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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10李敖系列之17蒋介石评传-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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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方箭头针对蒋介石的独裁,非倒蒋不罢休。五月二十五日,汪精卫、孙科、陈济棠等二十二人联名致电蒋介石,限其于四十八小时内引退。两天之后,广州各派通过由汪精卫起草的宣言,公布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以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召开。五月二十八日,非常会议组成设在广州的“国民政府”,以汪为主席。同日蒋介石复电孙科,谓“受总理付托”,拒绝引退,又说什么“既非赵孟之所贵,亦非赵孟所能贱”!于是宁粤分裂,国府又闹双包案。北平的扩大会议结束才半年左右,又出了一个广州非常会议,都是以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为旗号。事实上,蒋不仅独裁,而且蛮横,囚禁胡汉民就是明证。他这样做,固然导致国民党一再分裂,更不必说整个国家的分崩离析,对他自己也大大不利,自揭其短,成为众矢之的。
  最有趣的是,当粤方国民党唱出对台戏之后,蒋介石竟想再请胡汉民出来主持党务,所以“防卫较弛”。(见《邵元冲日记》,页七三九)蒋之“随机应变”有如此!如果胡答允,蒋正好“釜底抽薪”,但是胡毕竟是比较有原则与操守的国民党人,尚不至于为了做官,可以马上忘记蒋氏的霸道与蛮横。
  七月二十一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颁布讨伐令,以剿共讨蒋为号召。九月初,两广部队又誓师北伐,分袭湘赣,九月六日,已占湖南郴州,十三日与蒋军顾祝同部战于衡阳,粤桂军乘胜入城。但不到五天,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帝侵占东北,国人悲愤至极,外侮临头,不好再打内战了,双方于是休兵。蒋介石于九月二十一日回到南京,即请自日归国的陈铭枢赴粤谋和,即以下野为条件,“亦甚愿接受”。翌日,邵元冲受命去见胡汉民,促其出主中枢,但胡回答得妙极,说是“贤、不肖不能并存,进贤必退不肖”(《邵元冲日记》,页七七六),要他胡汉民贤者出山,你蒋介石不肖,就得下台!誓不共存,颇有点志气。
  在蒋授意下,陈铭枢由蔡元培、张继陪同,于九月二十八日抵达香港,与粤方代表汪精卫、孙科、李文范会谈。粤方提出三点:一、任陈铭枢掌京、沪卫戍事宜;二、由蒋发一电,对数年来政治措施引咎,并声明统一政府办法决定后,即行下野;三、由粤方通电取消粤中政府,来京开会协商统一政府事。(引自《邵元冲日记》,页七七八)三十日,宁方开中央政治会议后,讨论粤方三条件,蒋决定先发表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然后于十月五日电粤,谓“当此外交紧急”,“不可一日无政府”,希望粤方同志早日来沪,再谈其余两点。粤方认为有理,然而坚持最低限度应先释放胡汉民。陈铭枢等将此意见于十二日带回南京,胡汉民遂于十四日,由下关登车赴沪(见《邵元冲日记》,页七八四),禁足七个半月之后,终于获得自由,然而遗恨绵绵不尽,对蒋绝不原谅,可见之于胡向吴鼎昌所说:“我在南京给他(指蒋)当了几年家,想不到他翻脸不认人,最后耍出这样的流氓手段!”(容斋《蒋介石汤山软禁胡汉民》,页四○○至四○一)
  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二日,蒋介石与胡汉民、汪精卫在上海见面,这三个孙中山手下的欢喜冤家想再度携手,据次日《大公报》的报道,汪蒋“互道别绪,握手言笑,甚为欢洽”,为蒋、汪合作铺了路,但蒋、胡是否能再度合作,胡、汪关系能否融洽,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蒋介石在粤方坚持以及抗日怒潮双重压力下,不得已于十二月十五日辞职。宁粤两方遂于二十二日正式合流,在南京举行四届一中全会,组织政府,选举林森为国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蒋虽下野,仍与汪、胡同任中常委,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事前已有妥善布置,党政军中的实力犹在,特务组织仍在掌握之中。同时蒋竭力拉拢汪派,诸如要求陈公博转达,“中兴本党,非汪莫属”(《国闻周报》第九卷第一期)等等。一年之前,蒋仍口口声声,声讨汪逆,而今竟以中兴大任相寄,变化之快,令人咋舌,然而蒋未必心口如一,只是为了政治现实所需,借政敌之影响,为东山再起之谋。在蒋氏心目中,显然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
  不过,奇异的是,自一九二七年以来,五年于兹,蒋介石联甲倒乙,翻云覆雨,结果依然是群雄割据、党国分裂的局面。统一徒成虚愿,蒋氏实际控制的范围,仍然跳不出孙传芳五省联军总司令的掌心,而内忧赤共、外患日帝,则尤远远过之。
  
  第三节 蒋介石与“一·二八”
  蒋介石虽然再度下野,但政治动作依然不断,身在奉化老家,并无碍遥控南京政权。他于离京之前,以最快速度任命亲信顾祝同为江苏省主席、鲁涤平为浙江省主席、熊式辉为江西省主席,又命财长宋子文取走重要财政档案,再命黄埔弟子贺衷寒、康泽等积极筹组复兴社,以巩固特务势力。唐纵也透露蒋于下野之初下令组织“十人联络组”,又称“十人团”,分布各地。(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页二十八)他为了尽快复出,有借重国民党内汪精卫及其改组派的必要,乃邀汪到杭州一晤。
  汪氏夫妇一行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六日抵达杭州,当晚与蒋闭门深谈,翌日报纸只透露“晤谈甚融洽”,不及内容,惟融洽属实,是日蒋汪联名致电胡汉民,促其入京,已发蒋汪合作的先声。元月十八日,行政院长孙科偕何应钦等飞抵杭州,张人杰、张继设宴于烟霞洞,蒋汪同时赴宴,状至愉快。这一批国民党要员又于宴后辟室会商,决定共同入京。林森与孙科在南京显然难以应付,外交与财政问题尤不堪负荷。
  蒋、汪等于元月二十二日返抵南京,第二天就开紧急会议。再过两天,孙科就主动宣布辞职,由汪精卫于元月二十八日继任行政院长,并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指定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李宗仁为五人常委。三月六日,国民党召开中政会,正式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自此蒋委员长成为最高领袖的代名词,又逐步恢复到一人军事独裁的局面。宁粤决裂时,粤方坚持蒋下野以及撤销总司令以夺其兵柄的努力,完全白费。蒋氏不仅迅速复出,而且重握军权,只是换了一个头衔,由蒋总司令摇身一变成为蒋委员长。
  蒋汪合作,各取所需。蒋因宁粤分裂而被迫下野,拉汪合作,立孤粤方之势,也是分化手段的一种。同时蒋已得罪了胡汉民,另外需要元老级的老国民党来抬轿子。而汪氏的改组派与粤亦有意识形态的矛盾以及权力之争,也不难被分化。至于汪本人,无论动机在于共赴国难或政治分赃,于多年流亡之余,终于有主政的机会,自然难以拒绝。
  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立即碰上“一二八事变”。此一事变,在国民党史册上,“不惟表现了我军牺牲不屈的精神,加强了民族抗战的意志,国际视听亦为之一变。”(台湾版高中历史教科书第三十二章)其实这一作战,却是在对蒋介石有技巧的“抗命”情况下出现的。蒋介石与汪精卫绝不是抗日首义作战者,他们的既定政策是“先安内再攘外”。他们上台时就批评孙科政府陈友仁对日政策太过强硬,所谓强硬,不过是要和日本“和平绝交”。陈友仁也不客气地批评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声言:“余敢正告国人,蒋氏此种消极政策,如更进一步,难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
  真正“抗命”抗日的是卫戍京沪的十九路军。此军的前身是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是陈铭枢。一九三O年形成十九路军,总指挥是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司令戴戟、师长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等,当年都是陈铭枢第四团的团附、副官、连、排长。这一陈家班的部队,由于宁粤谈判讨论国民党复合问题时,自江西调到京沪一带,任卫戍之职,为对宁粤双方的保证。广州方面是不相信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大家怕他用兵劫持北上的代表。所以,十九路军的卫戍京沪,就顺理成章了。虽然如此,蒋介石却始终不放心,因为十九路军不是他的嫡系军队,自然难以绝对配合他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蒋介石的亲日政策。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秘密下令不抵抗,坐失了东北,如今十九路军驻在京沪,碍手碍脚,自所当然。于是,把十九路军调走,也就是迟早的事。
  正在这时候,日本海军为了不让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专美于前,也派遣军舰四艘到上海示威,并开进长江,向江阴要塞扫射。接着又把军舰集结在汉口,举行陆战队武装演习。同时,上海的日本侨民又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十二日起,接连举行居留民大会和游行,请日本政府迅速用断然手段彻底解决中日间所有悬案,根本制止中国的反日运动。日本浪人更乘机在上海北四川路一带撕毁中国商店的反日标语,甚至殴打行人。日本水兵也在上海浦东打伤中国工人。十一月二日,上海又出现了“长江流域日本人联合大会”,日本侨民三千余人在会中决议:“日本须断然膺惩暴戾的中国。”一九三二年一月十八日,五个日本和尚给打伤了,日本侨民两千余人,就在二十日这天,借口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及海军陆战队请愿,同时在闸北地区捣毁了中国商店,殴打行人。这些情形和关东军假借黑龙江的日本侨民请愿,向东北进兵“保侨”的手法,如出一辙。
  日本和尚被打事件发生后,上海市政府立刻命令公安局限期缉拿凶手归案法办。但一月二十一日拂晓,日本浪人两次放火烧了杨树浦的三友实业社毛巾工厂,并砍伤了用电话报警的守卫巡捕,日本陆战队也同时出动。一月二十二日,日本海军增派兵舰赶来上海。一月二十三日,日文报纸传声警告:日本舰队司令和日本侨民宣言: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制止抗日运动,并解散各抗日团体,否则自由行动。
  日本人既已横行至此,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遂在一月二十三日上电中央,表示说:“据报:日本海军及陆战队强迫我接受不能忍受之条件,并闻将取断然处置。职等为国家人格计,如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十九路军这种决心抗日的举动,显然与蒋介石处处对日本低声下气的政治不合。于是,他决定立刻调走十九路军,并且向日本人屈服,答应日本人道歉、赔款、解散抗日团体四条件。可是,虽然答应了四条件,日本人还是大动干戈了。
  原因是日本人开出的条件已极为苛刻,而蒋汪南京政府纵使向日本人既磕头又作揖,可是日本人还是不肯罢休,大出蒋介石意料之外。蒋介石在一月二十九日日记中说:“闻昨日对上海日领事要求,我方已予承认,彼亦已满足,且表示傍晚撤兵,何乃至午夜又冲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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