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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价如此惨痛。对于此事的处理，高层采取了罕见的“铁腕”手段。不但铁本公司的有关人员被拘留，8名政府要员更被严厉查处，其中包括常州市市委书记。在通常由地方行政首长担负责任的背景下，对地方党委一把手的查处，显示出了铁本事件不同寻常的政治含义。这层含义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得到了彰显：“坚决维护宏观调控政令畅通”。
它的现实基础来源于高层对于目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华尔街日报》日前透露说，中国的贷款额一直迅速膨胀，有可能引发物价增长、坏账激增。中国政府公布的4月份消费价格指数较上年同期增长了3。8％，创七年来最大涨幅。“中国领导人如今面临一个巨大挑战：他们需要引导中国过热的经济成功实现软著陆。”这家报纸说，“一旦成功，将成为一项史无前例的丰功伟绩”。
5月2日的《纽约时报》的标题更意味深长：《让我们一起来祈祷吧》（Let Us Pray）。在他们看来，如果中国经济出问题，将会影响到美国。
铁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撞上“枪口”的。
中央—地方关系下的宏观调控
今年“五一”节，浙江慈溪市观海卫镇中学初三一名学生给国家发改委打电话，告诉值班人员自己做作业没有电，爸妈给他买了一盏充电的电灯，但是没有时间充电，因为当地每月只供电十天。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局长徐锭明说，听到这个很吃惊，“作为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我很惭愧”。
能源紧缺已成了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威胁。
这背后，是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和部分行业投资过热，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产品的需求增大，导致它们超常规发展，进一步引发能源危机。据预测，按目前在建项目测算，中国钢产量在明年将超过4亿吨，而预计需求量到2010年才能达到3。3亿吨。电解铝在一年后预计生产能力达到1000万吨以上，超过市场预计需求近1倍。
当学术界还在为是否过热争论时，发改委就已从去年6月开始采取一系列调控措施。今年初，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提高钢铁、电解铝、水泥和房地产开发固定资产项目资本金的比例，来为其降温。
然而，铁本在此时却顶风上马，从最初规划的年产200万吨宽厚板项目，逐步扩大到840万吨的大型钢铁联合项目。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圈地近万亩，注册资金近3亿多的企业，居然撬动了40多亿的银行授信，且整个项目建下来，需要资金逾百亿。
舆论分析认为，中央严厉查处铁本，是为收到“一石三鸟”之效：遏制屡禁不止的重复建设之风；杀鸡儆猴，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制止泛滥的地方政府违法征地行为。
去年以来，中央采用诸多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然而一些地方却阳奉阴违，甚至公然对抗。2003年GDP超常增长，今年第一季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再创53％的新高，且地方项目投资增速数倍于中央，就证明了这种调控方式的乏力。有评论认为，铁本祭旗，敲山震虎，中央政府直接运用行政手段干预，是当前形势下无奈且有效的举措。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石小敏说，铁本事件也彰显出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是当前体制改革需要面对的最大难点之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政令不畅，权威遭到挑战，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究其原因，分利化改革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地方与中央的博弈能力，使地方政府更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存在，而发展一方经济的急迫性，加之以经济指标为主的政绩考核观，使得地方的利益冲动前所未有地高涨。官员选拔任命，成了中央对地方惟一有效的约束手段。但无疑，这种单一的调控手段作用有限。
铁本事件，明晰凸显了这方面的问题。在国务院处理铁本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决维护宏观调控政令畅通》的社论，措辞严厉地指出，铁本事件是一些地方对中央宏观调控“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的结果，要“严肃党纪”，维护国家宏观调控的统一性、权威性、有效性。
之前的亚洲博鳌论坛上，胡锦涛总书记坦言，可能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来加强调控和管理。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更是公开警告地方政府：“不要和央行玩博弈”。
“条条块块跟中央都有一种正常的博弈关系，但若制度安排有缺陷的话，就会产生扭曲的博弈，从而付出沉重代价。”所以，更多学者倾向于建立两者博弈的有效规则，按照十六大报告要求，以“法定化”方式划分双方的权责利，厘清彼此关系，引导到一个易于协调、损耗最低的正常轨道上来。
又是十年
中国改革开放短短26年时间，已经历了1984－1985年、1988－1989年以及1993－1994年三次经济过热。尤其是最后一次，通胀率最高超过了20％！
不少人会不由自主地由中央政府这次对经济的调控，联想到上世纪末控制通胀的情形。
的确，两者有极其相似之处：都是投资过热，且多发在固定资产投资上。房地产业急速升温，导致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的供求矛盾，是其共同表征。
1992年，南方房地产泡沫泛起，炒地炒楼成风，通胀率创历史最高。国务院于1993年6月30日发出宏观调控的“16条”，政策包括控制全年货币发行量、信贷规模，提高利率，严格项目审批，控制新开工项目等措施，第二年又推行分税制加强中央财力，改革金融系统等一揽子政策，使中国经济在两年后实现“软着陆”，GDP从1992年的12。8％，降至1995年的10％左右。
而今，尽管GDP尚未突破10％，2004年一季度消费指数上涨仅为3。8％，但危险信号已随处可见：市政、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四面开花，拔地而起的高楼空空荡荡，占用大面积耕地的高尔夫球场无人光顾。据统计，中国耕地面积自1996年以来减少了1亿亩，“比两个海南省还大”。2003年，全国人均耕地低于0。8亩警戒线的省份达到6个。钢铁产业至新世纪初以来的持续兴旺，少数行业过热而国内消费的长期紧缩，反映了当前经济发展的不良势态。
中央政府把经济调整到安全轨道上来，已当其时。
经济学家们打了个比喻：中央政府目前进行的宏观调控，与当年的方式相比，是“点刹车”取代“急刹车”。究其原因，而今的宏观调控无疑难度更大，中央政府十分警惕“一刀切”带来的沉重代价，尽量实现经济的“软着陆”。
5月4日，温家宝总理在柏林对德国工商界的300多名代表发表演讲时说：“我和我们的政府，好像在驾驶一辆快速行走的奔驰车，当它速度很快的时候，我们不能急刹车，而要保持一个合理的速度，要学会点刹车。”
他还表示，对某些过度发展的产业，如果本身已经是泡沫，早破灭就少损失。
有人作了一个统计，从3月14日全国人大闭幕到4月28日处理铁本的一个多月时间里，由温家宝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共举行了6次，其中两次内容专门针对宏观调控。包括发改委、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等多个部门、机构发文，从政策及机制上进行调控。
最新的进展是，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5月18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将采取加强规划、严格执行、建立监督处罚制度及正确评价体系几项措施，严控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之前半年，建设部对全国6000多个开发区进行清理整顿，目前已取消一半，复耕农田约300平方公里。
在今年全国“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谈到经济过热问题时，平静的表情中含着忧虑：“这对我们政府是一次新的重大考验，我以为这次考验不亚于去年SARS的考验。”
时隔两月，他信心十足地对林尼班克说：“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讲还是结构问题和体制问题，因此要继续毫不动摇地推进改革，包括投资体制改革、金融改革。虽然宏观调控有难度，但是我们有信心。”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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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反对国企实行管理层收购
南方周末 2004…05…20 12：24：49
□乔新生
所谓管理层收购（management buy－out），就是由企业的管理者在金融机构的支持下通过大量举债或者进行股权交易的方式拥有本企业股权的行为。在西方国家，管理层收购被严格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目的是为了防止内部人控制，从而出现损害企业投资者利益的现象发生。
上个世纪，一些由国家投资兴办的高科技企业出现了快速成长的势头，这些企业的管理层通过各种方式向政府部门索要股权。国家经过严格审查，批准这些企业的改制方案之后，其他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也准备如法炮制。但是，由于高科技企业遭遇到了世界范围内的严重危机，所以，经理人持股方案并没有大面积推广。然而，随着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经理人持股方案逐渐被管理层收购所替代，一些国有大型企业的管理层已经开始通过各种媒体为管理层收购制造舆论。一时间，管理层收购的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按照这些管理者的逻辑思路，实行管理层收购大体上有以下几点理由：一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普遍缺乏激励机制，企业的经营者对企业创造的财富并没有分享权，这就导致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没有积极性和主动性，少数企业甚至还出现了企业管理层内部私分国有资产的现象。实行管理层收购可以有效地克服上述弊端，激发国有企业管理者的积极性，从而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二是实行管理层收购可以改变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进而改变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保证国有企业健康发展。三是管理层收购可以与国际接轨，从而做大做强中国的国有企业。
在我看来，上述理由并不充分。管理层收购不但不会搞活国有企业，反而有可能会彻底搞垮国有企业。这是因为，管理层收购的动机不纯。管理层收购的出发点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待遇太差，缺乏经营的积极性；如果不实行管理层收购，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就会“撂挑子”。这种掌握着国家的资源却为自己牟利的企业重组行为不可能给国有企业带来任何的好处。假如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拥有管理层收购的权利，那么收购国有企业多少股权才能对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产生激励作用呢？当国有企业管理者拥有企业30％的股权之后，他会想办法继续扩大在国有企业中所占的份额，并最终完全控制国有企业。所以，管理层收购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私有化的一种表达方式罢了。更麻烦的是，当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发现管理层收购需要自己付出一定代价时，他会千方百计地将国有企业的资产转移出去，并且利用手中的权力拼命的压低国有企业股权的价格。尽管各国在管理层收购的过程中设置了许多限制规定，但是仍然无法彻底根除管理层收购中损害股东利益的现象发生。假如管理层收购成为国有企业改组的常态，那么，国有企业大贬值的时代也将会到来。我们无法预料，管理层的收购将会造成多少国有资产流失，但是，从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动机来看，只要实行管理层收购，必然会出现国有企业变成私有企业的趋势。这不是制度操作的问题，而是制度本身的价值取向问题。管理层收购就是将那些国有资产卖给那些掌握这些国有资产的人。
实行管理层收购，固然能够改变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但这种改变不仅违背了公司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而且为企业管理中的利益冲突埋下了伏笔。人们不能想象，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在进行决策时，如何区分个人的投资利益和其他股东的投资利益？如何实现关联交易的回避制度？
在西方一些国家，管理层收购时有发生，但管理层收购是建立在投资主体明确、交易程序透明基础之上的，是在信息充分的条件下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我不反对在民营企业实行管理层收购，但坚决反对国有企业实行管理层收购。因为国有企业投资主体是虚拟的，而交易的程序也缺乏透明度。管理层收购只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
中国20多年的国有企业改革，最大的失误就在于，将国有企业混同于一般的民营企业，试图利用民营企业的管理手段来治理国有企业。国资委的设立改变了过去“九龙治水”的现象，但国资委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