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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时的合影——杨子玲微笑着坐在众人中央，赵天宝和赵银宝分立左右，身旁还有还有丁久、宋开森，而杜顺站在最靠边的角落里。但是照片和《新青年》都泛黄了，钢琴的弦也很不准了，在这些细小的变化中，时光才坚定不移的昭示着它的永逝不复。
赵新民最后来到静谧的后院，推开正房的房门，与记忆中的毫无二致，大铜床安安静静的盘踞在房屋的一侧，向四周散发着温暖的微光。
二月三日，北京城举行了热闹的解放军入城式。上午十时，四颗信号弹腾空而起，挂着红色指挥旗的美国产的指挥车，从永定门穿过人流拥挤的古老街道，向前门缓缓开来。指挥车引导着四辆载着毛泽东、朱德巨幅画像的大卡车。领袖像后是整齐的军乐队，然后是规模庞大的装甲车队、炮兵车队、骑兵和步兵方队。
林彪率领着他的幕僚们，站在前门城楼上，向他的将士们频频挥手致意。以后的数十年，作为一种复杂的政治仪式，规模更为盛大的游行检阅，在距离前门以北几百米远的天安门广场一次次的举行，那盛大的场面，给一代代的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入城队伍经过前门，有意安排向右拐进东交民巷。坦克的马达隆隆，军乐队的阵阵歌声，震得一栋栋洋楼的玻璃窗瑟瑟作响。这是一个受尽外族欺辱的古老民族，在自己的国土上，第一次真正扬眉吐气的示威，而对于那些躲在窗帘后面，窥视着游行队伍的外国公使来说，他们见证的是，中国被“丢失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当最后一艘英国“紫石英号”巡洋舰在长江下游江面上航行时，遭到了共产党军队的炮火轰击。“紫石英号”被扣押了几个星期，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该舰偷偷解开缆绳，顺河而下，溜到了海面上。从此，它再也没有驶入过长江，也再没有任何一艘西方军舰重新回去过。这距离中国在西方军舰的威逼下开放第一批通商口岸，恰好整整过去了一百年。对西方世界来说，中国的大门重又重重的关上了。
还没进城前，赵新民就接到了调令，协助罗瑞卿，组建新成立的公安部。赵新民替李秀珍联系了在北京医院进修的名额，这样李秀珍也留在了北京。
李秀珍每个周末都到赵家大院去看望赵新民，她一直叫他“首长”，他则叫她“秀珍同志”。
每次赵新民都留她一块吃顿饭，一块聊聊进城后的各种新鲜见闻。有时恰好碰到赵新民不在，李秀珍就替他收拾收拾房间，洗洗换下来的衣袜。但当她走进赵新民的房间，第一眼看到那张巨大的铜床的时候，她就突然觉得自己的脸发烫，心狂跳。回到医院的宿舍，铺好自己的小床，准备就寝前，她的脑海里都闪烁着却是大铜床的一个个细节，精美的纹饰、温暖的光泽、雪白的床榻……很多次，她一个人呆在赵新民的屋里时，她都有用手去摸一模大铜床那精美的床栏，或者在床沿上坐一坐的冲动，但是，她一直没敢碰它一碰。
十月一日这天清晨，李秀珍早早起了床，和北京医院的全体进修学员一道乘上卡车，到了天安门广场。他们抵达时，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人群。汹涌的人潮举着各式各样的彩旗。在冷冽的秋风中，分外飘扬。人群欢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高唱着歌曲，场面既宏大，又鼓舞人心。
十时正，毛泽东等领导人出现在了天安门城楼上，全场欢声雷动。毛泽东当年只不过五十六岁，高大壮硕，脸色红润，声音洪亮，手势有力。毛穿了一身黄呢中山服，戴一顶黄呢工人帽，站在一群代表着联合阵线的非共产党政治人物之间，人们都认为他是中国的救星。
毛泽东用富于感染力的湖南口音大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广场上人群欢声雷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所有人的眼中都充满了激动的热泪，无限的民族自豪感涌上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
参加完开国大典，晚上，秀珍亲手包了好些饺子，等着赵新民回来。
赵新民走进屋，“呵！这么多饺子啊，还别说，我还真是饿坏了。”
“请首长等会儿，我这就下饺子去。”
屋里只剩下了赵新民一个人，他在钢琴前坐了下来。
钢琴是几天前搬到后院这间既作书房又作饭厅的东厢房里来的，调音的师傅也来把弦调准了，但赵新民紧张的忙碌于“十一”的安全保卫，一直没有心思弹。现在他的心情很好，甚至有些激动，他打开了琴盖。
很奇怪，赵新民的双手落下去，响起的并不是任何一首欢快的曲子，而是略显忧郁的莫扎特的降B调奏鸣曲。三十年前，就在这个院子，他常为杨子玲弹这支曲子，用的也是这同一架钢琴。当莫扎特弹到一半时，另一首旋律在赵新民的脑海里漂浮了起来。赵新民闭上眼，任由激越的旋律牵引着他的十指，在琴键上上下来回的跳动。
那是一九三二年他随红四方面军，翻越巴山天险，到达川北通江县城时，弹的那首曲子。从那以后，赵新民从未再有机会接触钢琴，手指触到琴键，已感觉有点陌生。但此时此刻，汹涌的情感帮助他克服了生疏了的指法。
数小时前的开国大典，三十年前“五四”街头无数慷慨激昂的少年，血泊中丁久的圆头布鞋，枪口下贺芝华眼中的泪水和哀求，张继升被机枪扫射时倒下的身影，夜色中被丢弃的遍野伤兵的啜泣，延安的窑洞黄土高坡的信天游，塔山阵地震天动地的隆隆炮火，滴落在自己脸颊上的李尚全的浓稠的鲜血，莫斯科深冬漫天的大雪，北京秋日湛蓝的天空，杨子玲俏美的笑影，父亲的铜床，母亲温暖的乳房，生命之光缓缓消逝的赵天宝的眼神……所有的一切，一切的一切，在这一刻，全都化作了激越的音符，如时间的波浪，在赵新民的指间，滚滚的流淌。
当最后一个音符在耳际渐渐隐去，赵新民睁开眼，看见秀珍端着两盘饺子，站在一旁，静静的看着他。
“首长弹得真好，这是什么曲子？”
“回忆。”赵新民说。
饺子的味道很好，温暖的灯光下，李秀珍的眉眼也很清秀妩媚。
“秀珍，我想和你商量件事。”赵新民说。他第一次叫她秀珍，而不是秀珍同志。
“什么事？”
“我――我们，我们结婚吧，你看，好吗？”赵新民有点磕磕巴巴，但还是把话说完整了。
秀珍低下头，看着自己的一双手，默不作声。
“你觉得不好？”赵新民问。
秀珍急急的摇头。
“那你同意了？！”
秀珍的脸红得像熟透了的苹果。
这天夜里，秀珍留了下来。在大铜床上，赵新民在秀珍的身上翻来覆去，始终不得要领。李秀珍这才知道，比她大了二十岁的这位大首长，原来还是个童子身。
秀珍好不容易从赵新民的身下钻了出来，伏在气喘如牛的赵新民的胸脯上，轻声的说：“首长你别动，让我来……”
赵新民和李秀珍结了婚，婚礼朴素而简单，秀珍把行李搬过来，这家就算成了。
社会财富的私有是一切罪恶和一切斗争之源，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信仰水火不容。赵新民把赵家大院和所有家产全部捐献给了国家，赵家大院成为了国家财产。然后组织上再把赵家大院的后院分配给赵新民和李秀珍居住，还按月从赵新民的工资中扣房租。这并不是赵新民的特立独行，在欢欣鼓舞的建国之初，这几乎是每一个共产党人的自觉。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要到来了，超出生活需要的个人财富都将成为历史的陈迹，应当交由国家，按需要平均分配给全体人民。
三进大院的另两进四合院，就这样分配给了另外两位需要住房的高级干部，一家姓王一家姓方，和赵新民一样都是副部级。院子间相通的门洞用砖砌上，每个院子另开了门，通到街上。
转年年底，秀珍生了个儿子。当时志愿军刚入朝参战，赵新民说，咱们就叫他援朝吧。
小援朝一天天的长大，在他童年的记忆里，爸爸在家的时候不多，总有出不完的差，一会儿说在云南，一会儿又说到了黑龙江。在家的时候也很少能闲着，各种各样的人络绎不绝的来找他办这个事办那个事。
而赵新民不在的时候，家里就会很清静。每天晚上，天一擦黑，小援朝就自觉的端一盆热水，洗干净脚，然后爬上宽大的铜床，躺在妈妈的怀里，摸着妈妈柔软的奶头，听她讲那些反反复复不知讲了多少遍的故事。只要能躺在妈妈的怀里，只要能摸着妈妈柔软的奶头，小援朝就觉得心满意足，觉得不需要再说什么，也不需要再做什么了，然后就迷迷糊糊的一觉睡到了第二天大天亮。
爸爸在家的时候，妈妈和大铜床都是属于爸爸的，小援朝只好跑出去找别的小朋友玩。赵家大院住着的这三户人家身份显赫，周围人家的孩子看到他们出来，都怯生生的躲着，结果常和小援朝一块玩的，只有另俩家门当户对的院里的孩子。王家的是个男孩，叫王晓军，方家的是个女孩，叫方丽娜，三人都差不多一边大。
赵援朝和王晓军、方丽娜从小在一块玩，虽然处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但三个的父亲都身居高位，经常能给孩子弄到一些别家孩子难得一见的好吃的东西。每当有特别好吃的，赵援朝就把食物拿出来，郑重的分成均等的三份，王晓军一份、方丽娜一份，自己一份，但这种机会很少，因为父亲几乎从未给他带回来过什么能让别的小朋友垂涎的东西，一般都是王晓军和方丽娜分给他的时候多。
王晓军遇有好吃的也是拿出来分成三份，不过往往分得不均，最多的那份留给自己，中间的一份给方丽娜，最少的那份才给赵援朝。不过长大了一点之后，王晓军的分法有了明显的变化，经常是最多的那份留给了方丽娜，因为他想让方丽娜和他玩，而且最好是只和他一个人玩。
到了方丽娜把自己的东西分给他们俩的时候，怎么个分法往往就随心情的变化而定了。高兴给谁多些就给谁多些，不过也有一定的规律，遇着不好分成三份的时候，就分成两份，自己一份，然后把另一份赏给最讨自己喜欢的那个。
一次，方丽娜得个两只香蕉，她兴高采烈的去找赵援朝和王晓军：“你们俩得进行一次决斗，谁赢了我就给谁一只香蕉。”
“什么叫决斗啊？”王晓军抹了把鼻涕问。
“就是两个男的打架，”赵援朝显然比王晓军知道得多些，他在父亲的书房里，看到过有好些有趣的故事里都提到过决斗这回事，父亲说那些书是爷爷留下来的，“但书里都是王子或是勇士为了得到公主的爱情才决斗，不是为了香蕉。”
“那你知道什么是爱情吗？”方丽娜好奇的问赵援朝。
“不知道，我想它应该是公主身上一件特别珍贵的东西吧。”
“比香蕉还要珍贵吗？”王晓军又问。他的问题把另两个小伙伴给问住了。
就这样，三个人就在无忧无虑的嬉戏中度过了他们的童年。十来岁的时候，三人一块考上了干部子弟聚集的一○一中学。
一○一中学座落在北京西郊的圆明园遗址，是在老区创办并迁入北京的唯一一所中学。建国之初，能在这所学校上学的，不是将门之后，就是中央各部门高官的孩子。赵援朝、王晓军、方丽娜三个考入一○一中学的时候，激烈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到来，不过学校里除了他们这样的干部子弟外，也有了一些普通人家的孩子，贵族之气稍稍减轻了一些。和方丽娜同班的屈卫红就是其中的一个，她的父亲是开关厂一名普通的工人。新学期一开学，方丽娜和屈卫红就成为了学校里最光彩夺目的两颗明星。
方丽娜的父亲解放前是上海文艺界的著名领袖，后来去了解放区，解放后做了文化部的高官。方丽娜的母亲年轻时演过几幕电影，从解放区进城后，几乎恢复了当年在上海时的所有作派，穿旗袍、抹香水、烫卷发。方丽娜从小也被他们家打扮得像一个洋娃娃似的，鲜艳漂亮的小连衣裙、光亮如新的小白皮鞋，长长的卷发，身上永远散发着好闻的花露水的香味儿，走哪都是最受欢迎的一个。上了中学，精致的打扮之外，又添了几许少女的风韵，在学校里自然成了男生心目中的公主，女生艳羡和嫉妒的对象。
与方丽娜不同，屈卫红夏天没有鲜艳飘逸的连衣裙，冬天没有雍容昂贵的呢绒大衣，一年四季，头发都是用橡胶圈扎起来的两把短短的“刷子”。她的出众，一半来自天生丽质，另一半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