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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根谭》： 作者洪应明，字自诚，号还初道人。生卒年月、籍贯生平现已无从考证。据推测，他很可能是余杭县人，为一位退出官场后久居山林的隐士。《菜根谭》是一部论述修身、处事、待人、接物的格言集。书中的每则格言从数十字到近百字不等，共有360则。融儒、道、佛三家思想为一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既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想、道家的无为思想、还体现了佛家的出世思想。成为一种涉身处世，待人接物的方法体系。他流传至今的著作除《菜根谭》外，还有被收入《四库全书》的《仙佛奇踪》四卷。
毛泽东评价《菜根谭》：“嚼得菜根者百事可做，读懂一部菜根谭，体会人生百种滋味，就能做到：风急雨斜处，立得脚定；花浓柳艳处，着得眼高；路危径险处，回得头早。”
“儒学热”（即儒家文化热）是一些海外华人搞起来的，目前还不能说有多大气候。但日本和东南亚的确有些企业想吸收儒家思想来营造企业文化，中国也有人想当“儒商”。
最不可思议的是美国有个大名鼎鼎的贝尔实验室，曾有过大量独创性的科技成果，却把“无为而治”四个大字当作“治室之道”。这四个字虽然不是《老子》的原话，但的确是老子的思想，而且在中国已成为一句成语，可以说是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可是中国人却没有想到“无为而治”竟可以用来管理科技研究。
老子（约公元前571年——公元前471年），姓李，名耳，字伯阳，谥曰聃，楚国苦县（今鹿邑县）人。老子遗留下来的著作，仅有《道德经》，也叫《老子》。 《老子》一书是一个唯物主义体系，并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它宣扬自然、无为的天道观和无神论。其唯物主义体系的核心是“道”，老子反对天道有知，提出了天道无为的思想以及“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即道是构成万物的基础，道并不是有意志、有目的的构成世界万物，道是世界万物自身的规律 。
传统文化与古为今用学术研究（2）
洋人对中华传统文化作如此这般的运用，可以说与传统的所谓“学问”大不相同，但他们通过古为今用，的确发掘出了蕴藏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中国人的智慧，起到了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作用。用得很活。
下面，我再说说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三个范例。
第一例，是邓小平从中华传统文化中选用了“韬光养晦”四个字，用来指导我们在对外关系中的心态和姿态，这不但使国家深受其利，也使广大人民深受其福。现在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想与我们拼个你死我活、鱼死网破，都表示要和我们做朋友。这就因为我们是韬光养晦的，我们从未凭借日益提高的国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相反，我们总是呼吁和平，在国际事务中力求公允。对比那些一心想要独霸世界而终于一再陷入难以自拔的尴尬处境的人来看，韬光养晦真是太聪明了，中华传统文化实在是一种高度智慧型的文化。
韬光养晦语出《唐书•；宣宗纪》：愈事韬晦，群居游处，未尝有言。韬，隐藏，韬光，即把才华掩藏起来；晦，含蓄，养晦，既隐居待时。韬晦；收敛锋芒、踪迹，隐匿光彩、才华。
第二例，是江泽民于2002年10月24日在美国作演讲，引用孔子的名言“君子和而不同”。指出“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 （今山东曲阜）人。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教育上首倡有教无类及因材施教，打破贵族垄断知识之局面，首开私人讲学风气的先河。后人尊为万世师表及至圣先师，历代帝王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孔子还是一位古文献整理家，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和而不同语出《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和睦； “同”，苟同。和睦相处，但不苟同，尊重差异，崇尚和谐。
第三例，是李瑞环2002年5月28日在英国演讲时，指出“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接着谈到“和实生物”、“和为贵”、“和而不同”等重要思想以及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义。结论是一个“和”字“蕴涵着和以处众、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深刻的处世哲学和人生理念”。
和实生物语出《国语•；郑语》：“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和”，指不同的事物汇聚、结合在一起，得其平衡、协调，相济而相成，这样才能生机盎然，产生新的事物。
和为贵语出《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意为社会秩序的作用，贵在使社会和谐。
江泽民、李瑞环这两篇演讲都有很大的影响，使世界各国的众多人士进一步理解了中华民族，进一步亲近了中国，所以是古为今用的范例。
除此之外，我还常常注意到一个事实：当有些人在外事活动的特定语境中，说套话、空话、大话均不得体的时候，就巧妙地运用传统文化的名句、格言来应对、交流，往往能收到很好的效果。这些事例都说明，传统文化的确能够古为今用。
现在古为今用这个问题，还出现了新情况。
自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世界范围逐渐流行一种“接受理论”，它与信息论、符号学、诠释学、传播学等都有联系，甚至关联着心理学、语言学中的一些理论，从而扩展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接受理论”相当复杂，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任何信息的意义和作用，并不完全取决于信息源（原发部位），而是很可能在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发生种种变化。
比如拿传统文化中的核心部分即古代典籍来说，古籍的文本就是信息源（原发部位），但一百个人来读这个文本却可能有一百种理解，在多种不同的“语境”（包括不同的时间或空间）中来接受文本的信息，也可能产生多种不同的感受与理解，从而起到种种不同的作用。
我对这种理论有较大的认同感。试想一部《诗经》，光是古代注释就有3000多种，《楚辞》的注本也有近300种。所有重要的典籍几乎都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注释，并且新的注释还在不断地出现。注释者就是接受者，不同的注释就是对文本的不同诠释，可见“接受理论”是有事实根据的。尤其是假如不从纯学术的角度，而是从社会作用的角度来看，接受的效果是更值得重视的。
《诗经》：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原本叫《诗》，共有诗歌305首（另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称为笙诗），因此又称“诗三百”。从汉朝起儒家将其奉为经典，因此称为《诗经》。《诗经》中的诗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诗经》对中国古代诗歌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孔子对《诗经》有很高的评价。
传统文化与古为今用学术研究（3）
《楚辞》：由西汉刘向编定，为辞赋的一类。起源于战国时楚国，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完全有别于《诗经》的创作形式，经屈原之手而发扬光大，形成一种流行的诗歌体裁。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作。后世多以《离骚》为楷模，故名骚体。
通过实例来看，孔子及其弟子强调“克己复礼”（《论语•；颜渊》）。这个“礼”的确是指“周礼”，也就是奴隶社会等级制度的政治表现和礼仪表现。所以，“克己复礼”可谓糟粕中的糟粕。但是时至今日，恢复周礼已全然不可能，任何一个神智正常的人，也不会去想要恢复奴隶制社会。在漫长岁月的冲洗之下，“礼”这个符号的“所指”已经大大抽象化了，它不再代表“周礼”，而是泛指礼仪、仪式，而任何的礼仪、仪式都是反映社会秩序的。所以“礼”已经是一般的社会秩序的代称或标志，而不再专指“周礼”了。
既然如此，我认为“克己复礼”应该可以古为今用。这就是说，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以求安定，每个人对自己的欲望与行为都应有所克制，而不能为所欲为。现在社会中的有些人就太任性，想怎样就怎样，比如在媒体的法制报道中，常常可见有人为了一点小事、一点小利就伤人、杀人。所以如果说“复礼”可能引起误解，那么至少“克己”二字仍应该得到重视。 “克己复礼”还是很有针对性的。
过去的评估只讲文本是优是劣，却不管在接受中产生什么效果。现在讲古为今用，主要着眼于接受效果。与“克己复礼”模式相链接的还有“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现在“和为贵”三个字还从原文中剥离出来单独流传，还有“礼义廉耻（秩序、公理、廉政、知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这些“礼”字，本来也指周礼，现在经过抽象，也是指社会秩序而言，都已成了思维模式，适用于各个时代。
《论语》：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文集。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
《管子》：管子，名夷吾，字仲。春秋时颍上（今安徽境内）人。春秋著名的政治家。《管子》一书，由西汉人刘向所编，现在史学界对《管子》一书中哪些是稷下先生宋钘、尹文的遗著，哪些是管仲学派的言论还有争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其大部分的思想资料是属于管仲学派的，它所体现的政治、经济和哲学思想，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成就。
还有些方法论方面的思维模式，其可模拟性就更大了。
例如《孙子兵法》中的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孙子•；谋攻》），这原本是用于打仗的，但现在全世界都把它用于“商战”了。明代人吕坤还说“知己知彼，不独是兵法，处人处事，一些少不得底”（《呻吟语•；补遗》）。还有像“敬业乐群”（《礼记•；学记》）。这样的模式，张力很大，大可以古为今用。因为你无论干什么工作都必须“敬业乐群”，越是竞争激烈，就越要“敬业乐群”，否则就只能下岗失业。
吕坤（15361618），字叔简，自号抱独居士，商丘宁陵县人。是一位方正质朴、学识渊博的哲学家。一生著作颇丰，除《呻吟语》外，还有《去伪斋文集》等。
《礼记》：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礼记》全书用散文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
在市场经济中，“以义为利”（《礼记•；大学》）这个模式也是必然会弘扬的。“义”者，理也；就是正理、公理的意思；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道理。现在的理，就是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理。市场经济越发展，赚钱就越是需要合理合法。十多年前我就写过关于“以义为利”的文章，什么反应也没有。但现在却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也就是“以义为利”的意思。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中，义、理、道都有相同的含义。这一显著的迹象，说明“以义为利”的模式是必然会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越来越被古为今用的。
“接受理论”、“诠释学”和“思维模式论”的运用，毫无疑问可以扩大古为今用的用途和作用。但是，我们必须反对借口“接受理论”而大搞主观主义的诠释，就是根本不顾文本的规定，一切以个人的主观感受与歪曲理解为准，不惜胡说八道、哗众取宠。
目前流行的很多对真实历史和文化名著的“戏说”之作，就属于这一类。一些貌似学术创新而实则完全瞎说的著作，也属于这一类。那么，区分正常的“接受”、“诠释”与那些胡说、瞎说，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呢？我个人认为有两条标准，或者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