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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雪林·文论集-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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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背景吸收滋养,使文艺播根于人生沃壤,是一回事;取教训的态度,拿文艺做工具去宣
传某一种道德的、宗教的或政治的信条,又另是一回事。这个分别似微妙而实明显。从历史
的教训看,文艺上的伟大收获都有丰富的思想做根源。文艺就范于某一种窄狭的信条的尝
试,大半是失败。有许多人没有认清这里所着重的分别,因而推演到两种相反而都错误的结
论。一派人抓住文艺与人生的密切关系,以为文艺是人生的表现,也就应该是人生改善的工
具;换句话说,它的功用应该在宣传,一种文艺不宣传什么,对于人生就失去它的价值。另
一派人看到‘文以载道’说的浅陋,以为文艺是想象的、创造的,功用只在表现而不在宣
传,所以一个文艺作者可以自封在象牙之塔里面,对于他的时代可以是超然的,漠不关怀
的,用不着理会什么文化思想。”

    “这两派看法恐怕都是老鼠钻牛角,死路一条。在现时的中国文艺界,我们无论是右是
左,似乎都已不期而遇地走上这条死路。一方面,中国所旧有的‘文以载道’这个传统观念
很奇怪的在一般自命为‘前进’作家的手里,换些新奇的花样而安然复活着。文艺据说是
‘为大众、为革命、为阶级意识’,另一方面,一般被斥为‘落伍’的作家感到时代潮流的
压迫,等于左右做人难,于是对于时代起疑惧与厌恶,抱‘与人无争’的态度而‘超然’起
来。结果是我们看得到的,搬弄名词,呐喊口号,没有产生文学。不搬弄名词,呐喊口号,
也没有产生文学。失败的原因是异途而同归的。大家都缺乏丰富的文化思想方面的修养。对
于现代文化思想的努力,‘落伍’者固然‘落伍’,‘前进’者亦未必真正‘前进’,一个
作家的精神产业往往只限于几本翻译的小说集,实际人生的经验只局限于都会中小资产阶级
的来往,他的光阴大半要费在写稿谋生活,这样贫瘠的土壤如何能希望丰富的收获呢?”

    朱光潜对于左派叫嚣谩骂的习惯也深表厌恶,说:“我们不妨让许多不同的学派思想同
时在酝酿、骚动、发展,甚至于冲突斗争。我们用不着喊‘铲除’或是‘打倒’,没有根的
学说不打倒会自倒;有根的你喊‘打倒’也是徒然。我们也不用空谈什么‘联合战线’,你
们如果爱自由,就得尊重旁人的自由,在冲突斗争之中,我们还应维持‘公平交易’与‘君
子风度’。造谣、谩骂、断章摘句做罪案,狂叫乱嚷不让旁人说话,以及用低下手腕凭仗暴
力,箝制旁人思想的自由——这些都不是‘公平交易’。对于旁人的损害,对于你自己也有
伤‘君子风度’,我们应养成对于这些恶劣伎俩的羞恶。”

    李健吾,清华大学西洋语言文学系毕业,刘西渭是其笔名,曾赴法国留学,曾任暨南大
学、中法戏剧学校教授。他本是一个戏剧作家,自己撰写的剧本有《这不过是春天》、《以
身作则》、《母亲的梦》、《新学究》、《黄花》、《秋》,编写《李健吾戏剧集》。在田
汉、洪深、曹禺之外,他也算是一位杰出的剧作家。他也写小说,有《西山之云》、《坛
子》、《心病》。翻译弗罗贝尔的《包法利夫人》,与李青崖所译的《波华荔夫人传》相
比,各有短长,又曾译罗曼·罗兰《爱与死的搏斗》。评论文学均收笔名“刘西渭”的《咀
华集》里,所评西洋对象有近代的诗人和小说家。持论透彻而精辟,能将各作家的好处曲曲
达出而又不失其公平。

    梁宗岱,本是一个诗人,有《晚祷》诗集,善作小诗,与宗白华、徐玉诺可以并驾。梁
氏的文学批评也偏于新诗方面。民国二十年间,他用书信的体裁,写《论诗》,刊于中国诗
刊。这篇诗论的对象都是五四后的诗坛作品,但多偏于新月社的诗人。他于西洋诗极有研
究,对于西洋诗的源流派别,优劣利弊,洞见肯綮;对于中国旧诗词也下过功夫,自己能够
创作。所以他批评当日诗坛,说的话都有力量。

    梁氏曾留学法国,极其爱好法国那时代盛行的象征诗体,曾从象征诗派大师保罗梵利
(PaulValery)游,将其名著《水仙辞》译为中文。民国二十三年间他在文学季
刊发表《象征主义》,为此主义张目,二十四年间又曾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新诗十
字路口》,都有许多宝贵的意见。

    沈从文曾著《新文学作家论》颇有见地,他的《废邮存底》也有对当时作家评论的文
字。尚有晨风、李长之不具录。选自《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


《真美善》杂志与曾氏父子的文化事业

    新文学本策源于北平那个古都,《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等都是作品发表
的重要园地。到民国十五、六年间,北方局势动荡不安,许多文化人避难南下,大都税驾于
上海。上海这个华洋杂处的商埠,这个当时远东最大的港口,这个纸醉金迷,繁华甲全国的
都市,大书店原来多,出版书报之富,在当时更首屈一指。那些避难来的文化人到了这个地
方,文艺气氛更荼火般旺盛起来了。其中有位文坛前辈、艺苑耆宿也未免见猎心喜,加入了
这个阵营,干起开书店,发行书刊的文化事业来,他就是本书小说部分介绍过的清末民初以
《孽海花》享重名的,笔名东亚病夫的曾孟朴。

    病夫于民国十六年在上海开了一家书店,以真美善三字为店名。同年发行《真美善月
刊》。创刊号有他一篇《编者的一点小意见》,阐发真、美、善这三字的意义:  “真美
善”三个字,是很广泛的名辞,差不多有许多学科可以适用。但是我选这三个字来做我杂志
的名,是专一取做文学的标准。

    那么在文学上究竟什么叫做真?就是文学的体质。体质是什么东西?就是文学里一个作
品所以形成的事实或情绪。作者把自己选采的事实或情绪,不问是现实的,是想象的,描写
得来恰如分际,不模仿,不矫饰,不扩大,如实地写出来,叫读者同化在他想象的境界里,
忘了是文字的表现,这就是真。

    那么什么叫做美?就是文学的组织。组织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作品里全体的布局和章
法句法字法。作者把这些通盘筹计了,拿技巧的方法来排列配合得整齐紧凑,仿佛拿着许多
笨重的锅炉机轮做成一件灵活的机器,合着许多死的皮肉筋骨质料并成一个活的人,自然的
现出精神、兴趣、色彩和动感,能激动读者的心,怡悦读者的目,就丢了书本,影象上还留
着醰醰余味,这就是美。

    那么什么叫做善?就是文学的目的。目的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作品的原动力,就是作
品的主旨,也就是它的作用。凡作品的产生,没有无因而至的,没有无病而呻的,或为传宣
学说,或为解决问题,或为发抒情感,或为纠正缪误,形形色色,万有不同,但总合着说,
总希望作品发生作用;不论政治上、社会上、道德上、学问上,发生变动的影响,这才算达
到文学作品最高的目的。所以文学作品的目的,是希望未来的,不是苟安现在的,是改进
的,不是保守的,是试验品,不是成绩品,是冒险的,不是安分的。总而言之,不超越求真
理的界线,这就是善。

    作者又说:

    我们把真美善三字来名我的杂志,不配讲以外的话,说一句文言的惯语,便叫做“卑之
无甚高论”,不过表明他的一点愿望,除去违背得太甚的罢了。譬如一个时髦的中国人,穿
了西装,明明语言相通,却偏要在中国话里,夹杂着几句外国腔,未免太不真了;譬如开一
爿旧货铺,可发卖的货色很多,却偏要拿些妓女荡妇的淫脂浪粉,破裤旧衣,一样样陈列出
来,这未免太不美了;譬如立个医院,原是救济人类,替人类求健全幸福的,却拿来做毒害
人的机关,还有借着病来逼勒人家银钱,这未免太不善了。我们这个杂志,决不占染这种气
息,这就是编者要表明的第一种意见。

    我们要知道民国十六、七年间,郁达夫正在上海大肆推销他的“卖淫文学”,某博士也
正在那里开他的“美的书店”,大卖什么“×史”。那时代新文艺作品真有无“恋”不成
书,无“情”不成话之概。而所谓恋,所谓情,又都是极其下流猥亵,煽动兽欲,纵恣肉情
的一类文字,没有半点高尚情操存乎其间。上海这个商业都市,空气本不纯洁,让这群披着
新文艺外衣的文人来一闹,更变成恶浊万分的花柳病菌的世界了。《新月月刊》反对“颓
废”、“淫秽”的文派,“真美善杂志”反对把妓女荡妇的淫脂浪粉,破裤旧衣的陈列,都
是针对当时上海新文坛现象而说的。

    病夫将真美善三字的意义细加阐发后,又说他这种杂志是文学杂志,必须将文学二字的
范围加以确定,然后应采的材料方能确定。于是依据欧洲文学上逻辑分类法,参合中国文学
体材,列了一个极其精密的表格。那表格真做的极其出色,足见这位主编的真学问与真才
情。他更主张想改造中国文学必须借助外来分子,举了若干例子。他说:“这杂志是主张改
革文学的,要改革文学自然该尽量容纳外界异性的成分来蜕化他陈旧的本质,另外形成一个
新的种族。这在生物学上叫做分化作用,在文学上就是变迁的过程。无论哪一国的文字,不
受外国潮流的冲激,决不能发生绝大的变化的。不过我们主张要把外潮的汹涌来冲激自己的
创造力。不愿沉没在潮流里,自取灭顶之祸,愿意唱新乡调,不愿唱双簧;不是拿葫芦来依
样的画,是拿葫芦来播种,等着生出新葫芦来。”

    这是何等透彻的眼光,何等高远的见解。一个饱受中国旧文学薰陶的老先生能发出这样
议论,不叫人咄咄称异吗?这篇弁言还有许多宝贵而伟大的意见,不及备录。总之这是一篇
极有价值的文学宣言,可算是一种新文坛的重要文献。对于五四后的新文坛,东亚病夫的批
评,非常值得注意,他说:

    我对于现代的出版物,虽未能遍读,然大概也涉猎过。觉得这几年文学界的努力,很值
得赞颂的,确有不可埋没的成绩。只就我所见的概括说起来,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讽刺的,
析心理的,写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余味曲包。第二是短篇小说,很有能脱去模仿的痕
迹,表现自我的精神,将来或可自造成中国的短篇小说。第三是诗,比较新创时期,进步的
多了。虽然叙事诗还不多见,然抒情诗却能把外来的格调,折中了可谱的音节,来刷新遗传
的旧式,情绪的抒写,格外自由、热烈,也渐少诘屈聱牙之病,决有成功的希望。这三件,
我们凭良心说,不能不说是良好的新产品。除此外,长篇小说——现在名为长篇,实不过中
篇——没有见过。诗剧、散文剧、叙事诗、批评、书翰、游记等,很少成功之作。

    我们在这新辟的文艺之园里巡游了一周,敢说一句话,精致的作品是发现了,只缺少伟
大。譬如我们久饿的胃口正想狼吞虎咽,而摆在你面前的只是些精巧的点心,玲珑的糖果,
酸辣的小食,不要说山珍海味没有你的份儿,便是家常的全桌饭菜,也到不了口,这如何能
鼓腹而嬉呢?

    这个现象,很值得我们注意。为什么成这个现象?我想不外乎两个原因。一种是懒惰,
一种是欲速。我们来做文章事业的大半是聪明的青年人,聪明人总欢喜做点乖巧的勾当,决
不肯去下笨重的工夫。他们见这些小品文和短篇小说,用力少而成功易,又适应潮流,自然
群趋一途,何必戴石串戏?等到这种试验,得了些效果,成了些小名,已经有人如天如帝来
捧场,自觉在这新国土里已拥了威权,新信仰中已成了偶像,只想保持尊严,享用香火,谁
还肯冒险图功,自寻烦恼,这便是懒惰。我们人的普通性,任做什么事,总喜欢越级,政治
是如此,文学上也是如此。文学最终的目的,自然要创造,但创造不是天上掉下,石里迸出
的,必然有个来源。我们既要参加在世界的文学里,就该把世界已造成的作品做培养我们创
造的源泉(下叙述翻译世界名著之重要,略)。

    从新文学运动后,译事反不如了旧文学时期,这便是欲速。

    病夫这封信就是对当时新文艺现象的批评,也是当时文坛病态的诊断,可谓句句中肯,
针针见血。

    病夫第一点贡献,便是用语体创作。凡旧文学根柢深厚的人一定瞧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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