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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夜话-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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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人们,特别是大兴的人们,虽然不必因为有刘献廷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和他的学派而骄傲,但是,为了学习和继承前人的遗产,如有可能,似乎还可以继续搜求有关刘献廷的各种遗作,以便就广阳学派的思想内容作进一步的研究。

吴汉何尝杀妻

在旧戏舞台上,许多人都曾看过一出戏,名叫《吴汉杀妻》,又叫《斩经堂》。这是一出用牵强附会的方法,借以宣扬封建社会的忠孝节义观念的坏戏,似乎早有定论,所以近来已经没有人再演它了。但是,我们从这里却不难懂得:历史的真实和舞台艺术的真实,有时竟然距离很大,甚至于有的剧作者为了一定的目的,完全捏造事实,歪曲了历史的真相。因此,在过去,谁要是把看戏当成读历史,那就不免要上当。
《吴汉杀妻》或《斩经堂》一剧的情节,大体是说:汉朝潼关总兵吴汉,娶了王莽的女儿为妻。王莽篡位以后,下令捉拿汉宗室刘秀。吴汉守关时捉住了刘秀,正要送去报功,他的母亲告诉他说,王莽是他的仇人,他的父亲是被王莽杀害了的,那时他年纪太小,不懂事,现在应该为父报仇,并且命令他杀死王莽的女儿,扶助刘秀恢复汉室的江山。吴汉持剑去杀妻,正好其妻在经堂念佛。吴汉不忍杀她,就将实情告诉她。于是,王莽的女儿就自刎而死;吴汉的母亲为了促使吴汉下决心,也上吊自杀了。这样,吴汉果然死心塌地随刘秀去打天下,后来成为所谓中兴名将之一。
这个故事情节,根本不合历史事实。在汉代的历史典籍中,完全找不到所谓“吴汉杀妻”的事实根据。不知道后来的剧作者,为什么要无中生有地硬把“杀妻”的情节,安在吴汉的头上。那位剧作者显然以为这样可以抬高吴汉的身价,殊不知在我们现在看来,这样反而诬害了吴汉。
由于吴汉是北京地区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所以北京人对于吴汉的生平故事,应该知道得特别清楚。据《后汉书》《吴汉传》的记载:“吴汉字子颜,南阳宛人也。家贫,给事县为亭长。王莽末,以宾客犯法,乃亡命至渔阳。资用乏,以贩马自业。往来燕蓟间,所至皆交结豪杰。”看了这一段记载,就可以明白,吴汉并不是王莽手下亲信的将官,而只是一个小小的亭长。他曾因宾客犯法而亡命逃走,并没有当王莽的女婿,更没有杀王莽的女儿。他与王莽也并非有杀父之仇的冤家,与刘秀的关系更不同于旧戏所描写的那样。吴汉起兵响应刘秀,终于成为光武中兴的功臣,也不是因为他不违母命的结果。这些都证明“吴汉杀妻”的情节是无稽的。
然而,这些证明还不够有力,还不足以推翻“杀妻”之说,必定要从正面找出更有力的证明材料,才可以令人心服。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查究:吴汉的家庭和夫妇关系到底怎样?
上述《后汉书》《吴汉传》中,有一段关于吴汉家庭关系的重要叙述。它写道:“汉尝出征,妻子在后买田业。汉还,让之曰:军师在外,吏士不足,何多买田宅乎?遂尽以分与昆弟外家。”由此可见,吴汉的家庭关系很正常,看不出有过“杀妻”之类的变故。
如果对于《后汉书》的记载还认为不足的话,那末,我还可以举出汉代刘珍的《东观记》中的一段文字做证明。刘珍是后汉安帝永初年间的史官,曾奉诏校定东观诸书,并且负责编辑建武以后的名臣列传。他的著述自然是可靠的。据他说:“汉但修里宅,不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坟,不作祠堂也。”这样看来,吴汉的夫人名位也很正常,并没有引起吴汉“杀妻”之类变故的可能。
而且,照《后汉书》所载,吴汉“为人质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辞自达”。这又证明,从来历史记述都没有把吴汉描写成《斩经堂》的人物。如果吴汉确曾杀过王莽的女儿而后投奔刘秀,那末,在《后汉书》上一定要大书特书,夸奖他的忠孝,决不至于一字不提。
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说,假若要把吴汉的故事编成戏剧,虽然不必要完全照《后汉书》记载的史实,原封不动地搬上舞台;但是也不应该捏造情节,胡乱编出象《吴汉杀妻》这样的剧本。

你知道“弹棋”吗?

北京西山碧云寺后头,据说有一块大石,上面刻了一个棋盘。它不是我们平常看到的象棋盘,也不是围棋盘,而是弹棋盘。相传这个弹棋盘是距今七百五十年前金章宗用过的。
这个弹棋盘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可惜我到碧云寺没有看见它,向园林管理人员打听也不得要领。但是在明代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中却有记载,可见这不是毫无根据的传闻,我们很有可能把它寻找出来。
弹棋是什么呢?晋代徐广的《弹棋经》说:“弹棋,二人对局。黑白各六枚。先列棋相当,下呼上击之。”看起来,这种游戏已经有了很久的历史。但是,它究竟起于何时,古书上记载又不一致。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认为:“弹棋起自魏室,妆奁戏也。”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可靠。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引述曹丕《典论》中有“所喜唯弹棋”等语,证明弹棋“不起于魏室”。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则根据《西京杂记》做了另一个判断。这部《西京杂记》相传是汉代刘歆的著作,又有人说是晋代葛洪的著作。不管怎样,沈括经过了考证之后,确认了弹棋是起源于汉代。他写道:
“汉元帝好蹴踘,以蹴踘为劳,求相类而不劳者,遂为弹棋之戏。”
不过,沈括说的是汉元帝,而《弹棋经》《序》却说成是汉武帝的事情。它写道:
“昔汉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踘者,尽炫其便捷跳跃,帝好而为之,群臣不能谏。侍臣东方朔因以此艺进之。帝乃舍蹴踘而习弹棋焉。”
看来大概因为踢球是激烈的运动,对于年纪较大或身体较弱的人并不适宜,因此,用弹棋代替踢球是比较合理的。我们现在虽然不明白古代弹棋的详细方法,似乎也还应该想法子恢复这种游戏,不要使它断绝才好。
古人对弹棋赞扬备至。汉代的蔡邕、曹丕,都写过《弹棋赋》,梁简文帝写过《弹棋论》,唐代柳宗元写过《弹棋序》。至于有关弹棋的诗歌就更多了。唐代杜甫的诗中,有“席谦不见近弹棋”之句。当时苏州有一个道士,名叫席谦,最善于弹棋,杜甫的诗句就是因为想念他而写的。王维的诗也有“不逐城东游侠儿,隐囊纱帽坐弹棋”等句子。李商隐的诗也写道:“玉作弹棋局,中心亦不平。”原来弹棋盘是中间隆起的,所以李商隐才有这样的句子。白居易也有这样的诗句:“弹棋局上事,最妙是长斜。”这里说的长斜是弹棋的一种方法。宋代的苏东坡还有“牙签玉局坐弹棋”等的诗句。
这些都可以证明,弹棋是很有趣的一种游戏。
弹棋的特点是什么呢?据沈括的《梦溪笔谈》所述,它的特点是:“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复盂,其巅为小壶,四角微隆起。”沈括还把白居易的诗句做了一番解释,他说:“长斜谓抹角斜弹,一发过半局。”陆放翁的《老学庵笔记》也说:“吕进伯作考古图云:古弹棋局状如香炉,盖谓其中隆起也。……然恨其艺之不传也。”的确,弹棋的这一套技艺,久已失传。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虽然也写到有会下弹棋的女道士的故事,但是仍然没有介绍下弹棋的方法。古籍记载几句弹棋的规矩,说法又不一样,后人更难掌握。例如,柳宗元在《弹棋序》中说:“置棋二十有四。贵者半,贱者半。贵曰上,贱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敌一,用朱墨以别焉。”这和徐广的《弹棋经》写的就不同。徐广只说黑白各六枚,而柳宗元说的是红黑各十二枚,多了一倍。到底谁说的对呢?也有可能这两种说法都对,棋子可多可少,打法也许都相同。然而,这又有谁能够断定呢?
我很希望有内行的热心人,能够把弹棋的一套方法介绍出来,最好能够把西山碧云寺后面石头上的弹棋盘也找到,照样用木头或陶土仿制,以便年纪大的和体弱的人们,多得到一种文化娱乐的工具。同时,这样做还可以保存我国古代丰富的棋类运动的一种形式,使古人弹棋的技艺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发出新的光辉。
朋友,你知道弹棋吗?如果你知道,就请你来做读者们的义务教师吧!

谈“养生学”

前些天,首都医学界的一部分人,在白云观开了一个很别致的学术讨论会,研究元代丘处机的养生学。这件事情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
丘处机是宋元两代之间的道士,登州栖霞人,后居莱州,自号长春子。元太祖成吉思汗听说他懂得养生修炼的法子,特派札八儿、刘仲禄两个使者去请他。丘处机率领十八名徒弟,走了一万多里路,到达雪山,朝见成吉思汗于西征的营帐中。
他们当时谈话的主要内容,据《元史》中的《释老传》、明代陶宗仪的《辍耕录》等所载,大概是这样的:
“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
看来所谓养生学的纲领,恐怕就在于清心寡欲这四个字。
讲养生之道倒也罢了,成吉思汗却又下诏:“赐丘处机神仙号,爵大宗师,掌管天下道教。”这样一来,养生学却披上了宗教的色彩,反而逐渐失去了养生学的真义。以致后人只知有道教,而不知有养生学。丘处机自己也成了道教的一个首领,而不是什么养生学家。
在道教中,丘处机当然是很有势力的一个宗派。据明代都印的《三余赘笔》记载:“道家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者谓自东华少阳君,得老聃之道……其北宗者谓吕岩授金王嘉,嘉授七弟子,其一丘处机……。”显然,过去人们都只晓得丘处机是道教中的一个教派,有谁去理会他讲的什么养生学呢?
其实,要讲养生学,光是清心寡欲恐怕还不够,应该有更好的方法才是。
什么是更好的方法呢?是不是要修炼成仙呢?回答决不是这样。修炼成仙本是道家的想法,丘处机的教派也未尝没有这种想法。但其结果总不免事与愿违。
比较起来,我觉得儒家主张“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似乎更好一些。儒家的这种主张与道家修仙的说法,应该看到是有原则区别的。
早在宋代,欧阳修就曾因为不满于当时一般道士对养生学的曲解,特地把魏晋间道士养生之书——《黄庭经》做了一番删正,并且写了一篇《删正黄庭经序》。在这篇序里,他一开头就反对修仙之说。他写道:
“无仙子者,不知为何人也,无姓名,无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号为无仙子者,以警世人之学仙者也。”
接着,他阐述一种道理,就是说:
“自古有道无仙,而后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无仙而妄学仙。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不自戕贼夭阏,而尽其天年,此自古圣智之所同也。”
欧阳修还举了实际例子以证明他的论点。虽然他举的例子中有的并非事实,但是,我们无妨用更多的实例去代替它,不能因为他以传说为事实就否定他的全部看法。他举例说:“禹走天下,乘四载,治百川,可谓劳其形矣,而寿百年。颜子萧然卧于陋巷,箪食瓢饮,外不诱于物,内不动于心,可谓至乐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劳其形者长年,安其乐者短命。……此所谓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
这一段议论很好。如果用别的事实代替大禹的例子,就更好。我们实际上可以举出无数事例,来证明欧阳修的论点。有许多劳动人民,如山区的老农,长期从事田野劳动,年纪很大,身体与青年人一样健康。不久以前,报纸消息说,苏联有许多百岁以上的老人,也都是勤劳的农民。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据。
因此,讲养生学的人,在研究丘处机的同时,我想无妨把研究的范围更加扩大一些,多多地收集元代以前和以后各个时期、各派和各家有关养生的学说,加以全面的研究。这样做,收获可能更大。

姜够本

平常谈话中,说到生产上完成一宗新的试验,而没有吃亏,总是说“将够本”。我曾向几位同志请教这句话的来历,都以为是“刚够本”,把“刚”字读为“将”字的音。后来有一位熟悉农业生产情况的同志,告诉我说,这是“姜够本”。回来一查,果然他说的有根据。原来这句话不但是长期流传的成语,而且是一条重要的农业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元代的农学家王祯,在《农桑通诀》中就曾写道:“四月,竹箪爬开根土,取姜母货之,不亏元本。”又说:“俗谚云,养羊种姜,子利相当。”过去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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