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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语言总是非常简洁，她不管听什么都不会不得要领。她知道了，说话不要说废话，做作业答题不要啰啰嗦嗦写那些没用的东西。她挽着父亲的手臂走了许多地方，感到父亲非常可靠。
她爱父亲，崇拜父亲！父亲说的，她总是记得很牢。父亲除了有意开拓她的视野，也有心锻炼她的体质。
也许身体的康复也非常需要自信心的支持，自信心增强之后，她的身体也在逐渐康复。上初一的一天，学校的一位老师在地铁里看到她，问：“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我去瞧病。”
“去哪儿瞧？”
“儿童医院呀！”
从石景山她家到儿童医院要先乘公交车，再转地铁，下了地铁再走两站地。这是去瞧病，一个12岁的女孩，怎么能没有父母带着呢？老师回校就说谢莉英：“你们也太放心了！”
谢莉英说：“她自己坚持不要我们陪，说爸爸妈妈都太忙，她自己行。”
初一读完的时候，毛毛终于可以停药了。
“爸爸，医生说，我可以不用再吃药了，真的，我是个健康人了！”
“毛毛，你一直就很健康！”爸爸笑着，眼泪却落下来。
升入初二的那个金秋，全校1300多名学生在大操场上举行开学典礼，首先给上学年的优秀学生颁奖，宣布获奖学生名单时报出了毛毛的名字。是的，毛毛在初一被评上了“三好学生”，她的成绩已经名列前茅，而且，她是初一的班长。
那时学校还没有统一的校服，毛毛穿一身洗到退色的蓝布衫，看起来朴素到有点过分的地步，她自己不觉得，可同学说：“快，换一件吧，你爸也在上面呢，穿亮堂一点儿去领奖！”
是的，王能智也在主席台上，他已经是古城中学的教务主任。大会的扩音器里还在报着其他年级三好生的名字。一个身穿红衣裳的女同学已经把衣裳脱下来了。
快，换上呀！同学们纷纷说。
毛毛于是换上了别人的红衣裳。
《运动员进行曲》在中学的大操场上激动人心地响起来，毛毛上去领奖了，同学们使劲为她鼓掌。给她颁奖的是高熙峰校长，她爸爸就站在校长的左侧。爸爸看到她一身红衣裳眼睛一亮，父女的眼睛碰到一起，过去的几千个日子都在瞬间闪现……女儿想，爸爸一定又在心里乐着说，这标志着女儿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探究的世界令人始料不及的问题
再说1983年，王能智开展“探究性学习”的第二年，学校的书籍、杂志被人开了不少“天窗”，被剪的多是地理书刊。这不是王能智的学生干的还能是谁？
要解答那些探究性问题，课本上的知识远远不够，学生们就向学校的图书、杂志进攻。学校规定的借书数量有限制，学生们求索的需要却无穷。1983年，这些学生都还没有电脑，也不知什么叫上网查找资料。王能智积累了许多年的地理资料，一个学年下来几乎“损失殆尽”。
王能智哭笑不得。这是一个新问题。
学校图书馆找王能智索赔，让他象征性地赔了40元人民币。学生们得知王老师赔了款，剪学校图书资料的行为竟就此打住。但他们借阅的兴趣不减，订阅和购买有关书刊的积极性也出现了。
但是也有疑问：涉足那么多课外活动和课外知识，课本上那些将来中考、高考要考的知识到底有没有学到？
王能智从课本里出了100道难度颇大的考题，要求学生1小时内考完。他考虑到，实验班的学生现在信心颇足，也担心他们麻痹大意，有心难一难他们，如果考得不行，也好敲个警钟。
结果，考出来的成绩就像是假的，全班平均96分，最低88分。相同的卷子给相应的比较班来考，大部分同学不及格。
这说明，学生们为了解答那些大问题，早把课本翻来覆去地琢磨遍了，课本知识掌握得相当牢固。当他们的知识面超出书本许多后，回头再看地理课本，有同学甚至说：“这是小儿科！”
但是还有问题。
一天，李丽的母亲在路上候着王能智，说：“王老师，您的地理教得太好了。但是……我们的孩子将来长大了不考地理系。”
还有的家长也在路上候着王能智，说：“王老师，您要是教数学多好呀！可是，我的孩子现在弄地理比数学还有兴趣，这怎么办？求求您别这么使劲教了！”
更多的家长在家长会上正式向学校反映，王老师教的地理“喧宾夺主”了！怎么办？还该不该实验下去？
探究的世界相关思索——不知引导着求知
谁不期望自己的孩子茁壮成长？成长中的生命，是一种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的状态。捍卫他对不知的好奇心，他就会主动去求知。
黄土高原怎样改造？南北疆的地理分界线怎么分？石景山是山还是丘？石景山顶的古井有多深？这些问题提出来时，不但学生不知，王能智也给不出准确的答案。就这样，学生与老师，不知对不知，却把地理课海阔天空地学得如此生动，靠什么呢？就靠那“不知”引导。
不要怕孩子不知。如果用大量的知识题堵死了学生对“不知”的兴趣，就没有心灵的飞翔，没有思想的灵动，没有智慧，没有创造了。
苏格拉底曾说：“我只知我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他说得多潇洒。他真的一无所知吗？他表达的是，他只对自己不知的感兴趣。人其实是靠“不知”引导着去认识世界并从事创造的。永远保持着对不知的好奇心，人生就会蓬勃地去探究，就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和能做什么，还会惊见渺小的生命不再是一个池塘，而是海洋。这样的生命可能无法限量，可以走很远，比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走到了今天，还将继续走下去……
美国的教育转型精英教育从何而来
1945年8月，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向日本投掷原子弹，随着蘑菇云腾起，世界对科技力量的重视顿时腾升到空前的高度。
“二战”后，苏联在与美国的较量中建立了许多科研院所，以国家的力量来高强度地推动科技发明。1957年10月4日，苏联把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伴侣号”送入太空。11月3日，苏联又
把狗送入太空。这对美国是个强烈震动，美国感到的威胁不仅是“卫星上天”，而是苏联可以向世界任何地方发射热核弹头了。
这时，美国不仅反思科研，还从更深的层次反思教育。1958年美国颁布的《国防教育法》是一个标志性文件，标志着美国把教育放在国家安全的位置上来考虑。美国由此向精英教育发展，即朝着培养顶尖科学家的教育发展。
这期间，美国第一颗地球卫星“探险一号”于1958年1月31日升空。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成为乘卫星进入地球空间轨道航行并安全返回的第一人，美国又落后一步。接着，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美国要在60年代末实现人类登月计划——阿波罗计划。参与这项计划的约有两万家公司和120所大学，400多万人，耗资250亿美元。
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曾集中了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科技人员，有50余万人参加，前后耗资22亿美元。“阿波罗计划”投入的人力和资金分别是“曼哈顿计划”的8倍到10多倍。在如此大的国家行动下，美国继续强力推行精英教育，特征是强化分科，培养专家，培养顶尖科学家。这个举动影响到欧美各国，掀起了一个“新科学教育运动”，在数学领域亦称“新数学教育运动”，提出了一个口号：“欧几里得滚蛋！”
欧几里得数学，在欧美长期是数学教育的经典，是基础。美国此时出现的这个口号，旨在给人们一个深刻印象，即需要发展十分尖端的数学。
这是“二战”后影响了全球的第一次教育浪潮。在这里需要分清：这次教育浪潮并不是“转轨”，而是在工业时代分科教育的基础上，继续把工业时代的教育推向顶峰。
美国的教育转型为什么要让999人陪1人读书
在苏联卫星上天的1957年，美国有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正在琢磨：如何利用现有的计算机技术来赚大钱？这两个年轻人，一个叫奥尔森，时年31岁；另一个叫安德森，28岁。
他们琢磨，IBM公司的大型计算机售价动辄数百万美元，能买得起的人不多，要是能搞出一种价格低、简便，用键盘和监视器就能与之交流的小型计算机，就能赚大钱。（在此，部分读者需要留意，小型计算机还不是我们今天司空见惯的个人电脑，个人电脑叫微机。）
他们获得了成功。他们的公司很快发展成一个拥有百亿美元资产的大公司，被称为“小型机王国”，就是著名的DEC公司。
两个年轻人做发财梦时并未想到，他们的努力将比卫星上天更能给自己的祖国带来好处。DEC公司的迅速发财，意味着计算机技术朝社会化应用迈进了一大步，社会由此需要大量相关人才。
然而，60年代的美国正在发展精英教育，高难度的课程使美国出现许多厌学的孩子。拔尖的学生可以为诸如“阿波罗登月计划”这样的尖端科研所用，可是，能适合美国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更多的人才在哪儿呢？
60年代的美国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在“越战”中陷入困境，美国出现反战热潮。
据美国人弗兰克·弗雷德尔著的《我们国家的总统》描述，到1968年初，美国在越战中投入了近50万军队，此时美军已陷入越战泥潭。尼克松1969年出任总统，美军从这年开始分阶段撤军，然而越战对美国的实际影响，比世界各地许多权威人士估计的都更深远。
事实上，美国与苏联的科技竞争，无不考虑着战争，美国推行的精英教育在为美国培养顶尖人才，也含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美国的反战热潮，美国企业发展的需要，以及世界性的民主运动，都开始对精英教育提出质疑。
反战的声音说：“二战”结束后，国家应该走出战争的阴影，回归生活。
企业界的声音说：科学应该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教育界的声音说：教育应该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
民主运动的声音说：教育应该让所有的人在教育中得到好处。
当年，美国出现一本名为《约翰为什么不会做加法》的书，这书被叫好，反映的正是大众对精英教育的质疑。还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质问：“为什么要让999人陪1个人读书？”这话是说1000人里顶多只有1人能成为科学家，为什么要让999个学生陪这1个学生读书？像这样以牺牲大多数为代价的教育是不明智的。
1969年，美国兴起“有效教育运动”。这个运动站在精英教育的反面，为所有人在教育中得到好处而呼吁。
美国的教育转型科学家为何走向市场
就在美国教育致力于培养顶尖科学家时，美国的科研人员却越来越多投身产业，走向市场。最典型的人物即晶体管的主要发明人肖克利。
贝尔实验室的肖克利、巴丁、布拉顿等人，于1948年发明出晶体管，但此时的晶体管制造工艺复杂而困难，费用很高，性能还不稳定。肖克利以及美国一些公司的科技人员继续投入科技开发，到1954年才开发出晶体管的实用价值。世界上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就在1954年问世。1955年，晶体管为IBM公司的大型计算机所用。也是在这一年，肖克利离开了贝尔实验室，从东海岸来到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
肖克利为什么离开那么著名的贝尔实验室，来到当时还不怎么出名的斯坦福？因为斯坦福校区内外出现了一个工业园区，它源于斯坦福大学在校园里划出大片土地出租给工厂，这非常有利于大学的科研成果为大学里工业园区的工厂所用，从而转化为经济利益。美国硅谷，就是在斯坦福工业园区的基础上诞生的。
肖克利来这里不但可以讲学，还可以在大学附近创建一个肖克利半导体厂。从晶体管到集成电路，再到今天的电脑，还有无限的前途可以开发。
1956年肖克利获诺贝尔奖，更吸引了美国一批具有科技才华的青年投奔他，以至于美国微电子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制造中心随着肖克利西行，从东海岸移到了西海岸。
20世纪50年代，美国投身产业的高技术专家远不仅是肖克利，这是一个踊跃地将科研开发为生产能力和产品的运动，美国出现了一类新人——他们不是传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