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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录用过程的90％都是情绪化的，换句话说，如果我喜欢你，我也许就录用你。如果别人感到你有敌意、不积极或者带有重大的情绪包袱，这也许会传递一种复杂的讯息，极大地影响你的求职。
做出录用决定的90％都是凭情绪，这一事实真令人沮丧。那么技能和成就就不重要吗？但是，如果一个“赢者心态”是我所需要的东西，我决定还是努力培养一个这样的心态。于是我问金伯利，怎样才能产生那样的心态？
也许对她来说，没有一个“赢者心态”才难呢，因为她立即就想知道我的拦路虎到底是什么。“你担心什么？”
“我的年龄，比如说。”
“所以，策略就是根本不把你的年龄当回事。你希望自己处在哪个年龄段？”
我告诉她我对目前的年龄没什么意见，但是这答案显然并不符合她的标准。她开始解释“生理年龄”和“实际年龄”之间的区别。我坚持我对“我是谁”感到很快乐，谢谢你—这也并不能让她闭嘴。“你就不能觉得自己是37岁吗？”她还在继续。
实际上，我感到我比37岁时做得好得多，但是，去它的，我干脆同意37岁就是我的“生理年龄”就是了。
“所以，你现在是37岁了！”她带着胜利者的口吻宣布。
“但是，我的真实年纪可以从简历中推算出来，因为那上面标出了大学毕业的年份。”
“当然不要在简历上标出大学毕业年份啊，”她建议，“还要把最早的工作经历都删掉，上溯10年就可以了，最多15年。”
这话差点让我闭过气去！她还不如让我做膝盖以上大腿截肢手术呢！我开始哀悼芭芭拉·亚历山大，一直自我感觉良好的“她”现在必须被浓缩成一个37岁的侏儒怪物。我1989年之前的经历都要从简历上一笔勾销。
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是我从这次指导中“打包带走”（至少我学到了一些行话）的另一份东西：我并不是求职世界中唯一的骗子。我从金伯利那里，还有某种程度上从外表迟钝的乔安妮那里一直学的就是怎样撒谎，怎样令毫不出色的简历血肉丰满起来，怎样映射出一种我从未感受到也不够资格感受的自信心。欺骗是这个游戏的组成部分。即使与金伯利相处，也一直是训练过程的一部分。我承认这一环我始终做得不好，她曾经借用一个“跳舞”的比喻来告诉我：“我们在共舞，但是我们总是踩到对方的脚趾。”我可以是我希望成为的任何一种人，只要我相信—这就是那个讯息。我已经准备好，或者快要准备好，进入那个求职的世界了。
《穷途末路的美国梦》 第一部分踏入联谊世界（1）
正当操作的求职应该比一份真实的工作更加费时。如果你有一份工作，那么你也许能享受朝九晚五的奢侈生活；如果你在求职，那你就按一天工作12~16个小时来做计划吧。举例说，有一天我整个上午都扑在简历上，下午却读到了一篇忠告：“一份写给‘任何人’的求职信加简历不过是一堆垃圾，没有求职信的简历只会给人拿来塞箱底……”所有不请自来的简历都会从收信箱直接扔进垃圾箱。有的简历有望得到一封拒信，大多数却只是被忽略，99。2％会被揉做一团后扔掉。
我浏览过的所有求职网页都强调联谊会的重要性。最开始，我还天真地将之想象为一个相当随意的社交练习，也许主办方还供应白葡萄酒呢。然而，乔安妮和金伯利却一直在修正我对联谊会的印象，她们说那是个需要辛苦准备、纪律和毅力的活动。当我告诉金伯利我想参加联谊会的意愿时，她果断地打断我，要求听一听我的“电梯发言”，所谓“电梯发言”，就是一段30～45秒钟之间的自我宣传。比如以我的情况来说，按照金伯利的建议，就应该这样开始：“大家好，我是芭芭拉·亚历山大，一位很棒的公关从业人员。”在我与乔安妮的一次电话咨询上，她还跟我分享了她自己的电梯发言—这证明她也在找工作—当我鼓起勇气表示她的发言听起来有些僵硬不自然时，她承认还没完全背熟。
在网上搜索了几个小时，终于找到了一个在华盛顿特区的“40岁以上人士俱乐部”要举行联谊会，这地方离我的住所大概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俱乐部是专为帮助进入中年的白领人士求职所设立的，它的第一个专家组成员包括好几个著名企业家和文化名人呢，比如IBM的创始人汤姆·沃森、JC Penney的詹姆斯·凯西·彭尼、电视人格的奥塞·高德佛雷，还有《积极思考的力量》一书的作者诺曼·文森特·皮尔—这位“大师”，我私下以为应该是金伯利的知识分子祖父。虽然有个不凡的起源，但这个全美共有19个分会的俱乐部其实是一个失业白领的草根组织，因为它完全由志愿者经营，这些志愿者也是为方便起见，直接从失业的中年白领大军中抽取出来的。
联谊会是在一个微雨的1月早晨9点半开始的，地址听起来很有点不凡：杜邦环岛附近。其实那个地方是个又黑又乱、完全没有装修的地下室。帕美拉，一个50岁左右的女士，穿着一件长长的紧身裙，给人一种类似美人鱼的效果，站在走廊里招呼我去一个桌子旁，那里有另一个50岁左右的工作人员特德，正在负责分发名牌。特德穿着一套皱巴巴的西装，奇怪地映衬出他有一只似乎被打肿的熊猫眼。“不行”，他在叫我，说我不能拿红色名牌，因为我是“新人”，于是分给我一个蓝色的牌子。他避开我的直视，也许是为了分散我对那只熊猫眼的注意，告诉我联谊会会持续到10点钟，结束后欢迎我们去听一个“求职者的新年志愿”讲座。
时间不多，所以我希望赶紧投入，与我的求职伙伴们见面聊天，向他们介绍自己，询问一下他们都在找什么类型的工作。围着讲台呈半圆形布置的椅子上，稀稀拉拉地坐着大约15个人，都是中年白人，彼此距离很远。我在位置坐满之前成功地和几个人建立了联系：迈克，从事金融业；吉姆也是做公关的，叫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是，他的求职历程已经长达7个月。一个自称是媒体经理的男人缠上了我，说他比谁都苦闷，他为时代华纳工作了11年，却在公司不明原因的一次企业重组中被裁员，没有收入的他还有两个十几岁的孩子要养育。看，这些就是我的同病相怜者，这些男人，还有少数的女人，待会儿活动结束后就要像我一样回到家中餐厅的桌子旁，坐下来，孤独地在网上搜索一下午。
我来之前还一直担心没好好准备一份“电梯发言”，结果和我搭讪的根本没有一个人做这类发言，更没有人要求我说。金伯利和乔安妮都在想什么呢？这里大多数求职者的脸上都挂着一种消极和微弱的期望；穿得虽然很整洁，但是几乎没有人的衣饰超过毛衣便裤的层次。按照这些表面的特征判断，如果这群人中出现另外一个ENTJ，我会大吃一惊的。事实上，即使这个屋子坐满30个人，都是这个年龄段的，全场也只会有我一个人在进行系统性的“活动”。后来的一个叫迈克尔的人，对我的一脸微笑几乎没有任何反应，只管将他的头埋进《华盛顿邮报》中。我只好越过他跟弗兰克打招呼，弗兰克60岁左右，皱纹满面，他说自己是个财务顾问。
“你知道布什有什么问题吗？”他问我，“他从来就不需要工作，他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一切都是别人为他安排好后恭敬地递给他。”
我点头表示同意，并说自己也是一个顾问—这是我学到的一个可以代替“自由职业”的说法。他发现那就是“他们希望我们都变成的人—顾问”。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利用我们，不需要的时候让我们消失，没有任何利益和麻烦牵涉其间。
10点钟，会议由默尔拉开序幕，她解释说俱乐部的“核心任务”就是把像我这样的新手转变为精明强干的求职机器。我发现自己已经盲目地受到默尔的鼓动了。她很漂亮，这是第一，可能和我一般年纪或者稍微年轻些，而且有一种令人瞩目的镇静姿态。我将她当做女性经理人的样板—语气和善却对手头的工作容不得一丝偏差。她说她已经连续求职9个月了—不过看她的架势，这个数字一定是她作为这儿领导的一个资历证明—但是这个信息让人绝望。如果这样一个具有领导素质的角色还会失业达一年之久，那我这种人还有什么希望呢？
默尔介绍了我们的主讲人乔·洛克伦，乔以前在华尔街工作，拥有哈佛MBA学位，现在经营自己的“职业教练”事业，或者像俱乐部网页上关于他的简介所说的那样，是“过渡期加速器”。这个高大、温和的男人穿着卡其布裤子和红色汗衫，像个预科学生一样上台了。他的开场白有点自嘲，说自己的新年志愿就是戒巧克力—他“很可能会因为吃太多而引起麻烦”—接着他似乎很难放弃巧克力这个主题，绕来绕去地讲新年志愿会怎样引起“多米诺效应”：暂时不想买新套装是因为等着戒巧克力后会减下几磅来，而又因为没有新套装，无法去参加一个重要的面试。这个教训听起来似乎是：不要自找麻烦定什么新年志愿。好，讲话完毕。
但是当他问到我们在求职期间面对的障碍是什么时，气氛开始活跃起来。在场有一半人举起手，列举他们的障碍是恐惧、惰性、尴尬、拖延、钱的问题、“非线性的职业道路”，还有失眠的挑战。我看见特德靠墙站着，对别人提出来的每一种求职障碍都猛烈地点头认可，似乎表明他对这所有的问题都非常了解。乔尽量在活动白板上记下所有发言的关键词。我觉得我的问题是常常被一天需要做的事情弄得手忙脚乱，缺乏重点，这叫“没有计划性”。
这时候我正期待乔能提供解决方案，但是默尔从没放弃自己站在房间前面的有利地形，上前一步发问：“那么有人做过些什么来处理这些障碍呢？”我希望的是乔来回答问题，虽然现在他只不过在记笔记和做些服务性的工作，穿着他那件鲜红的汗衫，好像一盏活人做的红绿灯。但是，很快，关于“缺乏计划性”的解决方案一股脑儿地倾泻而下—“我每天都做计划，包括上网搜索和运动，”一个女人贡献她的方法，“这会促使我比较负责地进行自我管理，即使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另外一个人补充道：“我给自己设定闹钟，时间都和以前上班时一模一样，我起床、刮胡子、穿衣服，就跟我要去办公室一样。”另外的方法是：让你的伴侣充当“监督”来提醒你“你说过今天要干这样或那样的”。
这些建议听起来让人吃惊：原来，求职并不是失业在家，它本身也是一项工作，而且你应该将这件事运作得像一门真正的职业，同样具有在受雇期间那些令人不快的特质，比如要遵守命令—命令，在这里就是你自己发出的。
《穷途末路的美国梦》 第一部分踏入联谊世界（2）
每个人都同意像一个真正的老板一样进行自我管理的必要性，虽说这里立即提出了一个概念性的问题：如果“出售自己”是一个拟物式的游戏，“管理自己”就走得太远了些，几乎已经进入了心理克隆的领域。在我脑海中：芭芭拉裂变成一个工作中的芭芭拉（坐在电脑前搜索工作），一个产品芭芭拉（必须卖掉的一件产品），现在还有一个管理者芭芭拉（责任是监督和管理前两个芭芭拉）—这些芭芭拉在同一间逼仄的办公室中争当主导力量。我想起了我的第一个职业教练—莫顿的课程中所谓“核心能力”中的一种，的的确确就是“自我管理”。
但是我开始明白这里的主题了，其实是对痛苦的管理和对悲伤的调适。如果你被一个庞大的企业机器抛弃不用，从此呆坐家中翻来覆去地琢磨自己的无能，那么布置些小任务让自己的一天充实起来，最好有人监督着完成，这确实是有意义的。
如果不想要人为制造出来的忙碌，那么另一种状况就是彻头彻尾的抑郁，就像一个灰头发的高大男人的发言所说（他当时像要确认什么似的举起手来）：“内心自省，如果在一个正确的思想框架中进行，是相当有力量的一种行为，否则会让你抑郁不已。”在座的人可能在猜想他在求职过程中是怎样忍受黑夜中的灵魂煎熬的，但是对于默尔和乔来说，他的发言只不过是对“失眠”问题的一种补充而已，同样用来说明即使面对绝望，也要保持积极胜利的心态。此时，进行自我管理的论调又让位给脆弱的享乐主义了：我们应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