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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六年夏天，我奉命去海滨某城市的医学研究所采写一份调查报告。临走，编
辑部纪主任对我再三指出：这个医科所最近公布的一项科研成果——心脏起搏器，
是一枚政治炸弹，它选在目前这个时机公布，是出于对抗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政
治目的，必须痛加批判。说到这里，纪主任见我似有迷惑不解之意，便微笑着拍拍
我的肩膀说：“这件事，上面很重视，专门有部署。我们考虑到你年轻，有水平，
有魄力，才决定让你去的，你要理解。好吧，祝你金笔生辉。”
就这样，我便匆匆启程了。为了赶报纸预定的发稿时间，到达目的地后，便立
即开始工作，白天去医科所做调查，晚上在下榻的饭店单房间里整理材料。这样过
了两三天，问题基本搞清楚了。这时我才意识到，即将动笔的是一篇很棘手的文章，
因为，调查结果与纪主任的结论完全不符。事实是，心脏起搏器是一项具有高度先
进水平的科研成果，临床试用证明，许多心脏已经停止跳动的病人由此而获得新生。
这项填补我国医疗器械空白的科研成果，是在该所党组织领导下，广大研制人员经
过几年坚韧不拔的努力才获得成功的。至于说公布的时机出于政治目的，也显然站
不住，这不正像责怪一个新生婴儿的降生时辰有政治目的一样的荒唐吗？
我怀着极其矛盾的心情回到住处，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窗外，是灯火点缀
的海滨，浪击礁岸的澎湃声历历可闻。我仿佛觉得这激涌的浪涛是在冲击着我的心
房。很清楚，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我面前，这调查报告怎样写？是根据编辑部的要
求，还是根据客观事实？说明白些，就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说来让人啼笑皆非。本来，党对新闻报道要求绝对真实的准则是无可置疑的，
何以会跑出一个真话与假话的问题来？这不是大荒诞了吗？其实不然。如果在前些
年提出这问题，那的确是荒诞的，而现在，却变成非常自然的事了。
无论如何，稿子还是要写的。按规定，明天就需把稿子发走，时间不容怠慢，
今晚无论怎样也要赶出来。我在桌前坐下，铺开稿纸，尽量使自己冷静下来，以便
从纷乱的思绪中理出个头绪来。可是不行，没等掏出笔，那个荒诞而又自然的问题
又在脑子里打转：说真话呢说假话？说假话呢说真话？……
“呔！”我暴躁地站起身来，几乎吼叫起来，“这不是作践人吗！这不是……”
“叮铃铃——”桌上的电话铃叫起来。我努力稳定下自己的情绪，抓起电话耳
机。原来是长途，编辑部纪主任打来的。由于相距遥远，耳机内嗡嗡的，干扰声很
厉害；幸而纪主任平日说话的腔调就尖利，才使我勉强从干扰的声浪里捕捉到他的
声音。
很自然，电话是为稿子打来的。主任问我进展如何，何时发稿，我便赶紧把在
这里的调查情况及自己矛盾的心情做了汇报，然后如同等候赦令似的期望着他的答
复。但是主任毫不通融，没一丝回旋余地，他说：“一，稿子一定要写，五天后头
版见报；二，坚持原定观点，雷打火烧不变。接着又严厉地批评我缺乏政治敏感，
缺乏路线高度，书生气十足等等。我有些不快地问道：“如果坚持原来观点，与事
实不符咋办？”我话还没说完，便听到耳机内传来一阵尖声尖气的大笑声，这笑声
虽然来自千里之外，却不由使我毛骨悚然。笑过之后，便听到他一字一句好似在咬
着牙根说：“同志，我要提醒你，不要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政治不是科
学，不是1＋l＝2咧！”说完又是一阵刺耳的大笑，笑完，“咔嚓”挂了电话。
我呆痴了，木然地钉在那里，很久很久，耳鼓里仍然响叫着纪主任那尖利的声
音。当然，他那刺人的声音这几年早已听惯，不算太刺激，那带有明显威迫成分的
训斥，我也并不介意，只是他最后的几句话却刺疼了我的心。“政治不是科学，不
是1十l＝2”，这就是说，搞科学需要有老实态度，搞政治则不必；换言之，科学家
应该是老实人，政治家则不必是老实人。难道真是这样吗？这个问题太现实了，几
年来一直困惑着我，有时我想，这在理论上站不住，而在实践中却行得通，要不，
为什么现在社会上许多怪现象不好解释呢？老实人埋头苦干被耻笑，受打击，狡诈
人投机钻营却受重用。就说纪主任吧，新闻界谁不知道他的老底，谁不知道他的升
迁史，写了几篇吹捧文章，便得到上面的重视，调去给某首长当联络员，一年后派
回报社，从一个普通记者摇身一变成了编辑部主任。这究竟是何道理？总而言之，
这个问题——搞政治是否需要诚实的问题，一直在我头脑中翻来复去的斗争着，肯
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总是得不到答案。刚才纪主任的几句话，好像在我发
热的头上猛浇一盆冷水，使我为之一震，我似乎觉得，他是对的，兵书上不是也写
着“兵不厌诈”吗？政治既然是斗争，是打仗，按说诈一些也是应该的，无须非难
的，难道说，我从前真是路线觉悟不高、政治上过于迟钝了？
俗话说，顺理成章，道理通了，文章也觉得可以动笔了。于是，我重新坐下，
振作精神，开始“金笔生辉”了。
然而，文章写得很艰苦，非但没有生辉，笔下反而破绽百出，看来说谎也是一
门学问，想说出个水平来也非一日之功。
一个人的强迫观念有时竟如此强烈，现在，我正处于这种状态。我强迫自己憎
恨什么心脏起搏器，居然成功了，我在内心忿然抨击它的研制人：见鬼，假若精力
过剩，就干点别的好了，何必一定要搞这捞什子，害得我跟着陪绑。
就这样想着写着，写着想着……
陡然，一种极度的不适向我袭来，胸内似有万把尖刀在刺搅，呼吸也要窒息，
身子像一滩泥似地堆在椅子上。不好，一个不祥的念头升上脑际，这是我的心脏病
发作的信号，必须立即喊人求救，否则后果不堪想象。我挣扎着要站起身来，但没
有成功，酸软的四肢一点也不听从大脑的指挥，完了！完了！我简直绝望了，看来，
我将默默在死在这房间里了。正绝望之际，我的目光触到桌上的电话机，蓦然使我
感到尚有一线生机。对！用电话求救！我挣扎着拚尽全力抓起耳机，但紧接着又懊
丧起来，天哩，我打给谁呢？此刻，我除了知道这个城市的电话号码是以（2）为开
端的五位数字外，并不知道任何一个熟悉的电话号码呀，咳，怎么办呢？这时病情
已使我简直无法支持了。拿耳机的手使劲地抖动着。咳，碰碰运气吧，于是，我使
劲伸出另一只手，几乎是在昏迷状态中任意拨了五个数码。呀！通了！有人在接电
话。我像一个溺水人突然抓住一块救生的木板，使劲喊了这么一句：“海滨饭店20
3有病人……”接着眼前一黑，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眼前竟是一个白色世界，墙壁、门窗、吊灯全都雪白雪白，
就连站在我面前的几个人也像是用白玉雕成的。这是什么地方？这时只听有人低声
说：“醒过来了……”可惜没听到后面的话，便又疲倦地昏睡过去。
第二次醒来时，房间里已亮着电灯，乳白色柔和的灯光下，垂下的窗帘上一个
鲜艳的红色十字跳进我的眼帘，我这才慢慢意识到这里是什么地方，意识到我究竟
是谁，也记起打的那个救生电话了。
“护士同志，请告诉我，接我电话的那个人，他是谁？”我焦急地向站在床前
的一位十八、九岁的女护士问道。
护士小姑娘会意地微微一笑，俯下身柔声问道：“感觉好吗？”
“好，他是谁呀？”
“要喝水吗？”
“不，他到底是谁呀？”
姑娘抿着嘴笑了，她用一种欣赏而又调皮的目光看着我，那神情好似说：你呀，
怎么会想到打电话呢？真是个机灵人哩。
接着，她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我。说来，事情简直有些神话色彩了。原
来，我的电话一下子挂进火车站的公用电话间里了，这时的时间是晚上十点三十分。
本来，这么晚电话间是不会有人的，谁想到竟会这么巧，一个准备乘十点四十五分
快车的旅客不早不晚走进电话间，他想用开车前的几分钟给一位上夜班的朋友打个
辞行电话，刚走进电话间，听到铃响了。下面的事自然不用再问了。
“真的，我长这么大，还头一回遇上这样有趣的事呢。”女护士余兴未尽地补
充说。
“那么，他误车了吧？”我问。
“自然。”姑娘说，“他把你送来后，一直在这儿等你脱离了危险才离开……
对了，他要乘今晚的火车走。”说到这里，姑娘看了看手腕上的表，不由悄声叫了
起来：“哟，又是昨晚那个时间呢，这会儿，他也许正上火车哩！”
“你知道，他在哪儿工作？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问他，他就是不肯说。”姑娘说着，站起身走到窗前，轻轻把窗帘
拉开一道缝隙，向着远处灯火如昼的车站方向凝望着，又无限感慨地自语道：“真
是个好人哩……可他就要走了……＂
我默然了，思绪却激烈地奔涌起来：多么高尚的人啊，做了好事连姓名都不留，
这样的人，在现在来说，真可贵呀！说心里话，我是多么渴望能见到他呀，但这已
经不可能了，也许今生永远也不会知道他是谁了……我不胜感叹的想着……
这时，护士小姑娘突然转过身来，忽闪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说：“对了，他说，
他曾见过你哩！”
“见过我？”我不胜惊喜地连忙问，“在哪儿见过我？”
“在医科所。”
“医科所？”我更加惊奇了。极力回忆着在医科所见过的每一个人，到底会是
谁呢？我不禁又问：“他多大年纪？相貌有什么特点？”
“特点？”姑娘咬住嘴唇思忖起来，显然是想力求把“特点”说得准确些，过
了一会才慢慢说：“五十多岁，高个子，瘦瘦的，白净脸，……对了，他的眼睛给
人的印象特别深，就像两汪泉水那么清……”
“啊，莫非是他？”我自语着。姑娘的描述使我蓦地想起一个人来。
那是我头一天去医科所的上午，医科所李副所长领我去起搏器小组做调查，正
穿过二楼走廊时，迎面走过来一个人，五十多岁，瘦高个，白净脸，眼睛炯炯有神。
我冷丁觉得面熟，但想不起在哪里见过，正疑惑间，已走近面前，在这瞬间，他和
我对视了一下目光，便擦肩而过了。后来我问李副所长他是谁，李副所长告诉我，
他也是来采访的记者，叫白黎。
白黎！当时我差点喊出声来，难怪面熟，原来是他呀。说起来，新闻圈子的人
不知道白黎这名字的还真不多呢。他是一个老资格的记者，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八路
军里担任战地记者了。他非常热爱记者工作，解放后，他多次说服上级改变了要他
改行做领导工作的意见。他写过许多出色的文章，记得我上大学时，系里编印的
《新闻写作范例》上曾选刊过他的许多作品，同学们都是做为学习楷模来阅读的。
毕业后我开始做新闻记者工作，六四年在某地听了他的一次谈新闻报道工作的报告，
其中谈到在战争年代里，战地记者们如何坚决执行毛主席关于新闻报道要绝对真实
可靠的指示，在每次战斗胜利后，都要亲自清查战果，搞清俘虏、战利品的准确数
字，力求不多报或少报一人一枪一弹……时间虽已消逝，但他的话，到现在我还记
忆犹新。后来，在旅途中又见过他一次，从此就再也没有见到了。直到十年之后的
七五年，我又从一位朋友嘴里得知他犯了错误，被送到乡下监督劳动去了。这件事
对我震动很大，总想知道他究竟犯的什么错误。后来终于打听到了，原来是为了一
篇稿子。七四年批林批孔时”他去福建一趟，写了一篇调查报告，反映了某地区一
些派性头头重新拉起山头搞武斗，严重干扰了本地区革命和生产的事实。文章后来
刊登在一份内部资料上，不料被上面一位首长看到了，看后大发雷霆，说这是一篇
破坏批林批孔、污蔑新生事物、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反党文章，并责令立即成立“白
黎专案组”，彻底进行追查。就这样，一篇文章引来一场烧身大火。在专案组内，
白黎受尽了种种折磨，无休止的批斗，软硬兼施的“攻心”，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