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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一种习惯的产物。两种语言之间，有完全相同的词语和句法，可以一对一地“直译”；但也有含意近似却又有微妙差别的词语和句法，无法一对一地直译；有的甚至“只能意会，不可言传”，译起来比较困难。对于后一种情况，就要求译者对两种语言都要非常熟悉，仅仅“粗通”是不行的。
我有幸生长在上海，成年以后定居北京将近半个世纪，而且从事的又是语言文字的研究和文学编辑与创作，因此翻译这部名著，即便不是“游刃有余”，至少也应该是“力能从心”的。
严格地说，不但方言小说需要经过改写，就是所有的明清小说，由于时代的变迁，语言习惯的变化，跟今天的当代汉语已经有了一定的距离，也应该用标准的普通话进行整理，使之符合现代汉语规范，专供非古典文学研究者阅读，以便当代全国通用的祖国语言文字更加正确和纯洁。
我的这一观点， 曾于一九八五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历史文学座谈会上大声疾呼了一下，当时就有许多人表示赞同。会后花城出版社约我改写《海上花列传》，打算作为这一事业的开始。可惜社方后来改变了初衷，生怕没有销路，撤消了这一选题，不过我的改写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停顿。
一九八七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马振同志支持我的这一设想，打算调我去担任副总编辑，组织一帮人马，专门进行古旧小说的普通话改写，而且商定由我先进行《济公全传》和《九尾龟》两部书的改写。可惜当时民间文艺家协会的领导人认为整理古旧小说不属于“民间文艺家”的工作范畴，否定了这一建议。
到了一九九零年，我所进行的三部小说全部完工了。但是却找不到一家出版社愿意来当这个“始作俑者”。
一九九一年初，中国俗文学学会在北京燕山出版社内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我的发言，就是谈如何继承传统的通俗文学，从语言的规范着眼，从内容的纯洁着眼，都有必要将传统的章回小说用典范的当代汉语进行改写，并删除其糟粕部分。
燕山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陈文良同志支持我的观点，要我把《海上花》一稿交给他，由燕山考虑先出一部试试。
当年暑假，我到故乡去开文代会，北京燕山出版社由于管理不善，将《海上花列传（普通话改写本）》的印制发行权承包给不法书商潘希等人经营的“社会书社”；他们为了快速赚钱，手续没有办齐，没有拿到我的磁盘录入，就按照我的打印稿重新排字，并以北京燕山出版社的名义盗印了两版共十几万部，不但纸张极次，而且错别字连篇，几乎无法卒读。原本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经不法书商的“包装”，被糟蹋成了不堪入目的地摊文学，实在令人痛心。书刚卖完，就逃之夭夭，稿费一分钱也没付。
我强烈要求燕山出版社追查潘希等人的下落，并正式出版一部像模像样的“正版”书，按照国家规定付给我稿酬。但是由于燕山出版社整顿之后缩小出书范围，而文良同志也已经退休，因此一连若干年来，我与燕山出版社陷入了无休无止的交涉之中，1998年6 月，还因此引起一场官司，并且以我败诉告终。此事经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的四档节目播放了16次，炒得全国皆知。
官司结束以后，北京燕山出版社新任社长张增光同志承担了这一公案的善后事宜，在目前文学作品销路疲软的市场状态下，毅然承担起出版一“正版”书的任务，不但使我这部花费了巨大力量与心血的著作，有机会得以正式出版。
但愿我的努力，在继承我国古本小说的工作中能起一点点积极的作用。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我动手改写《海上花列传》的时候，并不知道八十年代初台湾女作家张爱玲已经出版了这部书的“国语版”和英译本。我知道这件事情，是一九九二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张爱玲散文全编》，从书中看到了译本的序言之后；而看到她的译本，则是一九九五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国语版海上花列传》之后。张爱玲的“国语版”，只是把书中的吴语对白用相应的“国语”取代，其余文字没作改动，因此与我的彻底改写本是两回事儿。不过有几个地方我们的做法有些相同之处：第一是我们都删去了卷尾“才子”们论诗的高见，因为那确实是作者硬塞进作品中去的“夹带”，不但与小说的主题无关，而且论点也陈旧枯涩，并无新意，所以我们都删除了，只是她删除得比我更多些而已。第二，原书第一回中的“回中序”，是作者套用的“红楼笔法”，但是学得生硬，与全书风格迥然不同，读起来也不连贯，因此她的英译本和我的改写本中都删除了。两人不谋而合，也可以说是“所见略同”吧。
这一版本，附录中增加了张爱玲两个译本的序跋和熊月之先生介绍上海张园的一篇文章，供读者参考。
吴越
丙辰年正月初一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