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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晖所谓“碎片中天才一代”，我却宁愿称之为“志大才疏的一代”，他们以“想象中的辉煌”来表达这一代征。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更为深刻的另外一些代征。这一代人共同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
童年。没人管没人问，在野地里疯玩，时代的震荡偶尔经过他们并不十分在意的眼帘。
少年。上中学，毕业后有的上大学，有的赋闲；经历平凡，校园平静。写诗，唱歌，读书，幻想。
成年。上班，进入社会。社会开始变幻。从国家而言，这是从政治本位向经济本位的转化；就他们而言，生活开始从玩味滑向无玩味，从精神世界落向无精神的世界。世界突然开始加速度了。
这么早就回忆了（3）
这一代人的共性就在这个经历中发生了。除了高晓松，我们还可以看张楚、窦唯、骅梓、小柯、金得哲、章鹏、金武林、张亚东甚至陈劲，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幻想的气质、漫游的气质、甚至梦游的气质。因为他们的童年在漫游，他们的少年也在漫游，那漫游让他们只有一个世界——自我的世界，心灵的世界，他们就一直在一个封闭的、诗意的、远离现实，充满玩味的世界游荡和嬉戏着。不知怎么，生活一下到了他眼前，社会一下子到了他眼前，漫游断裂了，同时因这断裂而更见刻骨铭心。于是他们最美的记忆，便永远留在了那最初的日子——童年和少年、田园和校园、儿时玩伴和大学女生。
高晓松所念念不忘的白衣飘飘的年代，便是他的校园时代，推想起来，那大概是八十年代的中后期，那是中国当代史上诗人如云、诗情如云的几年。校园里亦才子佳人，一时之盛。校园生活闲荡的特质，它的率性风流、随心婉转，刚好是对童年漫游生活的贴切延续，而毕业则是断裂的开始。确实，这一代人一生（？）无重大经历，但他所处的跨时代性（文革一改革一工业化一市场化），却使社会的重大经历像放电影一样（对，仅仅像放电影）一一掠过他们的眼前。所以这一代人能够感知时代，但又和时代有着距离。他是夹在中间的。他的童年落在文革的尾巴上，跟他有关又跟他无关，过朴素的生活，受道德的教育；他的成年搭在新时代的车头上，几乎是突然间加速了，上班、守点、奔波、拚命。而他几乎天然的是习惯了散谈的，从童年到少年，他品味着自己的心，看着世事变化，若有所思，若有所解，而任何世事不利他发生肉体的、生存的、物质的关联。这件事后来让他感到是一种多么好的生活，一种精神的生活，他知到那里面心灵的丰富，从而知道现在不得不容身的世界的逼仄，知道孜孜求利的无趣和缺陷。
于是，这代人是观望的。生活在他的外面，革命在他的外面，这些被他的父母、兄姊们抵挡着，使他们不陌生，却又能置身事外．若即若离。于是，他最习惯的姿势是坐着，漫无目的地随想。像窦唯坐在湖边，看着水中的光线失神，可以看一天，看一年，看十年（他一直就是这么看着过来的，但现在他不能看了）。无从表达，无物表达，业已哑默。最后想什么都不知道了，模糊的词句渐渐弥漫，成为毫无意义的单字，在脑中一闪一闪。想一想，从《晚霞》到《黄昏》，为什么正是这一节成为窦唯音乐中最贴心贴肺的瞬间？因为，这正是这一代人反复经历过的体验之一——处在生活的边缘，无所事事，无所思思，像禅宗里的坐忘，隔着尘嚣，塑造了一种——坐着的人生。
这代人有着天生的、永恒的距离感。他成了历史的观看者。文革他经历过，远大理想的教育他经历过，但他却并不是个参与者，这些东西没有跟他发生切切实实血肉相连的关亲。其后，实利社会来临了，这二十年来中国最重大的变化，他也在经历了。但这种经历因为和他理想主义、道德主义的幼年根茎相悖，也产生了种疏离，这使他并不能毫无顾忌地去拥抱一个新时代。而在他其后出生的一群，如七十年代后期出生的那拨人，却不存在这种疏离，他们一开始就处在致富、竞争、创业、发迹地现实中，所以极易表示出彻底入世的品性，他们是崇尚功利的，他们是崇尚现世的奋斗的，这种底色与六十年代人有着鲜明的差异。而六十年代人所经历的心史什么也没留下，却令人惊异地留下了对理想和道义的敬重，虽然这种理想和道义地内核却随着一个时代地转型，随着这代人校园生活的结束被紧随而来的现实一层层的消解了。过去的东西没能固定他，现在的东西只是消解过去，也不能固定他，未来的信念在他最幼小的心灵中扎过根，但成长在不断地摇晃它，所以这代人和过去有距离，和现在有距离，和未来也有距离。这塑造了一种——观看地人生。距离，这是这代人最核心的东西，其实这代人身上几乎所有的特质，都和距离多多少少保持着联系。
这么早就回忆了（4）
这代人是生在城乡结合部的。这不仅因为他栖身的童年和少年，因为抓革命促生产家长无暇，和教育要革命的学制松散，而成了无人过问的野孩子，在树林、废墟、野地、田间留下了他一生都不会磨灭的自由自在的好日子，像是城镇、又像是农村的日子；而且，培养了塑造了他的七十年代的城市，其清冷萧条和今日城市的繁华忙碌相比，也十足地像一个城乡结合部。城乡结合部，已经塑成了这代人精神上地一种形态。他对城市和乡村都似懂非懂，既熟悉又陌生：对自然状态倾心，但没经过农村地作息；城市是他地栖身地，但又感到格格不入。因为无人过问，他的周围从来都没有规范的社会组织，他想让他的以后也没有规范的社会组织。这种经历教给他的最深刻的东西，是对无拘无束（艺术生活？）的着迷，这致使一些人在成年后不惜以流浪的方式去回味，去尝试。而他所经历的在他的生命中可以说是断裂的两个时代，使他对两种生态都有撕心裂肺的关照，他的立场和情感，永远有农业时代/工业时代，本士文明／外来文明，个人体验／社会规范两种界面，这两种界面的相反相成，也是他经常所能提供给你的风景。
这代人是极度矛盾的，因为他生在现代中国变动最快的年代，这个年代横过他的整个成长阶段。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所以他相信善良的价值。并且这几乎成了他在各个时期安身立命去除不尽的底色。从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再到九十年代，刚好是他的童年、少年、青年、成年，他在成长过程中所一点点改换、一点点建立的价值观，又在这成长过程中随时地一点点地蚀落。所以他在这里，又不在这里，相信着什么，同时又不信着什么。在思考和抒倩中，他会一边建立，一边拆除，既保有对价值的认定对高尚的敬仰，又对这种认定和敬仰保持距离，既肯定自己，又打趣自己；既贬损自己，又赞美自己。这几乎成了他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比如，《白衣飘飘的年代》是纪念一位诗人的，是扎心扎肺的纪念，代表高晓松内心里最动情的深处，但高晓松接着就会说：谈不上纪念，找个机会抒环罢了。摆出一副蛮横不在乎的样子。
当然，这只是个最微不足道的例子。足道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可能其先其后的两代人，都还有一种比较坚定的处事观，因为他们都得到了比较稳定的石灰塑造，面对生活可以比较坚定，背弃或投入，都可以比较彻底，而这一代却是实实在在的首尾两代，游历不定。通常的情况是，他认可每一个价值，同时承认每一个的局限。他相信得很深沉，怀疑得也很深沉。这既不通于一个有信仰得人，也绝然与怀疑论者相异。在崇高的事物面前，他是非常深切和动感情的，不会像他的后辈那样混不在意；在新的事物面前，他有探究的欲望，也不会像他的前辈那样一味地排斥。他有历史感，他有信念感，区别于最新一代之轻；他崇尚精神境界，但又不否认世俗玩味，这又跟老中一辈判然有别。
这么早就回忆了（5）
这代人是表达不清的，在他成长过程中就不断接受一个价值，又不断看到一个个价值地流失，所以他始终没有获得一个稳固的、核心的东西。他们几乎一下子无法表达了，刚要开口，他内心中的矛盾已将要说的内容抵消一空。因为无法自表，他们是甘于朦胧的，或者说，朦胧是他们面对世界的一种方式，一种立场。他们对己逝的东西保持距离，对自我倾情，对未来忧心，这几乎成了一种习惯。
这代人是天然地感伤的，像高晓松说的：“写歌是一种瘾，就像回忆是一种病，而感伤是终身不愈的一种残疾。”
这代人是边缘的，他们喜欢在时代的边缘行动。少年时期，他在文革的边缘，青年时期，他又在经济大潮的边缘。
总之他们是过渡年代的过渡体，拥有前后两代人的特点，并同时成为两代人的观察者。看戏，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件事情了，而内心矛盾的相互抵消，会让这中间的一部分人失去行动能力，甚至失去说话能力。
明了了这一切，我们才可以听懂窦唯分不清哪是梦哪是现实的碎片一样的田园美景，听懂“阴晴圆缺在窗外，心中一片艳阳天”的暗示，明白为什么窦唯的那颗心会变成琥珀。窦唯的大意或许可以用他的一段歌词略界：何不来抱着我，何苦要不停的说，也许最好不说；也许不必太难过。
才可以听懂桦梓对人生的幽迷和对情感的珍惜。感受他伤感的唯美情怀所连接的两个年代，原来一边是伤逝的过去，一边是匆忙的现实。桦梓的批判也可以用他的一段歌词略解：人们不知原来，似乎懂得现在，时间虽然向前，却永远经历朝代。
才可以真正听懂高晓松，懂得“我像每个恋爱得孩子一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成长”之句背后的内涵。即使那些浅浅的风花雪月，也落满了变故，落满了永恒。校园是冬季的，宁静里有着冷清，可是没有了爱情诗人和流浪歌手。青春是无悔的，因为它已远去，但总有人不断重演我们的事。而事也是久违的，但它想起来还是甜的，而久违的人还在相册的第一面，而记住的话是“会永远”。俱往矣，但俱往的东西是多么好。
一切都是追忆的，对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而言，追忆中的一切即便再平淡，仍会有一股强大的内心驱动把它化为永恒。他们太爱永恒了，愈不可得愈爱；不变，像一个用不企及的梦，在他们的经历中一次也没有发生多。事实上，真正促使高晓松激情辗转的，是现在的生活——上班、谋生、运转——一个没有心情、匆匆忙忙、动荡不已的世界。
岁月不留痕呀！天地不仁，我们终会模糊得连相片也看不清吧。但那又怎么样呢？那过去多么美，它留在童年里，留在少年里，时时地拿主来揣摩，变得日益光滑，而经历着动荡的时代之潮的剧烈冲洗，它竟变得像珍珠一样珍贵和灿烂了。 在这个过渡的年代，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隐约登台了。随着工业化的深入，随着紧接而来的科技时代，所谓的代却会瓦解。新的社会现实，每一个人都不得不面对。我想，也许不会有许晖所说的“一个伟大契机的到来”，它能够留下来的，仅仅是面对方式上的一些特征吧。
民谣的误读
我在读《民谣三题》（《读书》一九九五年第四期）时，看到李皖竟把“校园民谣”列为中国当代民谣的主脉，颇有些不同的看法。
“校园民谣”只是我们的音乐制作人借以区别台湾七十年代盛行的 “校园歌曲”的一种商业包装诡计，象牙塔产生的那些表露莘莘学子青春情怀的或喜或优的作品，如《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等，实质上只是一种原创的质朴和真诚的流行歌曲而已，我不认为校园能产生真正深刻的“民谣”，因为你不能强求尚未接受商业社会严酷挑战的学子们拿出一些揭露与批判什么社会问题的力作来——至少我在那些上市的所谓“校园民谣”作品中听不出。目前校园歌曲中的真诚与纯情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此类单调复制的盒带给污染了，由此我联想到《北京青年报》上载过的一篇有趣的文章：《向校园民谣致哀》。
李皖应该在《民谣三题》中写下这样的名字——张楚、黄金钢、张广天，他们才有中国当代激动人心的城市民谣精品。在《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蚂蚁蚂蚁》（张楚），《没有人的地方》、《底层》（黄金钢），《人民万岁》、《口号》（张广天）中，才能听到与时下俊男靓女们玩的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