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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走运呀。他是一个不幸的人。
……他属于能超越自己可能性界限的那种人。他的身体并不怎么好，但由于遵循一定的生活制度，他长寿，一生基本健康。他在各种最为复杂的情况下，始终能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他几乎一直从事他想干的和他爱干的工作。他不是可以算作一个幸福的人吗？
这儿说的幸福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他制订的、核算过的、安排好的计划落了空。哪一项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大部分著作没能在生前出版。他提出的目标确确实实是当务之急，目标并没有使他失望；相反，他通过自己的著作已经接近了这个目标，已接近到能够看得见它是多么美好，多么有意义，并且是可以达到的。现在当他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时，已经死或将临，这是最令人伤心的。他所缺不多——再有一次生命就够了。当意识到自己失算了，一切都将付之东流，这是多么伤心。除了不幸，还能称作什么呢？——他是一个不幸的人！
……他具备一切足以获得盛誉的条件；意志力、想象力、记忆力、禀赋以及其它品质。它们搭配恰当、匀称。搭配匀称，这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整个核心在于搭配匀称。稍过之或不及，都会使一切成为泡影。我认识一位物理学家，他至少能完成三项最重大的发明。可是每次他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验证，到头来别人超过了他。对自己过分的苛求——他过分害怕出差错——反而害了他。他反应不够敏捷，或者说他思想不够解放，或者说他还缺少些什么别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单有思考能力还不够，还需要有性格。
所有这一切，柳比歇夫都够了，赋予他的，不多不少正合适，要是他给自己选择的目标稍许小一点点的话，那么他可以获得不知大多少的成就，等待着他的将是法布尔或乌瓦洛夫般的盛名……
他不走运，太自然捉弄了他。谁能想到一切会安排得如此复杂？他倒总是遵照伊凡·安德列耶维奇·克雷洛夫的教导去安排工作的：“如果想要工作有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那么就去干你心向神往的工作。”然而并没有出现令人欣慰的结局。
倒霉鬼。他自己也这么称呼自己。
可是为什么在年轻的科学家中——也不仅仅是青年，还包括有贡献的、声名烜赫的学者——喜欢他的人一年多似一年？为什么在各种会议上，听众怀着深切的敬意聆听他的报告？为什么他自认为是幸福的人？更确切地说，他自认为自己的一生是幸福的一生？
用圣经中的神话来打比方，可以将他比作施洗的约翰：他属于为生物学准备新观点的那种人。他播种，却明知看不到发芽。
他怀着一个信念，深信他的工作以后会用得着的。那些在他身后继续活下去的人会需要他的。这是一种自我安慰，比之于科学家，这种自我安慰在艺术家中更为常见。其实，与他同时代的人也需要他，不过各有各的需要罢了。
不久以前，我国著名的科学家谢尔盖·维克多洛维奇·麦英和阿历克赛·弗拉基米洛维奇·雅勃洛科夫在评述柳比歇夫的一篇遗著时写道：
“在生物学家中，大家知道亚·亚·柳比联夭坚决反对当今最流行的进化论观点（也就是把关于进化中天择的主导作用的学说同群体遗传学的成就结合起来的观点）。由于其它一般生物学上的问题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同进化论学说有联系，那就毋怪亚·亚·柳比歇夫在对待这些问题上也总是与大多数人赞同的观点相左了。在这种经常性的‘反对派立场’中有着特别珍贵的东西。甚至很多柳比歇夫的学术方面的对手也感激柳比歇夫睿智的批评……看来，象柳比歇夫这样的批评家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最终证明他们是错误的。”
要说他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那就是无可争辩的真理、不可动摇的信仰、绝对的结论。
“……您提出了一个论点：科学同许多社会普遍真理相联系着，而哲学中则一条这样普遍公认的真理也没有……我亲爱的朋友，您是从哪一个月球上下凡来的？现在正好可以提出同您完全相反的意见：在最精密的科学领域中，没有普遍公认的东西，相反，有的却是巨大的意见分歧。在数学中，有一系列非欧几里得几何学，在数学原理方面，思想紊乱……在概率论和数学统计学学说中，思想又是多么紊乱啊！在天文学方面，现在不是一个拉普拉斯理论，而是一大堆理论，在地球起源方面，已不是一个冷缩理论，而又是众说不一的种种理论……您在这儿该说了：‘除此而外，总该有一些不可动摇的事实啊，例如地球是圆的，而不象一张薄饼。’现在确实已经有了不可动摇的否定意见，例如地球并不象一张薄饼，但至于地球形状的肯定意见，那么眼下意见之分歧是令人吃惊的……形成了地球轮廓的数学理论，残留部分的轮廓是随了地球的历史而成的。特别还指出了有一个时候，月亮离地球要比现在近得多，当时地球和月亮几乎联成一体……科学愈不精密，它们就愈没有变动，而在精密科学中，变化是巨大无比的，而且持续不断地进行着……”
他具有一种在学术方面发表与众不同的见解的特殊才能，他能对看来似乎是最可靠的原理表示怀疑。有时，他否定、驳斥我原来认为显而易见的一些事物，这就促使我去思考。这里重要之点在于他激起人们的思维，他促使长期不动脑筋的人去思索。说来奇怪，有许多科学家犯了不动脑筋的毛病。他们促进思维的器官衰退了。更何况无所用心毫不影响他们的学术指标……
他回答一位抱怨没有时间考虑问题的年轻有为的科学家（捎带提一下，他在很多方面还多亏了这位年轻人）说：
“……没有时间思索的科学家（如果这不是短时期，而是一年、二年、三年），那是一个毫无指望的科学家；他如果不能改变自己的日常生活制度，挤出足够的时间去思考，那他最好放弃科学……您现在已经是一位博士了，有着崇高的地位，您已毋须匆匆忙忙，应当设法对自己有一个了解。您到底给自己提出了什么样的目标？如果您提出了目标——想在科学领域中获得尽可能大的成果，那么必须把思考的时间留出来……伟大的卡·冯·伯尔以《观察与思考》作为自己著作的题目，可是在当代著作中，观察极参，而思考却往往极少……您的哲学见解（与大多数生物学家的哲学见解雷同），处于某某（当时写了一系列毫无水平的生物学论文的一位作家——作者注）的生物学见解的水平上：结果是两种——不仅是完全的无知，而且是教条主义地肯定实际上属于迷信的东西。科学家可以不可以忽略哲学？可以。但他就无权援引哲学论据了……请您安排出时间来考虑一下您现在认为无可争议的东西，在您尚未补上这一空白之前，别去写什么畅销的书籍，要么干脆放弃进化论学说，因为在您不可能思索的情况下，显然您对此是无法胜任的。”
能不能用一个人对自己提出的目标来衡量他这个人呢？一般用什么来评价人度过的一生？用他带来的益处来衡量？人才比庸材带来的益处要多些？那天才当然要比人才还要多些！但是一个人没有才华，没有杰出的才能，又有什么罪过呢？而有才华的人又有什么功绩可言呢？是呀，天才的科学家对科学的贡献多于中乘之材。然而一个天才的科学家身上表现出来的主要是自然界，而不是这个人本身。
柳比歇夫不是一个天才；天才永远是那个总其成的人。一种事业，总有许多先驱者为之献出智慧，最后轮到一个人来完成它，这个人就是天才。我之所以对柳比歇夫发生兴趣，正由于他不是天才，因为天才是无法分析的，好在天才也不用去研究。天才只适合于让大家来赞美。至于柳比歇夫，吸引人的是他的秘密，他靠了这个秘密得以施展身手。尽管他并没有制造任何秘密，他批驳了认为他有过人的工作能力的说法。
除了时间统计法之外，他还有几条守则：
“1．我不承担必须完成的任务；
2．我不接受紧急的任务；
3．一累马上停止工作去休息；
4，睡得很多，十小时左右；
5．把累人的工作同愉快的工作结合在一起。”
这几条守则不可能要求别人去遵守，这几条守则是他个人的守则，是按自己生活和自己身体的特点拟订的：他好象在研究自己工作能力的心理特点，在研究最适合自己工作能力的日常生活制度。
他几乎从未抱怨过自己没有时间。我早就注意到，善于工作的人，时间总是够用的。不，最好还是用另一种说法：他们的时间要比别人多些。我不由自主地记起康斯坦丁·格奥尔基耶维奇·帕乌斯托夫斯基在杜布尔塔如何长时间地散步，津津有味地讲开了他自己有趣的小故事；他似乎无所事事，因为他从不来去匆匆，从不说自己忙，然而他却比我们任何人都干得多。什么时候干的？不知道。
象柳比歇夫这样的人，似乎同时间建立了一种神秘的、谁也猜不透的关系。这样的人无所畏惧地面对这位贪婪之神。
人们经常敌意地对待时间。空间、物质—一这些东西都能以某种方式加以驯服。时间却始终那么放荡不羁。自从人类窥见宇宙深处，听到计算几十亿年的宇宙时钟的滴答声，看到银河系会如何崩溃时起，时间就显得更加可怕了。
柳比歇夫对待具体时间的勇敢精神使我大为惊讶。他善于捉摸具体的时间。他学会了如何同跳动着脉搏的、正想溜走的“现在”打交道。他不怕屈指可数的、日益减少着的余年。他小心翼翼地延长时间，紧紧挨住它，尽量做到不无故浪费时间，连点滴时间都不放过。他对时间就象对不可或缺的生活口粮那样重视。“消磨时间”——这是不可能在他头脑中产生的念头。任何时间对他来说都是宝贝。时间是进行创造的时间，认识事物的时间，享受生活乐趣的时间。他对时间满心崇敬。原来，一生完全不象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么短暂。这里问题不在寿命长短，也不在工作安排得满腾腾的。柳比歇夫的经验在于充分使用一天中的每一个小时，一小时中的每一分钟，时时考虑实效。一生的时间是极长的时间，在一生中可以把工作干个够，可以读大量的书籍，可以学会好几种语言，可以出门旅行，可以饱听音乐，可以教育子女，可以在乡下居住，也可以在城里居住，可以栽培花园，可以培养青年一代……
如果我们自己慢慢吞吞，那么生活就不等人。
我们好象只能使用经过精选的时间。我们记得的只是一生中最精彩的时刻。半个小时对我们来说不算时间。我们只承认整段整段的时间，只承认不受客观环境和偶然事件干扰的大段时间。只有在这样的时间里，我们才打算大显身手。短一点的时间，我们马上会借口外界干扰、借口客观条件而认为不适用。啊，不依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条件，具有充分权力和理由的客观条件真是威力无比！把责任往它们身上互推，那是多么轻而易举啊……
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些借口是怎样在削弱和腐蚀我们的灵魂……我想以我的一个朋友来作为反面的例子。他曾经是一个满不错的科学家，后来又担任过一个很大的研究所的所长。马上我又想起我熟悉的一个作家类似的遭遇，随即又联想起另一个作家。职务确实剥夺了他们很多的时间，而且妨碍他们进行工作。但久而久之他们就习惯了这些客观情况的制约。他们都幻想能摆脱出来，并经常说，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就要大干自己心爱的工作了，因为拨冗是很难写出书来的，更不可能从事科学研究。他们终于摆脱出来了。每个人都盼到了这么一天。但很快发现，他们谁也不能工作了。他们长时间不肯对自己承认这一点，他们寻找客观理由，也就是寻找新的职务，拖延时日。避免摆脱职务，尽管他们曾反复说起过要摆脱它，还可能曾反复争取过。第一个人开始狂饮，然后自杀了。第二个人不知什么缘故就销声匿迹了。第三个人……其他几个还活着。
柳比歇夫经常称自己是倒霉鬼，同时又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
他的幸福感从何而来？可能是由于他充分地施展了身手，尽情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倒霉鬼和幸福——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使两者结合在一起。也许他明白，主要的并不在于成果……
他不去为出版自己的著作而钻营，不到编辑部去奔走，他也不去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