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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北大发展会员，也没有作到。他非常之懊恼。
C：这个懊恼，可是让北大的那帮人在以后吃够苦头了。
Y：毛的新民学会的组织形态倒是最像以后的中共组织形态，它存在着最为严重的“革命经费”问题。他们要养活这个组织，就必须刻苦于这个“经费”。而陈、李及张国焘们就不必如此局促了。后者的活动，真是高雅不群，还有那么点儿挥霍无度。所以这个时期的思想传播活动，以自费为主，毛的新民学会则是比较边缘的，其意味深长之处还根本没有人认识，也没有什么重量级的人待见。在这个时期之后，就是共产国际选择了陈独秀来做在中国发展共产国际分支这个任务。这个时候，陈独秀就开始向建党方向走了。
C：我插一句，过去我们把中共建党是建立在以中国早期几个共产主义者小组为主体，接受共产国际帮助而达到建党的这样一个解说，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有了中共的事实在后，则去讲陈、李之知识分子的思想及学术活动是建党前的理论及思想准备期在前。其实，陈、李当时只不过是思想比较左倾的学者而已。当时即便西方知识界这个左倾也比较明显，如日本的河上肇就大大地传播了这个左倾的思潮。我没有看到过硬的材料说明陈、李有组织大规模革命组织的想法，但他们有频繁的知识分子聚会和宣传活动。这一点，被共产国际发现了。共产国际之成立是独立于俄共的，其使命就是传播，鼓动全世界搞共产革命。它是超国界的组织。它要不断的在世界各地建立分支机构以造成经典的世界革命，从一国数国的共产主义胜利直到全球胜利。所以，共产国际一直留心在中国找到组党的人。共产国际花了很多心思，才找到陈独秀，给了陈独秀一个大推力。要知道陈那时，在北京已经不甚得意，倒不是因为他左倾，而是因为此人个性使然，所以陈是负气南下的。恰于此时，共产国际找他，你可以将心比心地体会陈的感觉，陈这个人很激越，爱冲动，特别是在负气之时，那肯定是立即上船嘛。更重要的是，马林告诉他，所有组建党组织的费用由共产国际出，这点很重要。陈收入很高，但这个人也很在意钱的，他并非是个大方的人。拿钱搞同仁活动，收几个弟子，扩大社会影响，他没有问题。让他去组织一个党，他当然第一时间就会盘算这个钱他不能出，而且即便他肯出，也远远不够。所以，马林讲费用由共产国际出，那陈还会犹豫吗？不可能啊。反正共产国际从一开始要在中国建支部，那相关的经费，就如同“项目资金”一样，在布哈林那些决策机构那里“立项”了，有着落了，一定要花掉的。所以共产国际的代表在中国活动时很急切。所以，我认为，1921年中共建党，是以共产国际为主推动的，而不是所谓中国已有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在从事建党活动，然后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党了。不是这样的，从一开始，这就是共产国际自个儿的事儿。陈、李只不过是共产国际找到的帮手罢了。从共产国际当时的“市场推进”安排看，即便是在中国找不到陈、李，那他们就自己派人干了。如同现在的“外商代表处”。那个印度人罗易不是就给派到墨西哥去组党，还成了墨西哥共产党的总书记嘛。
Y：唉，你这个澄清很有必要，因为这就可以把在这个建党和随后到1927年夏天为止的这七年时间的事解释清楚，因为在这个时期，中共全靠共产国际给钱。我们在之三里头已经讲过类似的意思，就是讲不是共产国际资助中共的活动，而是共产国际划拨的经费，因为干的是你共产国际立项的事情。就如同你不能讲IBM的代表处在IBM的资助下拓展了市场，这个讲不通。那个时期，中共领导人有生活艰苦的，但也有过得很不错的。这倒是很合常理的。至少管钱的家伙日子错不了。早先，就是陈独秀自个儿管，他日子就不错。后来米夫 、王明、博古、向忠发之流，全是好日子。张国焘到广州去公干，也好吃、好住、好喝。出入豪门，往来华车。现在有些资料讲陈独秀一开始不想要共产国际的钱，想自个儿在广州办学校赚来的钱养党以保持党的独立性，这完全是在瞎讲，用不着这样去美化陈独秀。陈办学赚钱是自己的钱，可以用来接济亲朋和同道，根本不可能用于建党组党。两件事不能混淆一气的。
C：这样，我们看到建党之后中共基本上是一种职业革命家组成的政党。他们领用国际的钱就是了，所以这个时期中共组织内部理论、辩论、写作、上层投机活动，就比较多，而脚踏实地的草根化的活动就比较少。因为用不着这样去吃苦，最多就是领用外汇时有些困难和风险吧。
Y：上层投机，这个词很准确，最大的投机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虽说那是苏俄和孙中山的合作，但中共的形状就是投机，党内以后也就有个词叫“机会主义”，原本就是冠名这类投机行为的。
C：最近几年有些资料出来了，共产国际的拨款的一些细节已经被注意到。很零碎，但大体上判断不会有错。即中共那个时期全靠共产国际给的钱活动，自身的筹集，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大家都是职业革命家嘛，所以都等着领“工资”。后来临时中央在上海闹出内乱时，对所谓“托派”分子斗争，最灵的办法就是中断其“工资”和费用，那些人立即陷入困境。
这个时期到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就开始变化了。这时候党分成两块：中央机关转入地下，到上海租界暂栖身，这是一块；另一块就是去各地组织暴动，搞武装斗争。这两块，经费也都是由共产国际提供。事实上，1927年几乎全年的重要会议都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组织下召开的。干你让干的事，当然你就得拿钱，否则又如何干得了啊。但在暴动这一块，有两条线索：一是当时中共倾全党之力主抓的南昌起义，南昌起义从头到尾都是同共产国际的经费有关。南昌起义的战略很清楚，运用兵变，南下广州，然后如同国民党北伐一样，在广州港口同苏俄的枪和钱接上头，再来一次中共的北伐，所以南昌起义就是一锤子买卖，拿上当时几乎全部的钱压下去，结果赌输了。从一开始就没有作长期打算，一下输了，结果就溃散。虽然说贺龙有吃有喝有轿子躺，但那是他自个儿的钱，他不会拿来供给革命的，最多让他看的顺眼的人来陪吃几顿而已。但部队就一哄而散了。恩来就一走了之，去上海，过党的“白领”生活，贺龙自个儿有钱也做不了职员生活，就自己走了。朱德高不成，低不就，误打误撞，碰上了老朋友范石生，靠他的接济才存活的。所以南昌起义是靠拨的经费来搞的，是赌注。而不那么重要的秋收起义，只拿到了少许的几块钱，毛也有点儿三心二意，钱太少，能干成什么事呢？毛也没有把握，等秋收起义草草起事，草草收场之后。毛带人进入湘赣边界时，他的经费没有了。他也不像朱德、有范石生这样的富朋友接济。毛带人就走上了没有上面“拨款”的时代。
Y：这就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时代，这个时代的“革命经费”问题。这里首先要弄清的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钱，又进不了城，那么毛的队伍在乡下靠什么为生呢？这里我们就要先来看看在乡下有什么财富是可以弄到手的，可以动员起来的。这个不难弄清。有三大块乡村财富，就看你怎么拿到手了。一块是乡村富户们正在享用的东西，吃的，穿的，用的。这一块很容易发现，也不难拿到手。第二块是乡村中被藏匿起来的积蓄，富户，贫户都有。由于治安和灾荒等原因，乡村积蓄总是被农民用各种方式贮藏，以防匪为主，保值倒在其次。这是第二块。第三大块，是乡村当期收成及当期消耗的生产资料，如种子，肥，工具等等。第三块是乡村的再生产，它有农时和农技的要求。例如青苗虽然是财富，但未到成熟，你不能拿来当粮，它要有个时间，到收获时才能算作有效的财富。中国传统乡村就是那么三块财富。其他类型的乡村财富，是零星的，可以不计。中共进入乡村后他们只要是没有外界资助，那么，革命就只能建立在这三块财富基础之上。问题只是在于你如何拿到，这里头就有一大堆的知识了。凡是比较之下，更加有效的乡村财富动员手段，一定是对应了更加合理的革命行动和革命策略。例如，针对第一块财富，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最简单的方法，那就是拿枪顶住富户的腰眼，直接抢走了事。那么这样有效的方法在土匪那里和在毛的红军那里有什么区别吗？我们来看看。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后二、三天就失败了。毛带着残部一路败退，向湘东南方向走，进入江西境内。这个时候，起义队伍有近2000多人，由于没有打下预定的目标，所以当初准备的钱，一下子就不够用了。于是一路上，这支部队就自行解决经费问题。办法就是从第一块资源中取用。
C：那时，这支部队还没有经过毛的改造。有不少回忆文章都提到他们一路逃亡时，军纪很差，形同土匪。毛上井冈山，也是先拿枪换袁、王的银元和粮食。毛手上只有武器，给袁、王100多支步枪作为交换。这几千人上井冈，很快就只剩下了经费问题，即便袁文才、王佐把自己劫得的财宝都给你，也没有多少。山上只有两千多户人家。山民原本就穷困，所以就只有南瓜汤喝。于是毛就不断带人下山搞钱粮。整个1928年，他主要就是干这个事。在井冈山，他天天面对的问题很具体，究竟有多大的革命成份也难讲。
Y：是啊，虽说他也同湖南省委派来的人讨论革命，但那一定只占他很少的精力。他主要面对的问题，就解决明天这几千人的吃饭问题。当时省委除了派特派员来指手画脚一番，没有给什么具体帮助，所以毛就不断地派人下山。但他同袁、王有个大区别，那就是他指挥部队频繁地下山在附近地区攻打县镇，然后立即打出革命旗帜，组建地方革命组织，然后在这一切的掩护下，着力于解决“筹款”。当时，讲红军下山任务时，直白的很，就叫“筹款”。但这个筹款同王佐的“抢钱”完全不同，它被表述为一种革命行为，一种大义，而且它还诞生出一大堆的本土化的组织来保证这个“筹款”。当时最早成立的县工农兵政府主要任务就是筹款。各种会议不断开，袁、王之流看的眼都花了。那气派、场面我估计他俩也只有服气了。因为这种搞法，明明也是抢钱，但怎么看上去又不像是抢钱呢？这种挺直了腰板、扬眉吐气的感觉，对传统乡村里头一些不安分的家伙极有吸引力吧。
C：那是。不管怎么样，土匪终究是上不了台面，而革命就不同了。但说到底，“抢钱”也好，“筹款”也罢，归实了就是去把有钱人的钱粮抢来。土匪往好了说，是杀富济贫，了成小义；红军往差了说也是吃饱肚子，做革命的本钱呀。但手段不就是“打土豪”嘛。
Y：“打土豪”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意像。从早期的国民革命、中共苏区，到土改，到文革，一直都在“打土豪”，而且打的方式也差不多。从南方一些县志资料上看，打土豪的那些方式方法，倒并不是中共发明的，民间早已有了，中共在早期农村动员时，借用、光大了。
C：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来讲的一个视角，既当中共从城市败退下来，走入乡村时，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其实并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动员乡村的力量。他们只是无处可去，只有进入乡村去拼命，然后想到或看到了民间的那些独特的方式，抓过来用，“打土豪”的那些办法，就是这样来的，保留在革命的记忆中，一到大事不妙，就拿出来。抗日后期在晋绥之类的地方，也用南方乡村的办法，同样很灵。
Y：你讲的是其中一种类型。从1927年开始，中共乡村革命有两种类型。一是外来的人搞的，一是本地人搞的。外来人搞的指的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种先起义（注意，这个运动开端大体上是兵变，或讲是兵运，是当时中共一个主要的形式），然后顺其自然地流落到某处，努力地安营扎寨，这个时候，中共展开的一种乡村革命的形式，就是一种突然而至的外来的力量冲进乡村的传统结构里头。一方面，红军队伍相较之这个传统结构内部的力量是大的多，所以就一下子就给它冲跨了。接着，就打出了“分田地”的口号。这个时候“分田地”这个旗帜是重要的，他把你同其他的过路的力量例如每个路过的北方军阀顺带抢一把，以及本地传统力量区别开来。但是在起义的早期，每天打仗，缺钱缺粮，急得很，只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