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但谢尔皮林受伤的事毕竟太出意料,好象是给人当头一棒似的。
“怎么会受伤的?在哪儿受的伤?”
扎哈罗夫在和米罗诺夫一起向停在林中空地边上的“Y-2”飞机走去时,心神不定地重复着说。“他刚才还在您这里,您让他从哪一条路走的?您不知道在您自己的驻地里发生了什么事!”扎哈罗夫控制不住自己,大声地喊道:“您让司令中了子弹……”
鲍依科在电话中没有说谢尔皮林是怎样受伤的,但不知怎的,扎哈罗夫认为他一定是中了子弹。
米罗诺夫解释说,恰恰相反,司令从友邻部队到他这儿来时走的是直路,敌人一早起就朝这条路上射击。他恰恰是劝司令回去时不要走这条路,不要走直路。并在地图上给他指了一条弯路。司令临走时答应说:”‘好吧,犯不着。我们绕道。”
“问题就出在绕道!”扎哈罗夫一面俪苦地说,一面想,谢尔皮林究竟是在哪儿受的伤,不知是怎样的伤,怎么会一下子就失去知觉!他打了个哆嗦,第一次意识到:谢尔皮林甚至可能已经死了,只是他们不愿明白报告罢了。
扎哈罗夫挽着米罗诺夫的手,继续走着,由于心神不定,他紧紧地抓住了米罗诺夫的胳膊肘,一直没有松手。他听到头顶上有飞机的隆隆声——又一架“Y-2”在林中空地上降落了。
送礼哈罗夫来的那个飞行员还没有找到。扎哈罗夫想起了,自己曾允许他去休息一小时。可能他没有去吃东西,而是躺在树底下睡着了。现在到哪里去找他啊!
“你估计是谁来了?”扎哈罗夫指着那架在降落时险些碰到村的飞机问米罗诺夫。“我乘这架飞机走。”
“大概是我的联络官,他是到师里去的。是的,是我们的八号飞机……”米罗诺夫说着,便急忙向飞机走去。“大概连油都不必加了……总共只要飞十二分钟!”
但是当他们走近飞机时,发觉它不能飞了。飞行员报告说,德国人从地面向他扫射,打伤了他的脚,皮靴里满是血。他报告时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好象犯了过错似的。
这就是以后告诉塔尼雅说谢尔皮林是被伏兵打死的那个飞行员。谁知道,可能是有人听到了扎哈罗夫说“您让司令中了子弹”这句话而误传的。
扎哈罗夫已经决定乘吉普车走了,他喊司机把车子开过来。但这时,另一架“Y—2”飞机的飞行员奔来了。在地图上寻找卫生营的驻地花了一分钟时间,飞行员说保证能找到,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设法降落。扎哈罗夫钻进了机舱。飞机起飞了,它打了个弯,就往东北方向,往莫吉廖夫——明斯克公路飞去。
飞机在树林上空两百公尺的高度飞行。从上面看下去,一切都是老样子,扎哈罗夫今天去师部和回来时已看够了。透过白桦树和枞树的树顶,到处可以看到德国人撤退和被击溃的痕迹,看到那些被打坏的、东倒西歪的汽车,被丢弃的大炮、迫击炮、军事装备、弹药林和没来得及收起来就扔在树林里的帐篷—一这是仓促撤走后丢下的宿营地……当飞机在树林上空飞过时,这些东西东一堆西一堆地到处可以看到。早晨飞过时看到了,现在也看到了。一切都是老样子,但现在看到这一切时,和早晨的心情完全不同——他感到郁郁寡欢,仿佛这一切都已经没有什么意思了。
这当然是荒唐的,怎么会没有意思呢?不管谁受伤,甚至牺牲,都不可能改变目前正在发生的一切,不可能改变由于目前正在发生的一切而在集团军中存在的、并且还要继续存在的那种心情。然而,尽管如此,扎哈罗夫现在飞过这些地方时,对这一切却连看也不愿看了。
飞机在树林上空摇晃得很厉害,有一次几乎撞到白桦树顶上去。扎哈罗夫不知为什么想到了自己,想到了谢尔皮林和李沃夫,想起了在发动进攻之前李沃夫事实上处想要把他和谢尔皮林分开。李沃夫虽然有这个想法,但没有能把他们分开。而现在战争却使他们分开了……既然是受了重伤,那么就不能再指挥集团军了。他马上又想到了更糟的事:万一来不及见着谢尔皮林,那可怎么办呢?
但是,他撇开了这个念头,竭力把这种想法从脑海里挤出去,仿佛这种想法本身就会危丛谢尔及林的生命似的。他迫使自己去想其他的事情。
今天一整天,战事进行得再顺利不过了,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却偏偏发生了这样的灾难!
然而,这事仍如果发生在别的日子里,难道就不是灾难了吗?灾难说来就来,它是不选择日子的。说今天是顺利的日子,并不是由于这一天过得轻松。相反,这一天是很艰苦的。-清早,根德国人疯狂反扑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他们被我们紧紧地咬住了,陷入了重围。
“友邻部队恰恰在今天比较顺利地向前推进了。而我们则把敌人紧紧拖住,使他们越陷越深,现在已经可以感觉到,鱼儿全部都在网里面了。”
扎哈罗夫在飞往师部以前,曾经和谢尔皮林在米罗诺夫军部谈到过这一点。谢尔皮林估计,在这个网兜里,可能有敌人的两个军的军部,甚至有一个集团军的司令部。根据德国人反扑的情况——一部分突然投降了,而另一部分则顽抗到底——可以感觉到,在这里面有一个核心,一部分人紧紧地向这个核心靠拢,而另一部分人,则相反,离开了它,感到没有希望了,便举手投降。仅仅几小时以前,谢尔皮林还说:“我感到,他们在里面乱作一团了。”
根据最新战报,现在已经知道,几个友邻方面军不但已经合拢,而且已在明斯克作战了。这一点他也和谢尔皮林谈起过,并为此而感到高兴。他们甚至约好:为了庆祝这件事,在夜里喝一杯……谢尔皮林最近几天来一反常态,甚至晚上也满酒不沾。莫吉廖夫解放后,他说:“现在要到明斯克再喝了。明斯克没有解放以前不喝。”他还解释说,好象喝了半杯会睡得好一点,但是在非常疲劳的情况下,这是自欺之谈。
扎哈罗夫突然想到,在动手术以前有时会给伤员喝些酒精或伏特加。有些外科医生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好,相反,有益处。他们集团军的外科主任也有这种看法。
扎哈罗夫想到为谢尔皮林动手术一事——这手术可能正在进行,或即将进行,——就记起了这位集团军外科主任,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这位医生尽管有很多好的品质,但由于生活上的一些问题,扎哈罗夫曾几次象骂小孩一样骂过他。现在扎哈罗夫却对他怀着盲目的信任。扎哈罗夫自己准备为拯救谢尔皮林的生命而作出一切努力。但他自己无能为力,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现在他的全部精神力量都变成了一个坚强的信念:相信另外一个人能做到他自己不能做到的事。“但愿他尽快赶到!”扎哈罗夫这样想着,仿佛谢尔皮林的生命就决定于集团军外科主任什么时候到达似的。
飞机来了个急转弯,他们来到了一块小空地上空。在这块小空地上没人其他飞机—一就是说,外科主任还没有来一飞机斜着向下,就飞在树顶上面一点儿,好象飞机轮子已经碰到了树枝似的。一会儿,飞机已在草地上滑行了,接着就在离场边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原来,这块空地并不象在飞机上看到的那样短。
扎哈罗夫刚钻出机舱,一辆小卡车便从林边驶过来了,车上有一位大尉军医,站在卡车的踏脚板上,手抓住开着的车门。
“喂……怎么样?!”扎哈罗夫在还未关闭的马达的隆隆声中大声问。
“我不知道……军事委员同志!”军医一面从踏脚板上跳下来,一面回答说。“只叫我和小卡车等在这里,外科主任来了,就把他送到手术室去。”
扎哈罗夫和司机并排坐在驾驶室里,他一只脚踏在踏脚板上,一只手轻轻地拉住车门,就这样穿过了树林。
卫生营设在林区的一个村庄里。在农舍旁边,搭着两个大帐篷。
扎哈罗夫第一个看到的是古特科夫。他坐在作手术室用的帐篷进口处旁边的树墩上,扎哈罗夫从车上跳下来时,他站起来迎了上去,他那已包扎好、用绷带吊着的左手按在胸口上。他的眼睛呆滞无神。扎哈罗夫看到这双眼睛,不等他费力地张开嘴唇、用勉强才能听见的声音说“他死了”,就已经明白:谢尔皮林已不在人世。
在帐篷附近,除古特科夫外,没有别人。远处停着一辆装甲运输车,车子旁边是谢尔皮林的几个自动枪手。没有人等候扎哈罗
夫,也没有人迎接他。大家在等候外科主任,虽然现在已没有必要等他了。扎哈罗夫走进帐篷,穿过手术预备室,那里有个人在呻吟。他一直走到手术室门口,才碰见卫生营营长。
手术室里有两张手术台:左边一张空着,右边一张盖着罩单。在空着的那张手术台旁边,一个穿白色工作服、戴白色工作帽的军医坐在方凳上,侧身靠在空手术台上,他不时用钢笔在墨水瓶里蘸墨水,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辛佐夫坐在另一张盖着白罩单的手术台旁边,他一看到扎哈罗夫就站了起来。
“军事委员同志……”卫生营营长准备向扎哈罗夫报告,但扎哈罗夫阻止了他:“什么时候?”
卫生营营长没来得及回答。坐在方凳上写字的外科医生站了起来,走到扎哈罗夫面前说:司令在十五点二十四分被送上手术台时,已出现了临床死亡的全部症状。经过检查后,在十五点三十一分验证:由于弹片打断了主动脉,大约在十五分钟以前,已在受伤地点到卫生营的路上死亡。
医生用疲惫的声音好象漫不经心地补充说:伤势一开始就没救了,几分钟以后就会出现临床死亡的症状——不管采取什么措施都没有用。送上手术台时,动手术已经无济于事了。最后只好在这里,在卫生营或在其他地方进行剖验。这种伤是可能立时致死的。但据陪同人员说,他是在路上死的。
“这一切我都写在鉴定书里了。我刚刚写好,”医生说。
“你们有屁用!”扎哈罗夫痛苦地说:“人家说你们医生能起死回生,而现在才过了二十分钟送上手术台,就没有办法了!”
“将军同志,”医生可能是不认识扎哈罗夫,也可能认为对谁讲或怎样讲都没有什么关系,还是用那种疲惫的声音说:“等集团军外科主任来了,他会向您报告他自己的结论的。但战争开始以来,从我手上经过的人,不比他少。能救活的人都救活了,不管怎样希望,要使死人恢复生命是不可能的。难道我们没有尽一切努力吗,难道您自己不懂得这一点吗?难道要我们装出一副能救活人的样子,给死人注射盐水,进行按摩吗?为了什么?为了写一份报告吗?给谁看?又有什么用呢?”
这位貌不惊人的疲惫的中年医生,戴着医务人员的白色工作帽,穿着溅着血点的白色工作服,声音有些嘶哑,但说话的语气却充满了自信,同此扎哈罗夫没有反驳。他知道医生的话是对的。有的人医生能救治,有些人则不能。有些人还活着,有些人已经死了,那有什么办法呢!
“您要看看伤口吗?”医生望着沉默不语的扎哈罗夫问。
“让我看看。”
“马上……克里莫娃,”医生转过身来对护士说:“把那个断了脚掌的工兵搬上手术台,准备给他动手术。他从休克中醒过来了没有?”
“醒过来了,他在哼着呢!”
“那您就准备吧!”
之后,医生才和扎哈罗夫走近盖着罩单的那张手术台。
医生拉开罩单,指给扎哈罗夫看打死谢尔皮林的那块弹片,是从哪里进去,从哪里出来的。他想用罩单把尸体重新盖起来,但当他把罩单拉到死者肩膀的时候,扎哈罗夫用手势阻止了他。医生明白了用意,便把罩单放下。
现在谢尔皮林躺在手术台上,象是一个发高烧而失去知觉的病人,身上仅盖着一条罩单,躺在病床上。他的一个肩膀全部盖没了,而另一个裸露的肩膀从罩单下露出一点,象没有盖好被子的活人的肩膀一样。死人的脸一股总是向后仰的,或者,更正确地说,看来是向后仰的。但谢尔皮林的脸却并不这样。相反,他的脸稍稍向前倾,而且是朝着扎哈罗夫站着的那个方向。怎么会这样的?谁知道!也许从汽车里抬出来放到手术台上时就是这样的,也许是死了以后医生进行检验时把他的脸转过来的……
为了等候外科主任,还没有给谢尔皮林的遗体进行入殓前的化妆。下巴没有包扎,眼皮上也没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