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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哈罗夫离开后，李沃夫还呆呆地坐了一会儿，眼睛仍旧直盯着墙壁那边扎哈罗夫刚才站着的地方。
后来他从裤袋里掏出保险柜的钥匙，从办公桌后边走出来，俯身打开保险柜，从里面拿出一本密码电报纸，重新关好保险柜，把钥匙放回口袋里，然后在办公桌后面坐下，由于头痛而皱了皱眉头。
他很少在早晨五点以前睡觉，但今天还不到四点，就感到比往常更加疲乏。
和脾气执拗的扎哈罗夫谈话，只是他一天十八小时长时间辛苦工作的结束。在这十八小时中间，他在自己身上总共只花了二十分钟：十分钟吃午饭，十分钟吃晚饭。早饭不算在内：早晨的两杯浓茶，他总是一边喝，一边手执铅笔，翻阅方面军、各集团军和各师当天的报纸。
然后，他就到第二梯队去，听取后勤副司令的汇报，在拍纸簿上记下获得的资料，再到方面军的后勤部门去核对具体情况，直到黄昏。
他巡视了两个炮兵仓库和一个燃料仓库，然后又到一个飞机场去检查航空汽油是否已经送到，又顺便到一个医院里去看了看，那个医院和汇报的情况相反，至今还没有向前方迁移。最后，又先后到两个补给站去，那里正从铁路上运到发动进攻所必须的大量物资。
其实，按照职务分工，一切有关后勤和补给的检查工作不是属于他管的，应当由军委第二委员管。但是李沃夫认为那个人对这项工作不能胜任，就越祖代庖了。
他一贯有这样的想法：几乎所有和他共事人都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这种想法使他意识到自己是个不可缺少的人。
假如他没有这种想法，那么，他心里就会产生疑问：我在这里做什么？派我来做什么？
他认为自己是特地派来纠正别人错误的，这种想法在他的头脑里已经根深蒂固，因此，他一接到新的任命，马上就预先想到，他将与之共事的那些人，在他到任以前，一定没有做好自己应做的工作。
今天，他在后勤部门绕了一圈回来后，既感到不满意，又感到满意。对别人工作的不满意，在他心中引起了对自己工作的满意。
他们这个方面军为准备未来的进攻而进行的补给工作不能算坏。然而和后勤副司令早晨的汇报比起来，实际情况毕竟不是没有缺陷的。
有几列军用列车没按运行表的规定开到。在一个车站上，空车皮停在那里役有使用。在另一个车站上，急需的物资停在较远的地方，比次要的物资卸得晚。
除此以外，有根据认为，没有到达的军用列车中至少有两列被人中途扣留，转发到友邻方面军去了。
关于这一切情况，除了采取内部措施以外，还得向莫斯科交通人民委员部、总参谋部和后勤部拍三份强硬的电报。
他现在把自己的拍纸簿和一本密码电报纸并排放在面前，正是要做这件事。
李沃夫给这三份密码电报起了稿，朝门外喊了一声：“什列约夫！”当什列约夫带着睡容出现在门口的时候，李沃夫吩咐他去把译电员唤来。
什列约夫出去了。李沃夫从桌子后面站起来，把密码电报纸放回保险柜，收好以后，重新在办公桌后面坐了下来。他心里想把给斯大林的那份最主要的文件拖到明天去写，但他打消了这种想法，克服了自己的疲倦，决定不拖延、今天就写好。不过必须把事情的各个方面再考虑一番，主要的，要把自己的论据写得简单扼要。
扎哈罗夫愤愤不平地从李沃夫那儿离开时所考虑的主要问题，对李沃夫本身说来并不是主要问题。不管是调动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切尔年科职务的意图，还是想在及时撤换谢尔皮林的打算中挣得支持的愿望——这一切综合起来，也不过是李沃夫对未来的夏季攻势所感到的焦虑的一部分。
李沃夫任军事委员时间最长的那个方面军，在一个半月以前一分为二，两个方面军都委派了新的司令，李沃夫本人被派到了这里——实际上是一个一切都处于初创阶段的方面军。
划分以后，虽然那一个方面军在力量上要比这一个方面军强一些，但李沃夫并不怀疑，把他派在这个次要的方面军里也是正确的，是由于工作的需要。显然，斯大林认为，只有他李沃夫才能不怕困难，尽一切努力去提高这个新编的方面军的战斗力。如果有什么人妨碍他这样做，他就会不顾情面，毫不犹豫地打报告。
他认为，不管他的命运怎样变幻不定，但自始至终不是由其他任何人，而是由斯大林亲自安排的。这种想法是有根据的，而且早就变成一种信念，它使李沃夫在其一生最困难的时刻感到安慰。怀着这个信念，他经常毫无顾虑地接受艰巨的任务。怀着这个信念，他在遭到挫折以后，能顺从地接受任何处分，哪怕把他派到团里去工作也行．只要斯大林认为有这个必要。
假如他怀疑，现在还有其他人在决定他的命运，那么，天晓得，他是否还会这样顺服？然而他恰恰没有这种想法，因此，即使受到命运的打击，他仍然我行我素——毫不留情地向斯大林打报告，汇报别人的一切真实的和不真实的错误缺点，而在自己的一生中也从不请求上级宽容自己。
当然，在他突然被派到这个方面军来的时候，他不得不迫使自己认为这是正常的。不过他惯于克制自己，克制自己在最初的时刻自然而然产生的委屈和痛苦的感觉，这种习惯早就成了他性格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他甚至对自己能够不顾个人的情绪这一点，也引以为荣。
他不是一个只会对别人吹毛求疵的人。他对自己的小节也是不放过的。正因为他能苛待自己，所以他认为自己有权苛责别人．
今天在谈到切尔年科的时候，他对扎哈罗夫说：“您将来会后悔的。”他说这句话并不是想以此恐吓扎哈罗夫。他所指的只是事情发展的必然趋势。切尔年科虽然很勇敢，这一点谁也不否认，但由于他的所谓讨厌文读主义——实际上，在这种借口后面，隐藏着他的懒惰和无纪律性，——他现在不适宜，将来也不会适宜于担任政治部主任这一职务。这在不久的将来反正会得到证实。到那时候，扎哈罗夫就不得不对自己的固执感到后悔，到那时候，情况将对切尔年科本人、对扎哈罗夫和对事业都更为不利，而扎哈罗夫就不得不同意撤切尔年科的职，还不只是调动他的工作而已。
在集团军里逗留的三天内，李沃夫认为扎哈罗夫是一个有经验的政工人员，能够深入部队，作为军事委员是称职的。虽然集团军政治部副主任巴斯特留科夫向他暗示，扎哈罗夫对切尔年科有偏心，但他并没有对此过分重视。他把扎哈罗夫叫来的时候，认为巴斯特留科夫的话中即使有一部分真实情况，但扎哈罗夫有足够的认识，不仅能够解决切尔年科调职的问题，尤其能够理解集团军在进攻前夕已经三个多星期没有司令的不正常状态。
可惜的是，扎哈罗夫对切尔年科的看法表明他是一个还不够成熟的人。而在对待谢尔皮林的问题上，他的发现更坏。在两者中间，他和司令员意气相投，习惯于过一团和气的生活，为了能一切照旧，甚至损害事业也在所不惜。宁可让集团军由于没有司令而受到损失，也不愿让另外一个不熟悉的人来当司令。
总之，扎哈罗夫作为军事委员比他原来所想象的要差得多。当然，李沃夫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事实恰恰相反，扎哈罗夫实际上比他所想象的要好得多。
换成别人，也许会对下属——这里指的是扎哈罗夫——的无礼顶撞恼羞成怒。但李沃夫不然，反而认为扎哈罗夫做得好——一个能这样讲话；回答你的人，在别的场合，在和集团军司令的争论中，一定也能坚持自己的观点，而这正是对他的要求！但尽管这样，看来扎哈罗夫是属于这样的一种人，这种人在一个地方一工作得太久了，就会受到和他共事的人的影响，不能用自己的目光来看待一切事物，从而丧失敏锐地发现问题的能力。要使扎哈罗夫这样的人重新发挥作用，应当把他和他所熟悉的人分开，让他和不熟悉的人在一起。只要替他创造另一种环境，他还不至于丧失做一个政工人员的资格。
如果正在治病的司令还是要回到集团军里来，那么就得换一个军事委员。如果一个新的司令，那么到那时再看吧。问题还得搁一搁。不过这是很不好的，长时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太多了！
扎哈罗夫认为，关于谢尔皮林的问题李沃夫已经和方面军司今谈妥，其实他错了。相反，李沃夫去和司令谈的时候，预先就料到他们不会取得一致意见。但尽管这样，他还是去了，因为他希望使事情明朗化。
李沃夫直截了当地坚决提出另派一个集团军司令代替谢尔皮林——一他习惯于用这种方式提出这类问题，——然而方面军司令并不象他所等待的那样采取强烈反对的态度。他甚至宁愿对方采取强烈反对的态度，因为这样便于把争论的问题提到上面去，在那里申述自己的观点，使问题马上得到解决，而不是往后拖——到那时已经太晚了。
司令心平气和地把李沃夫的意见挡了回去。他没有直接说“不”，而是转弯抹角地说，李沃夫忧虑得过早了。鲍依科代理集团军司令职务，目前还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甚至出乎意料地好，因此，就可以再等一等，再去询问一下谢尔皮林回来的确切日期。他说，在未来的进攻中，他将让谢尔皮林的集团军担任主攻任务，因为由方面军统率的三个集团军中，唯有谢尔皮林的集团军具有在广大的纵深地带进攻的经验，而其余的两个集团军和它们的司令都还没有这样的经验。虽然他自己也感到，谢尔皮林在战斗的准备阶段暂时不在未免是个缺陷，但如果把一个和司令部还不能很好配合、对部队还不熟悉的新人派到担负主攻的集团军里去，那就更糟了。
“要是他不仅不能及时回来，而且经过车祸和脑震荡之后体力不济，那怎么办呢？”李沃夫问。
“我们不能代替医生，”司令对这一点回答说。“在什么样的健康状况下让一个人出院，应该由他们负责，不是由我们负责。况且他们显然知道，他出院后要上前线，而不是参加残废军人大队。我们稍等一下吧！不要急于作出结论。”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一碰了个软钉子！
李沃夫急不可待地要立即采取行动，但被司令“过早”呀、“目前”呀等等一套话给难住了。在李沃夫的这个意图中并没有个人的目的。使他感到不安的是实际情况：在进攻的准备阶段，恰恰是那个即将担负主攻的集团军已经近一个月没有司令了。如果还是免不了要派新的司令，却不是现在就派，而要在临进攻前才派，哪时情况又会怎样呢？如果现在就派，为什么预先就断定他不如谢尔皮林呢？剩下的时间还相当充裕，为什么他不能熟悉集团军并且和司令部很好配合呢？为什么不能代替？不能代替的人是没有的。过去由李沃夫领导的那个方面军，如今已由别人接替他的工作，而且在那里正在准备进攻。而他李沃夫则来到了这个新编的方面军，在这里做着自己的工作。完全没有必要把“配合”这个词神秘化，在战争中，命令你到哪儿，就在哪儿工作。
假如现在谢尔皮林身体健壮，生气勃勃地在这里工作，那么，他的问题显然不会产生。现在既然他不在这里，那么这个问题就产生了！
和司令谈话以后，李沃夫想到谢尔皮林就感到恼火，把他看作是实现自己的迫切愿望——把什么事情都弄得一清二楚——的障碍。但是，扎哈罗夫想到，除了其他种种原因以外，李沃夫还对谢尔皮林过去的历史感到不放心，这个想法倒与事实相去不远。
李沃夫并不是不信任谢尔皮林，或者有什么根据认为他是一个不称职的集团军司令。无论是集团军的现状，还是他们俩仅有的一次会面给李沃夫留下的印象，都没有为这一点提供足够的根据。然而从李沃夫被派到这个方面军来的第一天起，他心里就有一种模模糊糊的不愉快的感觉，老是想到在他属下的三个集团军中，有一个集团军是由战前在集中营里待过四年的人指挥的。
有关谢尔皮林的一切事情，应该知道的，李沃夫都知道。他知道谢尔皮林给斯大林写过信，知道斯大林对他的信感到满意，并把他提升为集团军司令。李沃夫还知道以后的情况，这情况谢尔皮林本人却并不清楚，只是心里猜测而已。德国人散发传单说，集团军作战处长皮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