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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金禾之大校和志愿军委员曹文南中校（50军保卫处处长）。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确定从1954年9月1日开始在非军事区进行这项工作。
交接尸体的协议达成后，我方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一、为保证9月1日交接死亡人员遗体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我们在开城附近的土城设立了一个尸体转运场，提前将碧潼俘管处的伤病死亡战俘从该处的坟墓挖掘出来，用胶布袋密封包装后运往土城的转运场逐个重新登记，并临时掩埋保存，待交接之日再从这里起运，交给对方。二、对于对方提出的埋葬在我方控制区的死亡军事人员墓地，我们也进行了认真的查找、挖掘和登记、转运。三、法医组组长陈康颐教授（南京大学医学院著名法学专家）及其助手给参加挖掘尸体全体人员上课，讲解人体的骨骼特征及分辨各种骨头的常识，以便在挖掘美军尸体时，对尸肉已经全部腐烂掉的尸骨进行识别和搜集，保证尸骨的完整。
志愿军墓地注册委员会下面，组建了三个负责挖掘和搬运尸体的“搬尸队”，每队30余人，按班、排编组。同时，每个搬尸队还配备了多辆由军用卡车改装成的密封运尸车和必要的挖掘、运载工具、装尸胶布袋与消毒器材等。
碧潼俘管处程绍昆、冯江涛、祝继光等同志处理有关事宜，并派出周道、贺德荣、马庆彪等同志参加开城代表团墓地注册委员会的移交外俘遗体的具体工作。
我搬尸队分工负责挖运美军以及其他外国军队的死亡人员尸体。在挖掘这些军事人员遗骸时，有的尸体已经腐烂，有的成为一堆白骨。大家冒着炎热的夏天，顶着尸体发出的冲天臭气，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和一丝不苟的工作，对每具遗骸的颅骨、躯干骨、和附肢骨共206块，完好无缺地挖掘、搜集、验收、登记和装袋（如图），终于在9月1日前将伤病死亡外俘1050具尸体挖运到转运场临时墓地，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尸体转运工作。与此同时，我们也做好了接收我方死亡军事人员尸体的各项准备工作。
1954年9月1日双方死亡军事人员尸体的交接工作正式在板门店附近的东场里非军事区开始了。上午10时，朝中方面按照协议将美方死亡军事人员尸体200具（其中193具是美国人，无法识别国籍的7具）运往非军事区南侧美方接收地区。每具尸体均用特制的防雨胶布袋封装。随同送交的还有军号牌、军人证及其他收集到的识别物，以及死者的各种遗物。
美方在下午1时交来以纸袋封装的我方死亡军事人员尸体共600具，其中500具是朝鲜人，100具是中国人。
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首席委员李相朝将军和志愿军委员丁国钰将军，以及众多代表与工作人员肃立在东场里的接收地点，迎接归来的烈士遗体。
下午3时，在东场里接收区镶有朝中文的“英灵千古”的金字牌坊前，举行了迎灵式。在哀乐声中，全体同志向烈士遗体致敬，接着肃立默哀，敬献花圈，然后将接收的烈士遗体由专人护送到开城烈士陵园安葬。
双方战俘遣返纪实（7）
在非军事区东场里进行的双方军事人员尸体交接工作，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到9月底告一段落，我方移交对方非朝鲜籍战俘尸体1050具，陆续接收志愿军被俘人员尸体8440具。以后，敌方又提出了一连串关于美军飞机在北朝鲜被击落的清单，清单上标明每架飞机被击落的经纬度位置，要求我方为其找回死亡的上千名飞行员的遗体。其实，在东场里的移交尸体中，就已经包括了被我方击毙的美军飞行员的遗体，其中还包括有美国的 “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遗骸。尽管如此，我墓地注册委员会仍然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组织了两个小分队，循着敌方提供的飞机击落地点去查找、搜索美军飞行员的遗骸，历时两个多月，并将收集到的美军飞行员遗骨和遗物在非军事区移交给了对方。
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下属的墓地注册委员会成立时，美方正值美国国内的一些死亡军事人员家属急于要求运回她们亲属的遗体，甚至组织游行向美国政府当局施加压力，因而，该项工作从一开始，美军当局就比较重视。敌我双方的整个交接工作，都是在宁静肃穆的气氛下进行的，既没有一年前的交接战俘时的那种喧嚣与现场控诉场面，也少见蜂拥而来的记者采访。总的来说，交接工作是比较顺利的。
出于礼貌，我方还为对方运送尸体的工作人员与卡车司机设置了一个休息帐篷，里面摆了香烟和饮料。当我方在卸车进行清点工作的时候，让对方的人员到该帐篷去休息。对照我方的做法，敌方有好几处是不如我们的，例如：对方在其接收区没有为我们搬运尸体的人员设立休息帐篷；装运尸体的袋子，从第二天的交接工作开始，对方才仿效我们，将其装尸袋改为胶布袋子。
在我们接收的600具我方军事人员尸体中，有一部分是在敌战俘营死亡的被俘人员。他们之中有许多是被敌人残暴杀害或虐待致死的。为了查明有关情况，我法医组曾对送回的这些遗体逐个进行了检验，发现有的肋骨骨折，有的手臂骨或腿骨被折断，有的头骨被子弹穿了孔。死难的烈士们虽然已不能像活着归来的人员那样亲口揭露和控诉敌人的罪行，但是这些遭受虐杀的遗体上的累累伤痕所散发出来的无声抗议，却强烈地震撼着在场接收归来烈士遗体的每个人的心，并更加激起每个人对在美军战俘营面对敌人残酷政治迫害和肉体饱受摧残的痛苦，宁死不屈，壮烈牺牲的林学逋、阳文华、张子龙等烈士和在济州岛美军战俘营为保护国旗而壮烈捐躯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高勇、陈建中、邓洪斌等56名烈士，以及在巨济岛“杜德事件”中坚持斗争，英勇献身的31名朝鲜人民军烈士的深深怀念和哀思。
在朝鲜开城市北郊，有一块风水宝地。开城市政府特将这块风景秀丽的地方，用于修建两个彼此相邻的烈士陵园，分别安葬停战后从敌占区搬运回来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死亡人员的遗骸。
此外，由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申请，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批准，在桧仓修建的志愿军总部烈士陵园（毛泽东之长子毛岸英等134名中国人民志愿军阵亡将士安葬在这里）和在朝鲜各地的大大小小近百个志愿军烈士陵园、墓地，总共安葬着17。1732万名志愿军革命烈士（摘自《正义的战争伟大的精神》，主编李洪杰）。正是他们的英勇作战和捐躯战场，才促成了朝鲜的战局从鸭绿江边推进，并稳定在三八线一带，最终达成了朝鲜停战的协议。在桧仓陵园的入口处，是一座琉璃瓦牌坊，上面有一块由郭沫若同志题词的横匾“浩气常存”，经过牌坊，有一座绿瓦红柱的六角纪念亭，亭里竖立着一块白色纪念碑，碑上刻着由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敬献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烈士永垂不朽！”十四个大字。
长眠在桧仓烈士陵园、开城烈士陵园和在朝鲜境内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墓地的烈士们，英灵千古，永垂不朽！中朝两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结语：
至此，朝鲜战争中的战俘问题也划上了一个句号。在两年九个月的时间里，中国人民志愿军对待“联合国军”战俘所表现出的让人难以置信的宽容与仁慈，以及对人权的充分尊重，尤其是对以“和平、友善、奋进”的奥运宗旨为代表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发扬与光大，都是与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分不开的。正所谓“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 。
中华优俘传统备忘录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类文明的曙光最早升起在旧大陆的几条大河谷地带，即埃及的尼罗河流域，西亚的两河流域，南亚的印度河流域，中国的黄河流域和地中海东部的爱琴海各岛。这五大世界文明的发祥地创造了至今仍令人惊叹的伟大奇迹和灿烂文化。
在公元前，中国是最早建立的20个文明古国之一。举凡宗教信仰、制度礼仪、农业经济、天文水利、医学医术、哲学理念、思想文化、文学艺术、园林建筑、军事体育和科学技术等诸方面，中国都有其独特的创造与发明，曾长期保持着领先于同期世界各国的先进水平，取得了不少举世闻名的辉煌成就，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对世界各文明古国作了比较研究，认为“只有黄河、长江流域的那个
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美国著名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说：“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说：“中国人只追求正义和自由，温厚典雅。在有助于人类幸福方面，中国文明要比欧洲文明优越。”
中国的文明史大致可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即：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的“古代
文化史”（儒、墨、道、法、佛诸家的多元并容文化）；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近代文化史”（龚自珍崇尚“自我”、“探世变”思想；康有为‘变法维新’主张；严复‘天演哲学’学说；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现代文化史”（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三种文化史同心同理、一脉相承，但它们之间又是在对立中有转化，在批判中有继承，在否定中有肯定，在改造中有创新。
而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以孔子为首的儒学始终处于源头和主导的地位。柳诒征学者在《中国文化史·孔子》
一书中指出：“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尔德·J·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将中国孔子列为世界五大先觉者之一。美国现代学者迈克尔·H·哈特在《中外100名人排行榜》一书中将孔子列为第五位。该书写道：“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当然要数孔子了。他把中国人的基本思想构成一个信仰体系，而他就是这个体系的鼻祖。用人生道德和道德规范来教育人，管理人，这是他的哲学根基和道德观念。这一切统治着中国人的思想达两千年之久，世界上许多人都受着他的影响。”。法国思想启蒙家伏尔泰曾经俨然以“欧洲的孔子”自居，他尤其推崇孔子“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格言，认为“西方民族，无论何种格言，何种教理，无可与此纯粹的道德相比拟者。孔子常说仁义，若使人们实行此种道德，地球上就不会有什么战争了。”他作诗称赞孔子为真理的代言人，诗曰：
“殊方有哲士，发言明且清。
斯文赖不丧，理性得其贞。”
毛泽东同志也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中华民族由“仁、义、礼、智、信”铸成的“浩然之气”、“正气之歌”、 “德义之粹”、“仁义之师”的民族
魂，造就了华夏儿女的心理结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强大亲和力、凝聚力、向心力和生命力。
善哉！仁乎！敦睦宽容，天下为公也；
善哉！义乎！除恶扬善，舍己为人也；
善哉！礼乎！大智若愚，和衷共济也；
善哉！智乎！屈原问天，穷究天理也；
善哉！信乎！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也。
对此，国外学者亦有很多评论，如德国哲学家、科学家莱布尼茨曾说：“假使推举一位智者，来裁定哪个民
族最杰出，而不是裁定哪个女神最美貌，那么他将会把金苹果交给中国人”，并认为“若要比较科学的思辩哲学，当然是西方超胜，但若要比较道德的实践哲学，则西方不如中国” 。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尔德·J·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一书中说：“中国从纪元前221年以来，几乎在所有
时代，都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最近500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都按西方的意图统一起来了，而中国却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是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太平盛世的重任。”
“天地氤氲，万物化醇”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本章仅从中华俘虏政策的视角，采用真人真事、管窥蠡测、雕鏤组绣、集腋成裘、鉴往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