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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昔日的寻常生活已经变得稀有，在虬江路和西藏北路、虬江路和四川北路交叉处，还有江西北路附近，一些石库门建筑在做最后的拆除。这几乎使我们丧失了进入老上海真实生活的最后机会，那个上海正在对我们关上大门。它们拦住了我们的去路，往日性感诡秘的生活永远消失。
四
可以把马可时期的上海与Kim时期的上海进行一番对照，尽管两者相距不远。就在那个有斜阳的午后，我跟随马可走进石库门弄堂，仔细打量老房子的每一处细节。我注意到那些房子都是排排相对，一家的院门对着另一家的院门，像对偶一样格律整齐。大人们低头不见抬头见，孩子们更是聚集在巷弄里共同玩耍。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结构设计在充分保证家庭隐私的前提下，又赋予了不同家庭之间共同生活的空间。也就是说，它与“个人—家庭—社会”的伦理关系是同构的，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物化体现，因而，这是一种附合人性的建筑（这是因为它们吸收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某些理念），与其相比，现代建筑则使人陷入一种囚徒般的生活——每个人被分割在封闭的空间里，楼房里没有公共场所，人们通过在空中乱舞的手机信号来传递信息。现代建筑表明了人类智慧的枯竭，人类没有找到一种安顿自身的更好的方式，但他们却对前人的智慧不屑一顾。
我和Kim见到的却是另外一个上海，那里到处是残垣断壁。这样的景象与其他城市的拆房工地如出一辙，因而对它们的描述在此可以省略。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一座石库门，门楣上写着某某里或某某弄，我们会喜出望外。走进去，会有一条悠长的老弄堂，带着所有旧日时光的讯息出现在面前——那些永远滴水的晾衣杆，坐在竹椅上看晚报的老奶奶，放学排着队在弄堂里弯来弯去的学生们……一个弄堂有时会牵引出好几条弄堂，而所有的老房子，都阵列在那里，等待着时间的检阅。然而，弄堂的尽头，必定是一堆砖瓦的废墟。所有弄堂的终点都必将是废墟。这几乎使我们所有的怀旧之路都成为断路。我们无论往哪个方向走，最终都将与废墟相遇。废墟虽然丑陋，但在这个世界上，它们比那些精致的老房子更受青睐。所以它们在城市经络细密的肌体上，像牛皮癣一样肆无忌惮地疯长。
在老西门附近，遍布着废墟的迷宫。那些尚未拆除的弄堂，依旧沉浸在自己的章节里，提供着旧日生活的示范。显然，与老房子相比，废墟、垃圾和工地更加理直气壮，它们仿佛得到了未来的授权，来宣判旧日生活的死刑。上海，市井中的温柔乡，即将失去它最后的布景。它们今后将成为摄影棚里的假景，来呼应我们的怀念与想象。
二零零五年八九月间写
九月九日完成
天津：夜与昼
一
夜色把天津修改成另一座城市。Kim和我在夜幕里潜入天津，这使她有了一种做梦的感觉。她把这里称作“goast town”，意思是“鬼城”。晚上七点，街上却没有人，一百多年前的老洋房肃立着，斑驳的基座与廊柱在经过彩色灯光的包装之后，呈现出怪异的表情。那灯光显然经过了一番设计，很像马戏表演时的灯光一样灿烂、妖媚，与古旧的街道极不相配，但它增加了整条街道的超现实感。这样的氛围可以使一个人的血流加快，身体变轻，意志在假设的抵达中迷失。Kim说她以为自己回到了波士顿，即使在波士顿，也见不到这么多的老洋房。
解放北路两边罗列着许多具体的房子，但这条道路是抽象的，灯光、广告、电动旋转门……那些彼此交叉的异质符号使这里变得离奇，我们看到了时间的叠加效果，如同在一张脸上同时目睹了它的青春期和老年。我没有在那些石头房子上找到西洋钟，即使有，它们也会指向不同的时间。时间总是比空间更加任性，但在此刻，夜色掩盖了道路的边界，使它变得像时间一样高深莫测。我们在冬夜的寂静里走过解放北路，我们看到空间附着在时间之上一点一点地呈现。这是地图上标注的那条道路吗？我有点怀疑。解放北路似乎已经断绝了它与我手里那份天津市交通图之间的联系，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址，而只是梦中的布景。Kim坚持认为，只要从前边的街角转弯，她就能找到波士顿那家熟悉的咖啡馆。
只有少数人在夜间穿越这条街道。他们乘坐豪华的车子，在西洋古堡式的饭店前停下，侍者以雪白的手套为他们打开车门。周围的洋楼大都被大的银行和公司占领，下班以后，里面一片漆黑，只有饭店里灯火通明，外人只能透过灯光闪耀的大门窥视里面水晶宫般的华丽，总有人会出现在这样的城堡里面，像小说里的公人主，但永远不会是他们自己。那些人应该是一百年前的人，他们的身影一闪就不见了，只剩下空荡荡的旋转门，依然凭借惯性缓慢转动。
二
但在白天，这完全是另外一条街道，它吵嚷、喧嚣、拥挤，它是许多人上班、上学、办事、购物、吃饭、赶火车的必经之路，也就是说，这一条道路上重叠着许多条道路，那些道路彼此磨擦、碰撞，甚至大动干戈，于是，这条老街也变得益发暴躁、怪异和不可理喻。白天的解放北路是一条现实中的道路，与天津市任何一条道路没有区别。出租汽车司机对于天津的道路怨声载道，他们希望这座城市能够进行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造，好让它彻底脱胎换骨。
解放北路已列入保护范围，但司机们也将如愿以偿，在与解放北路几乎平行的大沽北路上，拆迁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那条道路正在变成肢解洋楼的现场。那些老房子至少已经在那里站立了一百年，如果没有经历这次大规模围剿，它们至少还要站立一百年，或许更久。但是现在，拆房者众志成城，同仇敌忾，只争朝夕，坚硬的石头已经放弃了抵抗。窗子消失了，雕花被砸掉了，立面倒塌了，如果运气好，还可以看到裸露在外的壁炉，正面对着虚拟的客厅发呆。房屋变成骨架、变成平地，我仿佛看见时间在倒退，回到建造它们之前的年代，只是搬家公司的广告像病菌一样在老房子体内迅速繁殖，使有关时间的想象大打折扣。
在这里，白天表现出对于夜晚的尖锐的敌意，它用凡俗、琐碎、阴霾的生活来瓦解夜晚的浪漫、诡异和明亮。它是梦想的敌人，用越来越多的挣扎者充填那些童话里的城堡，以此来改变那些精致房子里的生态环境，并且最终因此而取得了毁灭那些房子的理由。白天的这一策略取得了成功，它让我们目睹了老房子里的肮脏、拥挤和混乱不堪，并把一切罪过推卸给老洋房本身，尽管这些房子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远比那些新建的“火柴盒”高明许多。
三
冯骥才写道：“一百年来，天津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入口’。一个是传统入口——从三岔口下船，举足就迈入了北方平原那种彼此大同小异的老城文化里；另一个是近代入口——由老龙头车站下车，一过金钢桥，满眼外来建筑，突兀奇异，恍如异国，这便是天津最具特色、最夺目的文化风光了。”（《小洋楼的未来价值》，见《手下留情》，第十八页，学林出版社，二OOO年版）舟船与火车，是代表两种文明的最佳意象，前者悠缓、松驰，心不在焉，后者迅猛、强烈、不容分说。与它们相连的，分别是稳定恒常的传统街巷，和刺激晕眩的西洋风景。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生活形态，它们被不同的性质的房屋所区分。然而，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异质生活的空间秩序在大革命的狂欢与苦难中土崩瓦解。人口以爆炸的速度迅速塞满所有的房屋，此时的洋房已经成为集体宿舍，它仅能作为实用的居所存在，而所有与实用无关的事物均显得多余和奢侈。某种只能在洋房里滋生的生活被正式取缔，人与建筑之间的相互选择关系至此结束。
大沽北路记录着老房子的此类履历。在这里，洋房早就开始被迫接受肮脏隐晦、混乱不堪的生活，包括赌博、醉酒、偷情、吵架和揩油。尽管这里面也有欢愉、兴奋以及邻里间的相互依靠，但它们混淆了老城与租界的空间布景，它们应当寻找与其匹配的空间，并在那里挽留他们的人伦关系。生活与房屋的这种粗暴组合只能产生一种荒诞效果。
面对凡俗生活的过度发情，老洋房表现得比较克制，在更多时候，它们冷静面对世事的迁徙，即使人们把这种生活视作乐园，它们也并不发表不同意见。
四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类型的洋房聚集在同一座城市里，仿佛一场华丽的盛宴。Kim也没有，她去过意大利，她说意大利最好的老房子大多是公共建筑，比如教堂，而住宅并不比天津的好。天津像是一座建筑的仓库，表现出对于漂亮房子的某种贪婪。学习建筑的人甚至不需要游历世界，只要到天津就够了，天津为他们准备了一部有关建筑学的加厚辞典，它的十字路口仿佛变幻无穷的神秘暗道，为我们提供通往异国的最便捷途径。
十九世纪，在清廷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之后，天津开埠，英、法、美、德、日、意、俄、奥、比九国租界开始形成。每个国家都选用最好的设计师建造租界建筑，以炫耀自身的历史文化。对于这些建筑，有人曾作细致描述，现录于下：
在天津的小洋楼建筑中，罗马式建筑采用券柱，增加构图的曲线，其运用也并不局限于房屋的支柱，广泛运用于门窗的装饰；多变的巴洛克建筑风格，更加强调其变化之美，运用其夸张变形的手法，强调建筑表面的凹凸变化，富于动感；意式风格的反映，则主要以科林斯柱式（Corinthian）的柔美加以强调，突出华丽之感；俄式建筑则以浑圆饱满、富于生气的葱头穹顶见称；另外还有折中主义风格、浪漫主义风格、希腊复兴风格等等。
在柱式上，除一般传统应用的陶立克柱式（Doric）、爱奥尼科柱式（Ionic）、科林斯柱式（Corinthian）、塔司干柱式（Tuscan）和复合柱式（bosite）五种以外，又发挥和发展了如螺旋形柱式和磨砖砌成的柱式等。在柱式的组合方面，西洋古典建筑常用的壁柱、列柱、旋柱、倚柱等都可以见到。
天津小洋楼的另一特色在门，尤其是大门的处理上，特别注重了门的使用功能和与主体建筑的协调。不论是古希腊建筑风格的公共建筑，或是荷兰民居风格的住宅，以及一般民宅都有自己的特点。在窗的处理上，通常把凹凸的线条与雕饰巧妙地结合运用，使建筑物的外檐更加和谐、深邃。外檐上的花饰、浮雕也很统一，主要集中在山花、檐部、柱头、旋洞、门套等部位，犹如一组精美的艺术品。各种因素的形成主要是其历史人文使然。
同时，由于与西方古典建筑相比，天津小洋楼形成年代较晚。设计师们在作品中往往省去了一些繁琐的传统装饰，又利用当时建筑材料的特点，吸收了当时的流派做法，创作出简洁大方、婀娜多姿的空间造型，不仅有力地表现了建筑的整体艺术效果，而且把历史人文与整个城市的居住空间装点得起伏有序、优雅别致。（马千：《北京有四合院 天津有小洋楼》，原载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二日《北京青年报》）
清末学者孙宝瑄在他的著作中对天津洋房津津乐道，在他的《忘日庐日记》中，赞美之辞不胜枚举。其中光绪二十九年（公元一九零三年）日记中，对它们作如下描述：“盖纵横曲直，高楼峻宇，皆西国模制，无稍稍闲杂。殆与游欧洲街市无异，上海所不如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政局多变，各种身份显要或特殊的人物，从各地来到天津租界这块‘超然世外’的空间里建造住宅别墅。”（冯骥才：《小洋楼的未来价值》，见《手下留情》，第二十三页）其中不乏国亲国戚、总统督军、富贾明星。“这些沿续着租界风格建造的小洋楼却不再严格遵循外来的样式规范，而是依从它们中国主人的口味与习惯，并信由中国的设计师们随心所欲地改造，致使各国租界晚期建筑彼此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一种津地所独有的小洋楼风情便悄然形成。”（同上）
孙宝瑄一厢情愿地把天津的西式建筑置于上海之上，但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