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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极化”思维与中国的其他一些外交战略矛盾。其一，中国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但“极化”思维，即使是中国主张的多极思维，也无意识中把世界分成了两部分，即属于“极”的国家构成的世界与他们之外的国家构成的世界。从而忽视了众多中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和影响。其二，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国际事务应由国际社会共同解决，如果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战略是正确的，那就与多极战略有矛盾。其三，与中国“不当头”、“韬光养晦”的战略也存在矛盾，多极化中的一极就是要突出中国的国际作用和影响，否则也用不着倡导多极化战略。其四，与中国处理与一些具体国家的原则有矛盾，比如日本。促进多极化就应当支持日本成为独立一极，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日本成为一极引起的形势将是很复杂的，所以中国现在显然还不能明确予以支持。
因此，基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原因，现在有必要重新审视我们提出的多极化是世界发展的趋势、多极化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中国要推动多极化趋势的思维。多极化战略应代以“大国合作战略”。大国合作战略不但可以包含中国倡导多极化的那些最主要目标，即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而且还能更准确地反映当今国际政治发展的趋势，避免多极化战略中的消极内容，也能使中国的国际战略体系更协调。其理由如下：
第一，大国合作能容纳单极、两极、多极多重结构，避免单极、两极、多极这些没有实际意义的争论。大国合作战略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在不损害他国利益基础上维护各自的国家利益；有利于维护世界发展的趋势。只要符合这几个标准，无论是单极、两极、多极，还是一个多重结构并存的体系，都是可以接受的；在这样的条件下，谁主导国际事务并不重要，谁能更好地实现这些标准，中国就应该支持谁。同样，中国也可以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
第二，可以减少大国冲突。只要推进多极化，就难免要强调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不管中国如何解释，在一些美国人，甚至相当多的中国人看来，多极化就是针对美国的。多极与单极的概念已经意识形态化，中美两国没有必要进行这样的论战，更没有必要把单极与多极的矛盾作为当前世界的主要矛盾，而应把注意力集中在怎样避免大国冲突，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上。2002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就认为，“9·11”之后人类社会进入了大国合作的新时期，大国可以避免恶性竞争。这当然不是说促进大国合作就能消除国家间的矛盾，对此不应抱幻想，但它可以使它们找到更多的共同点，至少在提法上可以达到包容而非对立，以多极战略反对单极战略本身就包含对立，而大国合作战略则含有积极的意味。
第三，大国合作概念也可以避免极化与非极化世界的划分，避免人为制造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对立，也可避免一些国家为了成为一极而展开斗争。在“极化世界”中，无论是什么极，一般都是指具有较强综合实力的大国，因此，只有少数国家能成为一极，这样就把极化国家与非极化国家对立起来，使极与极的关系也很不确定。大国合作看起来虽是一个老概念，但它完全可以包含新的内容。首先，所谓“大国”，当然首先是指那些极化国家，因此它可以包含多极化的内容；但它又不专指少数世界大国，也可以包含那些地区性国家和国家集团。比如，东盟和韩国一般认为是非极化国家，但在大国合作概念中，东盟和韩国以其重要性则可以包含在地区性大国和国家集团之列；其次，大国合作过去是指少数大国对国际事务的主导甚至垄断，现在它可以被赋予新的内容：大国合作以大国相互尊重彼此的利益为前提，以共同尊重大国与中小国家合作、中小国家之间的合作为基础；再次，多极化与全球化有相反的趋势，其中也存在一定的矛盾。而大国合作是以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为基础的，与全球化趋势使各大国有更多的共同利益，也要求各大国进行更多的协调。
第四，与极化思维相比，促进大国合作思维更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极化思维基本上是个西方思维。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是积极主张“和合”观念的。儒家把“和”视为天下大道，认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和，就是和平、协调、和谐、和合。孔子因此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的观念。儒家认为，“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和”，也不是什么都一致，“和”不等于“同”。但对这种合作基础上的异，孔子又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宽容，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
因此，促进大国合作的战略更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也更能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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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沉沦
南方周末 2004…01…29 15：21：18
□何家栋
“大快人心事，秋雨输官司。”这不是幸灾乐祸，而是赞赏法律保护言论自由的创举。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文字纠纷，比过去以长官意志、行政手段来定是非，是历史的进步；如果当年用法律手段而不是用政治手段“铲除毒草”，就不会制造出那么多文字狱，在反胡风、反右派，乃至文化大革命中，不少人或可免于因言获罪。但是，本来是说理斗争，一变而为斗法，动用惩罚手段，又未免大煞风景。
青年评论家萧夏林编过一本《秋风秋雨愁煞人》，给这位大师鼻梁上抹了一点白粉，无非要他忏悔之类，但也无伤大雅。
他在一篇文章中揭露余秋雨在担任深圳文化顾问期间，曾获得深圳一幢楼房的馈赠。我当时就很怀疑：余秋雨身价有那么高吗？他又不是刘晓庆，怎那么值钱？萧夏林上了人家炒作的当，活该吃官司。余秋雨似乎有点得理不让人，不仅要借诉讼证明自己的清白，还要将对手打翻在地，过几年“紧日子”。好像他只图报一箭之仇，没有想过他自己是不是也受社会舆论监督？被人誉为“文化大师”的余秋雨，居然要剥夺他人言论自由的权利，岂不是犯了本行的大忌？这种败德之事，无论何时，都难逃公议。而且，人们到现在还不了解你给深圳做广告，到底得到多少报酬？交了多少税金？还是自带干粮闹革命，做活雷锋？你那些广告有没有虚假成分？是否经过验证？余秋雨也应该给读者一个交代。否则，民间又会出现其他猜测，你就告不胜告了。
再早一点，还有个赵忠祥，控告记者报道他在济南签名售书搭售皮鞋一事失实，但没人追究对他那本书的溢美之词，是不是失实。我当时只感觉到赵忠祥真牛，一本书不知救活几个皮鞋厂！谁知转过脸他就以妨害名誉为由把记者送上法庭，而且居然赢了官司。法院判决证明什么呢？不过是没有售书搭皮鞋，也没有卖皮鞋搭售签名书。
名人酷爱打官司，足证他们不仅爱名，也爱自己的声誉。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例如盗版、剽窃，也是正当的。但名人的不利之处在于，他在出名之外，也要受社会舆论监督，而社会舆论是各种各样的，有好有坏，有负面影响，也有正面作用，上述二事，其实都表明余秋雨、赵忠祥很值钱，或许就出自他们崇拜者之口。传闻之事，恒多失实，如果想纠正，披露真相就是了，不能动辄以“恶攻”“炮打”之类的“文革”思维对待之，马克思说要求惩罚当事人的思想方式，就是一种“非法行为”。余赵之举都是要求惩罚和他们不同的思想方式。马克思还说：政府若禁止发表“任何侮辱和任何人身攻击”的文字，就“剥夺了对任何官员（公众人物也一样）进行任何监督的可能性。”如果出现有关公众人物的丑闻，接受调查的应是公众人物，而不是公众人物去控告别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收入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反对书报检查制度，马克思认为禁止发表“因热情、尖锐和傲慢而带有有害倾向”的作品，是“最可怕的恐怖主义”。不能“只让宫廷丑角享有思考和述说真理的权利”。马克思说：“从出版自由的本质自身所产生的真正的检查是批评，它是出版自由自身产生的一种审判。”余秋雨最好读读这篇论文，以免又误入歧途而不自知。老一代文人遇到“恶意攻击”，都是以笔为武器进行论战，而不是诉诸法律或权势。无论是鲁迅遭到“拿卢布”的诽谤和人身侮辱，还是梁实秋被唾骂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或创造社诸君子被咒骂为“才子加流氓”，他们或者“打落牙齿和血吞”，或者“千锤百击只等闲”，都没有对簿公堂，让法庭来证明自己没“拿卢布”，或不是“走狗”，也不是“流氓”。这说明他们都很自信，不需要外在力量来证明自己价值几何。今之一些文士好像并不在乎是非曲直，只求将对手置于死地，搞得人家倾家荡产，以炫耀自身的权威，真叫人为文化的沉沦而感到悲哀。马克思说“批评即审判”，如果将“审判变批评”，或许能提高文人的品位。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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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自由与行为能力
南方周末 2004…02…05 14：53：22
□刘大生
在法律上，人的行为能力分为三种：有、无、限。正常的成年人是有行为能力的人，在中国，宪法、刑法和“民法”规定，年满18周岁的人为成年人，婚姻法规定20周岁以上的妇女、22周岁以上的男子为成年人。中国“民法”规定，未满10周岁的人为无行为能力的人，中国刑法规定未满14周岁的人为无行为能力的人，严重精神病患者也是无行为能力的人。其他人就是限制行为能力的人。
行为能力与法律责任密切相关，有行为能力的人可以独立从事政治、经济、婚姻等任何法律行为，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完全法律责任。无行为能力的人对自己的行为不承担法律责任，因此，也不能从事政治、经济、婚姻等法律行为。限制行为能力的人对自己的行为承担不完全法律责任，因此，只能在亲属、老师的指导下从事政治、经济等法律行为。
将少年、轻度精神病患者当作限制行为能力的人看待是合理的。但是，将失去人身自由的人排斥于限制行为能力的人之外，则是极不合理的。
笔者以为，失去人身自由的人虽然具有一定的行为能力，但是明显不具备完全的行为能力。比如，一个被逮捕等待判刑的被告人，显然不具备签订经济合同的能力，因为他无法了解外界的真实行情，因而也就不可能有真实的意思表示，这就像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不具备签订经济合同的能力一样。如果在实际生活中出现了这样的合同，法律上应当视为无效。
同样道理，失去人身自由的人签署的口供、认罪书、委托书、服判书、不请律师的承诺书、不上诉的承诺书，等等，都应当视为无效。下面的例子便可以证明这个道理。
一个打工仔偷了一辆三轮车，就在检察院准备起诉的时候，家属为他请了律师。但检察院却拒绝律师辩护，说当事人自己说“家里穷，不要请律师”。当家属和律师要求会见被告时，检察人员说，家属会见要等到审判以后，律师会见需要当事人委托，当事人既然不要律师，律师也就不能会见。这是1997年发生在南京的案例。
几个农村小伙子，讹了本乡一个老农的一筐龙虾，被判抢劫罪。辩护人认为，判“强拿硬要”罪更合适，于是帮助写了上诉状，准备上诉。然而，法院却说，当事人已经签字，承诺不上诉。于是，不让家属和律师会见被告。上诉书由于没有被告人的签字，中级法院拒绝受理。这是1998年发生在江苏省金湖县的一个案例。
上述两个案例中的被告人或许是自愿承诺的，但是，他们如果能够和家人会面商讨，相信他们会改变立场。这就像一个初中三年级的学生说“我家里穷，不考高中了”，但在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