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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观察眼光不局于一时，复有其一贯的种族文化视角，故能所见深远。《全集》中类此睿见比比皆是，实在值得认真研读；其书信、遗稿中还有不少论学论时之作，惜未收入。
《傅斯年全集》，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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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艾滋疫情“信息失真”
南方周末 2004…04…15 15：01：34
方舟评论
□何三畏
艾滋病对中国的威胁日益显露。在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敲响了沉重的警钟：“目前，我国艾滋病疫情处于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大面积扩散的临界点，防治工作处于关键时期。”何以至此？卫生部副部长、国务院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陇德向新闻界坦陈———“疫情漏报瞒报情况严重。由于信息失真，给国家制定行为干预、患者医疗、经费投入、药物生产等相关政策造成很大困难”。
“疫情漏报瞒报情况严重”，这是非常明确而严厉的批评；给国家制定相关政策造成“很大困难”，说明带来了严重后果。而“关键时期”不容迟误。吴仪要求要“最大限度地发现感染者和患者，如实、及时、规范报告和公布疫情，对瞒报、漏报和迟报疫情的行为，要严肃追究责任”。那么，对这样“严重的后果”，如何“严肃追究责任”，则是“关键时期”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吴仪此时指出的“关键时期”，是说我们处于一个“临界点”，在临界点的另一边，是普通人群面临大面积扩散的巨大的悲剧。如何才能不迈过这个临界点？或者最大限度地狙击它使它的危害降到最低，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重大课题。要交好这个答卷，必须认真面对问题，充分总结教训。信息为什么失真，信息是如何失真的？“严重的”瞒报漏报迟报，多大程度导致决策困难？有多少人负责任，什么人应该负责任？疫情人命关天，把天灾的归天灾，是教训的留给自己，这是必要的科学态度。用吴仪的话说，是要“严肃追究责任”。其实，这是依法办事，是法治社会的要求，也是在以后防治工作中能否取得关键性成果的关键所在。
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想到那些长期以公民个人的名义主动深入病区救治艾滋病的可敬的人们，例如高耀洁和桂希恩。但他们都曾经受到过种种阻力和压力。目前，这些人渐渐获得来自政府的承认和荣誉。高耀洁、桂希恩等靠个人的力量一边排除阻力进行专业救助，一边向上级报告相关信息。我认为，吴仪和王陇德的讲话，一方面是对过去有关责任人的严厉的批评，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对那些拓荒者的至高褒奖。
中国从来都不缺少深明大义和勇于担当的人。但是，面对艾滋病这样的大敌，并不是个别人的义举可以制胜的。它必须举国家之力，必须调动政府的组织力量，利用国家的政治意志，才能取得最大的胜利。因为只有政府才能掌握最丰富最可靠的社会资源，包括信息源、知识源、技术源和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所以，只有在政府的主导下，才能使全国上下一心，才能合理配置资源，才能使全社会的力量发挥到最大化最优化。
同时，要打赢对抗艾滋病的战争，就需要保持信息渠道的畅通。在这方面，需要我们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去认真检讨。“信息失真”主要表现就是信息缺失，信息缺失是因为在源头上有人为的阻断。如果漏报和迟报可能是出于麻木无知，瞒报则具有故意的成分。人命关天，为什么有人敢于瞒报？无非是害怕负责。事实上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瞒报漏报和迟报疫情，都是极为可怕的惰性和毒瘤，都应该受到法律追究。
艾滋病不是突然到来的。如果说SARS是对我们面对疫情的“突击检查”，艾滋病则允许我们一边思考一边应对。从1985年我国报告第一例艾滋病，到今天这个“关键时期”，我们走过了将近20年时间。20年后的今天，我国的艾滋病疫情到底怎样？尽管有多种版本，而最权威的信息是，去年，我国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其“初步分析结果”表明，现有艾滋病毒感染者约84万人。当前的严峻现实是，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发现感染者。并且，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大面积扩散，局部病区已经面临发病和死亡高峰。
在防治艾滋病的“关键时期”不允许迟误。让我们从检讨信息失真开始，从“关键时期”开始转机。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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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高参〃低调55年后亮相前台
南方周末 2004…04…15 15：11：51
2003年9月10日，温家宝与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馆馆员共度中秋。在座谈会上，温家宝吟诵了那句著名的诗句：“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
□本报驻京记者 吴晨光 □实习生 法伊莎
■“政府高参”风雨55年的历程，是中国决策演进的一个缩影，是政府对民主重视程度的折射；它亮相登台的背后，是“透明政府”的潮流、决策民主的觉醒和智囊机构的兴起
这是一个与新中国同龄，但却鲜为人知的群体。
自成立以来，他们向决策层报送建议及调研报告数千件。从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到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再到最近的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其背后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身影。
温家宝评价说，50多年的实践证明他们为国家的建设，为人民的利益做了大量工作，反映了社情民意，功不可没。
4月8日，低调了55年的中国“参事”走上前台。国务院参事室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首次向社会介绍了自己的性质及工作情况。随后，权威的官方网站———新华网，当天以“‘中国政府第一参’国务院参事室首次公开亮相”为题进行了报道。报道称：在中国政府内部及在中国智囊机构中久享“高参”美誉，撩开了神秘面纱。
“这种描述有些过誉，”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蒋明麟说，“政府内部兼具统战性和咨询性的机构，是我们今天的定位。”
直谏总理
坐在宽大的书房里，69岁的郎志正展示着他的工作记录。
出任国务院参事七年，他已向中央“谏言”近20条。1999年11月28日，一份《从天津、山东看金融危机对当前出口的影响及我扩大出口的建议》被送交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郎正志和其他几个参事提出，在金融危机中，国家应向出口企业退让更多的税收，以扩大出口，渡过难关。
对此建议，朱镕基在扉页上亲笔批转给李岚清、吴邦国、温家宝、吴仪、曾培炎等领导同志，并要求主管部门落实，结合提高退税率尽快提出意见。“随后有关方面采纳了这个建议，出台了相关政策，这对遏制当时对外贸易的下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郎正志说。
与其他智囊机构相比，参事是以个人身份参政谏言，并以“直通车”形式传递至高层。“比如我们有关艾滋病的建议就直接递交给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中间没有任何障碍。”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蒋明麟告诉记者。
目前，国务院参事室的35名参事共分为七个小组，涉及经济管理、可持续发展、公共交通、农林水利等领域。
蒋明麟说：“对政府执行的政策提出建议和意见，是我们最主要的工作。通过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透露出来的信息，以及参事们平时的观察分析，可以确定本年度的工作重点。把课题上报国务院办公厅并经其批准后，参事就到基层进行调研，并提出建议。”
兼任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蒋明麟认为，参事的工作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工作最大的不同在于：人大代表依法监督一府两院可以指出问题、提出批评意见；政协委员的民主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是代表党派和界别说话；而参事们是政府聘来的工作人员，需要站在全局的角度，以个人身份参政议政，咨询国是，不光要提出问题，更要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办法。
统计表明，在2002年，参事90％以上的建议得到了批复；2003年，因受SARS影响，批复率为80％以上，也是相当高。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的修订稿中，国务院参事室共提出了80处建议，其中70％被采纳。
由于很多参事系出名门或有海外关系，统战联谊也是他们的重点工作之一。按照蒋明麟的说法，咨询性是参事室发展之源，统战性是参事室立室之基。两者互为支撑，缺一不可。
值得铭记的努力
事实上，除了国务院参事室，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11个省辖市都有相应的参事机构。统计表明，目前全国共有参事1000多名，包括35名国务院参事。
在国务院参事室主任崔占福的眼里，参事们为社会进步所作出的努力是值得铭记的。
安徽省政府参事郭崇毅，1979年认真分析了肥西县实行包产到户后粮食取得空前丰收的情况，认为增产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包产到户，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凭着理论功底和掌握的大量第一手材料，三次上书中央，呼吁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1980年代初推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
安徽省政府参事何开荫，被称为“中国税费改革第一人”。他长期关注农村，了解农村的现实和农民的疾苦，早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就提出农村税费改革，这一建议后来得到了中央高层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为如今已全面推行的税费改革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2002年9月，国务院参事蒋明麟等在《关于改进中央企业管理体制的建议》中，提出组建统一行使出资人职能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制定规范的经营者经营效绩考核和评价体系，这为后来的国务院机构调整以及国资委的建立提供了参考。
而在最近，国务院参事室又有一个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举动———3月26日在北京召开艾滋病防治研讨会，会上参事们呼吁对已出台的有关艾滋病防治法律、法规作相应的修改。
上海市政府参事杨绍刚指出，今天“恐艾”空气的弥漫使艾滋病在中国走向另一个极端———审理“艾滋小偷”的法庭上，审判员的手套、口罩却成了媒体关注的主角。
参事们在建议中提出，中国现有艾滋病方面的法律法规多是从限制艾滋病患者角度立法，在加快健全相关立法的进程中，保护艾滋病患者权益、关爱艾滋病人应成为新的立法基点；媒体对于艾滋病问题应全面、系统、持久地报道，纠正人们对艾滋病人和感染者的偏见与歧视。
国务院参事室的这个会议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严格的遴选
目前，在国务院的参事中，1／3来源于科研院所，1／3来源于著名高校，其余则是国家环保总局、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知识产权局等部委前任官员。
“参事的遴选是非常严格的，”郎志正说，“对我们的考察经历了大约一年时间。”
1998年，在朱镕基出任总理后，郎志正所在的北京理工大学接到了遴选参事的文件。他回忆说：“其中提出了对参选人的四个条件：知名学者、60岁左右、参政议政能力强，并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时年62岁的郎志正恰好符合这些条件。这位理工大学的教授，是中国服务质量和质量管理理论的开拓者。而他任中国质量协会常务理事、全国第二届质量管理小组工作委员会主任等经历，为其参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里没有副部级参事和正局级参事之分，我们的称谓一律是‘姓＋参事’。”蒋明麟说，“这个机构本身的行政级别是副部级。”
除了领取与原岗位相同的工资外，每月参事们还有一些津贴。一位资深参事用“清水衙门”来形容这里的状况。但参事们的政治待遇是不同一般的———他们可以旁听全国人大会议、列席政协会议，并有机会与国务院负责人直接对话。另外，每年有一次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办公厅举行的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馆馆员春节招待会，其政治规格是副总理一级的官员亲自到会祝贺。
略让蒋明麟遗憾的是：目前国务院参事室的人员中，具有理工专业背景的比较多，研究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