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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和坂田都没有放弃最后的希望，这最后一局成为双方全力以赴的一场激战。与此同时，藤泽对桥本昌二的对局在另一旅馆举行。傍晚时分，藤泽沮丧地败下阵来了。这时我执白棋，在坂田黑棋的压倒优势中进入收官的苦战。即使如此，我仍未放弃战斗，寸土必争，穷追不舍。胜负终于揭晓，除去贴五目外，双方打成平局！按当时规定，如果平局则判为白胜。功夫不负苦心人，我终于以九胜三败的成绩与藤泽秀行并驾齐驱了。但遗憾的是，名人战规定，执白的〃平局胜〃比真正的胜局略逊一格，我仅此毫厘之差，只得屈居第二位。这样，第一期名人战的桂冠便戴到了藤泽秀行的头上。
车祸后遗症
昭和三十六年，第二期名人战揭开战幕。参战者比第一期少了四入，只剩下九人。
自从遭遇车祸后，每天早上我都犯头疼病。第二期名人战开始时，头疼得越发厉害。跑遍了各家医院，但都没有得到明确的诊断和治疗，许多医生都怀疑是血压不正常引起的。庆应医院则诊断为视力不好引起，查视力的结果是，左眼几乎失明。医生马上要求我去配置一种附在眼球上的眼镜。但制作的这副镜子与我的眼睛不合适，总戴不好；强制练习的结果却是引起了角膜炎。无奈，只得又改配眼镜。在眼镜店验光后，发现左眼还有一定视力。眼镜配好之后，还是看不清楚，每天早上的头疼病也依然如故，不见好转。夏天一过，除了头疼外，还时常犯精神错乱。发作起来，连自己都不知究竟于了些什么。
昭和三十七年（1962）秋，棋界为本因坊秀哉名人举行了〃逝世二十三周年祭奠〃。有人委托我作一个死活棋的解题。我仿照《玄玄棋经》，作了〃五六围攻〃一题。当时正值我神志不清，突然间，正气回返，我在瞬间的灵感中一气呵成作出这道死活题。这是在白棋纵五横六的围攻中，黑棋的死活之题。在道教易经的领域中，五和六被视为吉利的数字。这个死活题虽然易解，但稍不留神，就会算错气。只因我在精神错乱时作成这样难得的死活题，所以至今是一个使我难以忘怀的作品。
妻子及家人看到我精神错乱日益严重，都非常心疼，终于决定让我住院就诊。
我躺在汽车里被送往东京。注院前一天，在东京晴海多贺谷先生家借宿了一夜。翌日清晨，我到卫生间小解，把门从里面扣死了。待我要出去时，却怎么也闹不清如何将门打开。于是便大喊：〃放我出去！〃虽然有人隔着门告诉我开门的方法，可我一点儿也不明白，只是〃卿、卿〃一个劲地敲门，后来就不省人事了。
我恢复知觉后，发现自己躺在担架上，被放在一间昏暗的水泥房子里。我觉得这简直像个太平间。不一会儿，担架开始移动，这次我被放到病房的床上，注射一针以后，再次回到无意识的世界中去，后来听说，那个像太平间似的房子是医院的处置室。在整理病房的期间，我被放在那里等候往院。
住院期间，我一直处于朦胧状态。自己在什么地方，甚至自己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结果，本来是我在错乱中胡里胡涂他说出的名字，却被别人当成我妻子用了假名让我住院。还有人猜测这是为使我不受新闻记者的搅扰而采取的措施。我进的是东京晴和精神病医院，这也是我出院后才知道的。
我虽然百事胡涂，但对局的事却总是惦记着。名人战中对宫本直毅八段的一局，因我正在住院，便被判为〃不战败〃。据说对局的前一天，我反复对妻子说：〃你去替我下明天的那一局！〃
住院期间，世界红会日本支部举行了创立仪式。在我住院前，我曾独自一人反对这个支部的发起。但大岛丰先生却无视香港红会的坛训，在未建立红会的支柱…道院的情况下，强行成立了支部。创立仪式在东京留芝园举行，香港方面也来了几名代表参加仪式。会后，香港代表到我家问候，但妻子拒不告诉他们我住院的地址，使他们感到十分尴尬。住院后，我昏昏沉沉地过了一个月左右。
有一天，我突然大梦初醒，一下子恢复了神志。我环视四周，发觉自己不知为何躺在这么个怪地方。我不能在这里，否则……一阵逃跑的念头向我袭来。陪住的人见我要逃，忙按住我并向我解说劝告，我这才知道自己患病后住进了医院。
神志清醒后，我的身体迅速康复起来。数日后己恢复了正常。医生们都不相信这么快就能康复，因而不让我立即出院。据妻子讲，医生们都很惊奇，说像我那样病情急剧恶化的例子本来就很少见，恢复正常如此之快的病例更是绝无仅有。
在我住院期间，名人战一直在进行。我一恢复正常，立即让家人把棋盘拿到医院来，在病床上开始研究。但不知怎地，我对棋盘与棋子突然产生了一种陌生的感觉，这是我从未有过的。〃这可不行！难道我的棋就这样完了不行！〃念头一闪，我像受到电击一样，仿佛立刻就被胜负之神抛弃了似的。我还深深地觉察到一个可怕的迹象：我的全盛时代已经过去，像以前那样保持常胜是不可能的了。
可以说，我的棋艺以那个时刻为界，往日在比赛中表现出来的坚韧魄力逐渐淡薄了。其后的对局，不过是强弩之未，是棋士生涯的一点余韵而已。
出院后不久，我又回到名人战的对局中。虽是大病初愈，但还是奋力搏斗了一番。在这一年的名人战中，我是五胜三败，其中包括对宫本八段的〃不战败〃；和第一期一样，我依旧居于第二位，因而没有得到挑战权。第一位是坂田九段七胜一败。嗣后，他在对藤泽秀行九段的挑战赛中获胜，成为第二期名人。
翌年，在第三期名人战中，我六胜二败，第三次居第二位，仍然没有得到挑战权。
告别读卖新闻社的棋战
昭和四十年（1965），我已五十多岁了，但仍然参加了第
四期名人战。
我的身体依旧不见好转，在每天早上头疼的状态中，我一
边求医就诊，一边参加对局。到了这时，我的身体与棋力终于全
部一蹶不振了。我从比赛一开始就连续败北，特别是在伊豆长岗
对（木）尾原八段的第四局时，我始终忍受着头疼病的折磨，终
局时，头疼加上呕吐已使我不能动弹了。当地医生赶来作了紧急
处置，但病因仍然查不出来。之后，读卖社的汽车把我送回家，
让我静养。
嗣后的对局也都因我身体不佳而连遭惨败。不论哪一局，
只要一接近终局，我就一下子乱了阵脚。第四期名人战我以七战
全败的成绩名落孙山。这是我到日本以来头一次尝到七连败的苦
果。
后来去医院检查，据医生讲，我有过两次轻度心脏病发作的
迹象。第四局结束时发生的情况，就是心脏病发作引起的。
这次获得第一位的是我唯一的弟子——林海峰八段，他成为
挑战者后，乘胜一举击败了坂田名人，年仅二十三岁就登上了名
人宝座。看到林海峰君将会代我称雄棋坛，这对连续惨败、棋力
日衰的我来说，真是莫大的安慰。
按照惯例，在名人战中全败后，要从下一期名人战的预选赛
上开始出场。不过，读卖社的小岛编辑局长说过：“吴清源如在
名人战中陷落，读卖社将中止名人战，再以吴清源为中心考虑新
的计划。”
我与读卖社订有君子协定：我心须优先参加读卖社举办的棋
战，没有该社的允许不能参加其他报社举办的棋战。事实上，我
曾接到过许多报社的邀请，我自己也愿意参加，但我的人格不允
许我这样做。只要有约在先，不论个人如何受损，也要忠实地履
行诺言。例如，朝日新闻社创立“专业十杰战”时，就邀请了我，
并开门见山他说，这是为我举办的棋战，无论如何也要我去参战。
我通过多贺谷先生与读卖社的有关人员交涉，基本上取得了同意。
谁知读卖社后来又反悔了，作出“读卖新闻社不能允许吴清源去
参加十杰战”的决定。我只得作罢，另外，与名人战大约同时设
立的还有《产经新闻》的“十段战”，《日经新闻》的“王座战”
等，都曾热情邀请我出场，只因没得到读卖社的允许，我只好一
一谢绝了。 再说读卖新闻社是怎样对待我这个名人循环赛中全败
的棋士呢？我们双方的谈判一时出现了僵局。这时我已意识到，自
己正处于人生的重大转折关头，因此没有对他们轻易地妥协。他们
则向我提出各种解决办法。从报社的立场来看，他们最热衷的莫
过于劝我引退。还说什么：考虑到我已取得辉煌的成绩，鉴于我
目前的身体状况及年龄，不如“功成名就早还乡”。据说，报社
打算对吴清源多年来的功绩付出一笔酬金作退休费。
我不否认，自己棋士生涯的终点已经可以望到了。但是，只
靠读卖社的一点儿退休金确是难以悠闲度日；更重要的是，我从
十几岁就跻身棋士世界，如今就这么冷冷清清、无声无息地去过
引退生活，心里实在难以接受。因此我拒绝了报社关于引退的劝
说。
结果，我只得决定解除与读卖新闻社的协作关系。作为代价，
报社只答应付给我一点儿微薄的退休金。至此，我与长达二十五
年的读卖新闻围棋专栏的对局挥手告别了。
与日本棋院的关系问题
我曾考虑到，以前有许多报社都热情地邀请过我参加名人战以外的
棋战，现在我离开读卖新闻，就可以直接在各报主办的棋战中出场了。
于是，我利用“林海峰君就位名人仪式”以及NHK主办的快棋表演赛
等机会，向有关人士透露出我打算参加读卖社以外的任何棋赛。没想到
我只得到了十分含糊的回答，没有一个人当场表示欢迎。
记得“十段赛”等对局，正是我在名人战遭到挫败后不久举行的。当
初读卖社不顾其他报社对我的多次邀请，有意拖延时间，最后用了两年
才了结了与读卖的关系。现在我要参加“十段赛”的事刚有了点眉目，
各报社却又提出要我去和日本棋院商量。当时，我还不知道战后的，棋
赛都是各家报社与日本棋院共同举办的。而且我一直自以为是日本棋院
所属的棋士，因此不明白为何要去找棋院商量。
在读卖社以外的棋战中，我首次出场的是《日经新闻》主办的“王座
战”。我直接向该报社长大轩顺三社长表示愿意参加棋赛，大轩社长顿时
喜出望外，当场决定提高我的对局费和奖金。
昭和四十三年，我又参加了“专业十杰战”。
后来，我还想参加本因坊战，便打电话给日本棋院涉外部次长，向他
提出了申请，但一直未见回音。我再次催促棋院理事会，希望尽早决定下
来。不久，棋院答复说：“经理事会研究后决定，因你在日本棋院无籍，
请作为外来者重新提出申请。”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已被棋院“除籍”了。我原来始终认为自己
是为日本棋院效力的，因此，除籍一事犹如晴天霹雳，使我受到极大打击。
我马上跑去询问：穷竟何时、何故将我除籍？当时的棋院涉外部长答复道：
“你在战后一直与读卖新闻社缔结专属契约，无意于隶属日本棋院，这是
众所周知的事实。正是由于你不属于日本棋院，所以才决定给予你名誉客
员的待遇。难道不是这样吗？”又说：“如果你隶属于日本棋院，那么，
你为八段时就有参加升段大赛和读卖以外的新闻棋战的义务。与新闻社缔
结出场契约必须通过棋院才行。但是，无论在那个方面，你都没有履行应
尽的义务。”
可是，既没有人告诉过我战后日本棋院的规则，我也从未闹清过“名誉
客员”的含义，这个称号就突然戴到了我头上。尤其在战后，我离开玺宇
后移居箱根，又迁至小田原，注在远离东京的地方，难得与其他棋士交往，
对日本棋院的事当然很不了解。再者，有关我出场对局的事情全都拜托给
我的经理——多贺谷先生办理，所以，与报社定的契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从未考虑过。我想，无论如何，日本棋院应将“除籍”的决定与理由通
知给本人！假如有个通知之类的东西，当初总会找到解决的办法。当我如
此盘究下去时，涉外部长被问得无言以对。
由于我实在难以接受这个事实，因此决定拜托木谷实，请他帮我调查一
下战后有关我的事情。结果查明，昭和二十二年（1947）八月，日本棋院
收到一份我的假“辞呈”。
自从查明这个事实以后，我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