还原始具象。

    第九问■剧本等不等于电影·

    大不等于。

    根本是:编剧的思路与导演的思路已经不同。从一件事足以看出来,吴念真的剧本可读性极高,一般读者当成文学作品阅览都很有乐趣。杨德昌的剧本则像施工蓝图,除了工作人员必须看,电影系学生研究看,及电影发烧友为非凡兴味看,旁人来读总之要花点苦功的。

    编剧的思路是场次相联结的思路,导演的思路是镜头跳跃的思路。

    编剧拿场次为单位来表现时,借对白以驰骋。导演不是,他的单位是镜头。不论他或者用单一镜头里的处理,或者用一组镜头的剪接,会令他感到过瘾的只有一个,画面魅力与光影。

    什么样的思路必然决定了什么样的结构。一路以场次对白,一路以镜头光影,其实是判别了两种不同的形式风格。侯孝贤曾说过,念真应该去当导演了。因为念真强悍的编剧思路已足成一家之言,若去当导演,他的会是另一种有趣的类型吧。还有一位编剧也应该去当导演,丁亚民是也,他的又会是另一种类型。

    所以拿《悲情城市》的剧本去看《悲情城市》的电影,是灾难呢·是惊异呢·它们是一对同父异母的兄弟然又何其之不像。非但不像,简直两样。

    第十问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

    这就是理由啦,剧本,不可能也不会,等于电影。

    今年坎城影展有人问温德斯他自己的电影最满足是哪一部,他说在脑子里。而且我想,将是永远在脑子里。

    剧本构思完成时,绝对是电影全部的工作期间最快乐的一刻。那时你觉得啊这片子铁定把全世界打挂!你踌躇满志,意兴风发到神经兮兮的地步,如此持续好几天。再来,你必须开始执行这部旷世巨作了。于是你必然碰到千古以来至今仍未解决的问题,理想如何落地于现实中。然后你开始生气,挫折,沮丧,在芝麻俗务里消磨殆尽。没有夸张,电影拍摄的过程,最后就是一场不断打折扣的过程。

    这样说来,只有宿命论的份了·那倒又不是。

    譬如演员,因为台湾缺乏像好莱坞那样普遍整洁的专业演员,大量用非职业演员演出时,首先你很难把镜头切得太近,他们没有任何表演练习足以支撑个人暴露在特写底下,你只好多以中景远景。既无法依靠演员达到戏里的要求,你只好在场景里营造出一种气氛让他活动,因此你会非凡注重选择场景,借重环境的特异味道烘托出人。非职业演员素涩无华的节奏,亦逼迫你非得更接近于真实世界中的面貌配合其节奏。你非得将摄影、造型、画面光影、所有细节,乃至说故事的方式,皆统一于这个节奏里。当这些全部合起来作为成品时,就是你的形式亦即内容了——那种在长镜头的单一画面里用场面调度来说故事的写实拍法。

    始初这样拍摄,实在是不得不如此,有其迫切性,故有其力气。此从行动当中出来的美学,倒是避除开学院或理论可能负载的造作倾向,而趋吉于自然。最终,它却变成了别人所难以取代的特质。

    不同环境产生不同成品。第三世界美学意识,在开头,往往是为了克服器材和技术上的困难,想尽办法而发明出来的一种表现方式。它当然不是欧美先进电影工业国家需要去用那种方式拍摄的。创作态度这样被动缺少自觉·但我认为这是重要的事实。成品在先,自觉倒在之后。凡以为怀抱第三世界美学意识即可拍出第三世界电影的人,果然也都是不知拍电影为何物的人。

    自觉并非在拍片当下要如何做、做什么,对不起,那是一点用处都没有。自觉是在了解你的作品何以是目前这个样子,变成你这个样子的原因与结果是什么,明白这一层,你先已解脱了宿命论。你可以把不利的环境转为自己所用,创制出属于这个环境才会有的形式风格。

    然后你会明白,作品一旦累积到成为一种风格,是风格同时也是限制了。再来的难度,才真正难。你不仅要足够聪明到看出这个限制,也要足够勇气到去打破这个风格。勇气,因为若你一时半会儿还搞不出什么新玩意的话,极可能便赶紧回去那个熟悉又保险的风格里。也许躲一阵子,或一辈子——只要不会受良心谴责——惟视个人造化而定。

    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譬如《悲情城市》。四十年代台湾的生活,拍中间经常是道具也缺,陈设也无,结果只好用光影的比例设法把那些颓败处遮掉,明暗层次,障眼法造出一种油画的感觉。如此究竟能变生新物出来吗·看看吧。

    十一问演员与非演员怎么调和·

    仍然是:做不到的时候怎么办,这个问题。

    《悲情城市》在剧本讨论期间已十分肯定,这回,非用专业演员不可了。理由是需要搭景,外景又难找,不能拍环境,只好走戏。不能依靠服装道具的考究堆积出场面,只好靠饱足的戏感支撑,让人忘掉其余之不足。侯孝贤且思考过以舞台化的形式,一切背景布置用光影取代,采夸张的舞台打光,盯住演员,抓牢对手戏。为统合其非写实的色调,势必一变写实拍法,以荒谬的戏剧性来驭控。

    期间侯孝贤正好看到法斯宾德一部十小时的影集《亚历山大广场》,虽只看了开头两卷,已够印证自己的想法。法斯宾德是舞台编导出身,有一批出色绝伦的演员班底,他熟知这批演员的潜力和性向。因为现前有这些人,他会因着要如何运用这些人而生发出一种构想。他能想象他们会给出什么东西,便依着这个东西去琢磨把它捏塑成形,由此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表现方式。《亚历山大广场》讲二次世界大战时一个边缘小人物的各种遭遇,即不大管场景的时代感,而以戏取胜,戏又依于演员去捏,好几场微妙的荒谬场面,全是靠有那样的人才有那样的处理法。

    侯孝贤想归想,到底没有那样一批班底,做到那样彻底。只有男主角想找梁朝伟。大哥原来找柯俊雄,后来是陈松勇。可是梁朝伟不会说台语,国语又破,令编剧中胶着久久不得出路。忽然有一天侯孝贤说,他妈的让阿四哑巴算了。

    开玩笑!

    然而正是这句玩笑话,一语惊醒梦中人,打开僵局势如破竹直下。

    它及时平衡住陈松勇那一脉过重倾斜的线索。因为那边是激烈的生意斗争,这边梁朝伟既不能硬碰硬也拿事件之激动来与之抗平,该拿什么呢·找到了。不但是聋哑此事本身所可能辐染出来的许多新状况,而且将非凡倚重梁朝伟以眼神、肢体语言,甚至以凝悍的无声世界之表达法,好比直接用默片的字幕插片。现在,豁然出现一片未垦植过的空白地,你兴奋透了装备大种特种各种希奇东西,其实最后你不过还是只能种一些绿色植物罢了,但这个发现的当初真是快乐的。

    说出来荒唐,创作态度这样轻率·对不起,却是事实呢。

    当然也并非凭空而来。侯孝贤有一个老本家侯聪慧,熟悉一位前辈陈庭诗先生,有时谈起陈先生的为人,也在明星咖啡屋前匆匆照过面,印象深刻。陈先生八岁时从树上摔下来,跌坏中耳,自此不能听不能说,与人都用笔谈。透过侯聪慧联络到陈先生约见。陈先生不是别人,正是当年“五月画会”重要的一位画家,至今我们家还保存有他的一本版画集,一九六七年国立艺术馆出版,全部英文介绍,印刷设计在今天看也绝对是上品。没想到陈先生还记得我小时候,说以前见到我们姐妹这么小,现在都长大了。笔谈一整晚,好多材料后来都放进了剧本里。

    开镜五天,梁朝伟心晃晃的,反映给侯孝贤,遂趁一天休息,连女主角辛树芬和演哥哥的吴义芳,一伙开小巴士去台中拜访陈先生。

    陈先生一人住,钥匙寄在对面的邻居家,电话也由邻居转。带我们参观楼上楼下,全是他收集的奇石,称自己是石痴。我们就在那成山成谷的墨画雕塑和石头里腾出一块桌面笔谈,陈先生还烧了水泡茶,又启开可乐和芭乐汁给男生喝。他总是体恤的为免沟通繁乱而把决定先做了,再知会对方,不由推辞,他便带大家去街上一家湖南馆吃晚饭。他给那家店写过一幅字,现去讨还人情,自然是要哄我们安心的说辞。一边吃他即笔谈知会,嘱我们吃完可上车走,不必绕路送他,他自己坐车几分钟就到家。是这样怕增加人家麻烦的人,他也不学手语,因早年曾见公车上聋哑人比手画脚交谈聒噪的样子,故决意不学,宁可笔谈。梁朝伟听了动容,说陈先生好sensitive。

    侯孝贤与摄影陈怀恩皆赞叹梁朝伟的集中专注,但看过头几日拍的毛片,侯孝贤说,梁朝伟太精准了。他的精准、细微之层次,侯孝贤说,太精致干净了,显得他鹤立鸡群,跟其他人产生差距,需要调整。所以当晚从陈先生处赶回台北,便请梁朝伟看一些毛片,主要是日前所拍詹宏志、吴念真、张大春随吴义芳从市场走进照相馆的一段。这批文艺界的非演员,银幕上看时感觉很真实,很素。侯孝贤希望梁朝伟能够放粗糙些,直接些,溶入那些人的质感中。

    梁朝伟,我最记得他的,是小巴士车上他跟陈怀恩叽喳一堆,谈音乐。陈怀恩取出一卷卡带推荐他听,曲叫theskyiscrying。梁朝伟一听好激动,说他就是想学吹这种小口琴,没学会,很country,有没有,像妈妈在厨房煎饼,灯亮了,黄昏草长长,坐在那里吹口琴的味道……

    陈松勇,工作人员给他取了一个外号“悲情猩猩”。与他演对手戏的如太保、文帅、雷鸣等,都是老牌演员,这回可拼上了,演技大竞赛,一个比一个酷,帅得。

    高捷演老三,十足经得起大特写的非演员,顶抢镜头。吴义芳,林怀民的自得门生,以一种舞蹈的节拍来演出。辛树芬不像演戏的在演戏。李天禄铁是最过瘾的人物了。许多许多,演员非演员,钟鼎山林,各显神通。有一阵子,侯孝贤简直不知如何把他们调音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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