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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男熟女 作者: 杨景标-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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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等待,没了音讯,我也不给刘大军打电话了,心想:“真他妈的忘恩负义!”我以为刘大军也不会再来电呢,谁知昨天他却突然打来电话,头一句就说:“方舟,真邪了?”我说:“什么邪了?”他说:“那帮兔崽子往常办案,速度慢得像病驴拉磨,可办起徐冬的案子来,却快得邪乎,公安局上周移交了检察院,检察院昨天又起诉到了法院,现在就等着法院宣判了!”我说:“是吗?那能去看看冬子吗?”他说:“能啊,我这不给你打电话了吗?我与他们定得明天中午,可明天就是元旦,你……”我忙说:“没关系,元旦我也去!” 
           
        刘大军给我打这个电话时,我已经退了在学生公寓的房间,完全进驻了聂云家。聂云知道我的房租到期了,非让我退掉搬过来不可,说心里话,虽然我的人经常在她那儿了,但名义上我还想保留着点儿,所以我不想退掉房间,我就对聂云说:“我全搬过来和你住一起,那算什么事儿呀?”聂云就生气了:“你什么意思啊?”然后有点疯狂地说:“你搬不搬吧?要是不搬,我天天往你们单位打电话找你!”我就有些怕了,我相信她能做出来的,我就乖乖地搬了过去。 
         
        这段时间,我和艾红见面的机会屈指可数,和他老公张可的会面倒很多,毕竟是同事了嘛。我们三个一起吃过一次饭,是我张罗的,刚来新单位时,我就要请他们客,表示感谢,艾红却谢绝了,说:“等开了第一个月工资,你请我们去簋街吃吧!”我第一月工资早就开了,可三个人约在一起却很难,终于都有时间了,我就请他们去簋街吃了涮锅和麻辣小龙虾。和艾红的其他几次见面,都是在我单位里,她去找张可,却很奇怪地总到我那儿先坐坐,我于是很不安。夫妻俩因此还真闹了矛盾,一次我正要上楼呢,就听上面的楼梯口处,俩人在小声争吵,张可说:“你什么意思啊?每次来都先去他那儿,让我同事看见会怎么想啊?”艾红说:“我怎么了?他们愿想就想呗,我身正不怕影子斜!”那以后,我就改掉了主动给艾红打电话的习惯…… 
         
        我在省城下了火车,就直奔徐冬家,跟刘大军约好了在那儿会合的。刘大军早就到了,徐冬的老婆刚刚向他哭过,见了我却又哭,我便劝她:“没事的,冬子最多也就判几个月,再减去在看守所羁押的时间,也剩不下多少日子了!”徐冬老婆抹着泪说:“真的吗?”我说:“真的,我咨询了律师。”我没咨询律师,但确上网查询了,像徐冬这样的商业信誉诋毁案,有前车之鉴,最重的才罚两万块,判刑十个月。没见徐冬的女儿,徐冬老婆说送他奶奶那儿去了,接着就问我还没吃饭吧,说都做好了,现成的,说着就要去端,我忙说:“哪里吃得下啊?等回来再吃吧!” 
         
        也不知道刘大军从哪儿借的破吉普,四处透风,冷空气直往里钻。我心里也够寒的,不知为什么,我总想象看守所里的徐冬是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我曾听我们寝室的老五讲过监狱里的情形,当然不是他的亲历,他也是听表哥讲的,说每个监号都有一个老大,叫“大马牙”,很霸道,说欺负谁就欺负谁。监狱里一天两顿饭都是糙窝头臭咸菜,偶尔有汤也是飘几个菜叶,连油星都没有,即使这样,大马牙也不让你吃痛快,他会把所有人的窝头集中在一块儿,然后用一根线绳把它们勒成片儿,看谁顺眼就多给谁一片,要是看谁不顺眼,那他就得饿着。徐冬会不会受欺负呢?他是被剃了光头,还是蓄了满嘴的胡须? 
         
        徐冬是被剃了光头。当我们到了看守所,我也没弄清为什么,狱警竟带着我们直接进了监区,徐冬已在一个小窗口后面等着了。一见徐冬的样子,徐冬的老婆又哭了,徐冬却还笑得出来:“哭什么哭啊?我这不挺好的吗?”我把带来的食物递进去,他拿起鸡腿狼吞虎咽地咬了两口,泪水却噼里啪啦地流下来,我的眼睛也湿润了。徐冬忽然放下鸡腿,抓住我的手失声说:“骆驼,我他妈后悔呀,真后悔!”徐冬说话的时候,我能看见他身后,若干光头也眼巴巴地往这儿瞅呢。“别太难过了,判不了几个月的!”我安慰他。 
         
        刘大军也安慰说:“过去的就过去,别想太多了!”“我的名声就算他妈的全毁了!”徐冬看了一眼我身后的刘大军,又看向自己的老婆,我忙让开了身。“我想好了,我们还是离了吧,你把孩子送我妈那儿去,找个好男人嫁了!”徐冬说。徐冬的老婆这时却不哭了,抹了眼泪往前凑了凑:“你说的这是人话吗?就是离,我也得等你出来再离啊?”看着他们夫妻二人,一个门里一个门外,我顿生感触:患难之时还是夫妻啊,徐冬你也该深刻反省反省了,看看你那些情人,她们都哪儿去了呢? 
             
        出了看守所,我们三人都一路无话。在徐冬家吃完了午饭,刘大军说他还有事,就走了。徐冬老婆对我说:“你坐了一夜的火车,还没来得及休息,去小卧室躺一会吧!”我说:“还真有些累了。”我就进了小卧室。我躺到单人床上先给张兵打了个电话,想让他订张晚上的卧铺票,省得排队去买了,晚上临开车前怕就没了。张兵却说他外边忙呢,没时间,可我知道他就在车站呢,因为我隐约听到了售票员冲着话筒跟旅客说什么。放下手机我就感叹:真是人走茶凉啊!当初我怎么就没看出这狗X人呢?来之前我给他打电话说一起看望徐冬,他就推说忙,脱不开身。刘进是真有了事,他的奶奶元旦前几天就病了,早回了县城。 
         
        晚上再说吧,我睡了一觉。晚上到了火车站,一问还真没有票了,票贩子手里倒有,贵出了一半。“怎么大过节的,出门的人也这么多啊?”我想着,就去了附近的快客客运站,刚好有九点的一班大客。我就买了车票,票价快赶上卧铺了,快客都是空调软席,途中还有影片欣赏,毕竟比火车硬板舒服多了。我坐在候车室里候车,我就想赵婷不会在上夜班吧?我便怕见到她又很想见到她,我甚至还有了打电话问候她的冲动,但我终究没有打。 
         
        赵婷现在怎么样了呢?她和那个药贩子的爱情是在亢奋还是在呻吟?作为一个第三者,她难免也会走进家庭纷争,醋海翻波的俗套,那个药贩子真的能为她抛弃一切?她会是个胜利者吗? 
         
        车是准点发的,在市区穿行时,我看着窗外熟悉的夜景,心中酸楚起来:在这里,我爱过,恨过;被拥有过,也被抛弃过;洒过汗水,还流过泪水……想着,泪珠就不知不觉顺着脸庞滚落了。 
         
        让它们飞到车外吧,结成晶莹的冰。    
        三十六    
        北京是我的——当我再次站到了天安门广场上,我忽然就有了这种无比豪壮,而又极其自私的想法,难道不是吗?    
        只要拿着钞票,什么王府井、簋街的,全北京城的大吃小吃都是我的食堂。什么西单、秀水啊,全北京城卖衣服的地儿都是我的衣柜。吃穿都不愁了,那就玩儿呗,那么多景点呢,没听说哪一个“拒游”,人民大会堂也没什么了不起,买张票就能进厅儿里歇歇脚儿。还有中南海,我溜达到门口就腻,戒备森严的,能有什么好玩的呀? 
         
        是的,北京是我的。有了这种想法我就高兴,我就很愿意与广场上那些南来北往的客人打招呼,并热情地询问他们一些问题。你想想,北京都是我的了,那我不就是在为自己工作吗?那会是什么心气儿啊? 
         
        我是在采访,采访广场上的普通人,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他们中也许有市长,也许有科学家,也可能是农民和民工,但管他是什么呢,这和我的采访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只想知道他们将怎样过大年,他们孩提的记忆中又是怎样过大年的呢? 
         
        这是临近春节时,我们领导给人物栏目布置的选题,刚拿到这个选题时,我直皱眉头:这是什么烂选题啊?不知被炒过了多少遍的冷饭。可领导说:有的主题是永恒的,就看你能不能赋予它新意,挖掘出别的角度来,就比说过年吧,你从中应该能看出几十年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传统文化的渐渐遗失,还有……我被领导说得激动不已,热血沸腾。 
         
        是啊,这是多么好的选题啊?多么深邃的选题啊?可我应该去哪里采访,又去采访谁呢?领导便建议我来了天安门广场,说这里不同地域,不同风俗,不同民族的采访对象,你应该都能找得到的。 
         
        我采访了一个年龄与我差不多的青年人,他童年记忆里的大年真是“年味十足”,离过年还有段时间呢,他就看着父亲用报纸卷了粉末,在小板凳上搓来搓去,父亲是在为他制作名叫“麻雷子”的鞭炮。父亲还把粉末装在铁桶里,上面抹了黄泥,留了药捻,说是大年夜要摆在院门口,点了喷出礼花,迎接锣鼓队。母亲当然也没闲着,准备了很多的甜点,那些用木刻模子蒸出来的馒头鱼啊,馒头鸟啊什么的,都被点了红点儿,尤其让他印象深刻,因为他总舍不得吃。 
           
        大年夜那天,麻雷子放了,好吃的吃了,他便撵着锣鼓队,一村一村地跑。一直到正月十五,村子里都摆台唱大戏,台上唱得热闹,台下叫得欢,孩子们却围拢在零食摊子前吃得过瘾。那一场铡美案,把人头按在了铡刀下,就真的喷出血来,他以为是真的呢,就骇得哭了。还有送灶王爷上天,他在白纸上画了一匹马,母亲就扔进灶坑里烧了,说是送了灶王爷当坐骑…… 
         
        青年人讲完了这些,便觉得失落和伤感,童年和童年的那些事,毕竟一去不复返了。我也就跟着失落和伤感,但我们动情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我是一个在北方长大的孩子,我们那儿过大年没有这样的含蓄多情,花样百出,吃吃饺子,穿穿新衣也就过去了,大概北方的文化过于粗邝和直接了吧。但这对一个人来说,是不是就意味着一种缺失呢? 
         
        我采访累了,就拿了张报纸铺在地上,地砖上挺凉的,有点冻屁股。我也是想给家里打个电话了,来北京的事家里还不知道呢,来北京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往家里打过电话呢,我这个人真是随意和飘荡惯了。刚才采访了那么多过大年的内容,倒使我忽然有点儿想家了,心里也就生出来一些歉疚。 
         
        电话是我爸接的,一听我来了北京工作,他吃惊得不得了,骂我没心没肺,这么大的事也不同家里商量,我就说:“现在这个时代,哪儿好就往哪儿跳,反正也都是我一个人,还跟你们商量什么呀?”我爸免不了又一阵叮嘱,问我过年回家吗,我说当然回呀!我去年过年就没回去的。 
         
        放下手机,我看着来来往往漫步的人流,嘴里哼起小调儿来。一个女人用一只手拿了两个玉镯,就那样悠闲地从我面前走过,那镯子一定是她刚买的,是准备买了送人,或还没来得及戴在腕上?不管怎样,她都使我想起了倒腾玉器的聂云,我的心情随即就晴转多云了。聂云现在成了我在北京唯一不快乐的因素,说这样的话,好像我的良心都被狗吃了,但确实是这样的。我这样丑化她,不只是因为她那超额做爱的方式,使我越来越失去了兴趣。 
         
        也许是我们距离太近,接触太频繁的缘故吧,她的缺点日益突出得暴露在了我面前,我也奇怪,难道我的缺点没有暴露在她面前吗?她每天那样不厌其烦,无微不至地对我关照?然而,我也正是把这关照看成了她最大缺点啊!一天到晚,只要她在家,也不管我写稿子还是看电视,她那张嘴没有停歇的时候,不是问我内裤换没换,袜子洗没洗,就是抓住我别的事问个不休,再就是没个头尾地唠叨她生意上那点儿破事儿。我感觉她就像《大话西游》里那个没完没了的唐僧,而我就是旁边那个小妖精,真想弄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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