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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瓣儿在风里滑滑梯，
小白鱼在波浪里滑滑梯，
夏夜的天空是滑梯，
留给一颗小星去玩皮。
荷叶的绿茸茸的滑梯，
留给小水滴。
从键盘上滑下来的是，
朵、瑞、咪、发、梭、拉、提；
从摇篮里滑出来的是，
小表妹梦里的笑意。
真的，真的，
全世界都在滑滑梯。
他看了，大为高兴，问我还有多少，他说可以串成一组来写，我也很兴奋，听到艺术家肯屈身为孩子做事，我总是感动的，我后来搜了十几首，拿去给他——却是拿到医院里给他的，他坐在五病房的接待室里，仍然意气昂杨，仍然笑得那么漂亮：
“每一首都可以写，我一出去就写，真好。”
后来他一直未能出院，他不知是安慰自己还是我，他说：“酝酿得久些，对创作有好处。”
他还跟我谈他的歌剧，前面一部分序曲已写好，倒是很像《绣襦记》里的郑元和成为歌郎去鬻技的那段，他叙述一个读书人在一场卖唱人的竞歌中得到第一，结果众卖唱人排挤他，他终于在孤单的、不被接纳的情形下，直奔深山，想要参悟生命究竟是什么，可惜中间这段的歌词部份（其实不是歌词部分，而是思想部份）全还想不到较好的处理方法，他提到这出未完成的歌剧有一点点惆怅，他说：
“在国外，一个大歌剧应该是由一个基金会主动邀请作曲家写的，那样就省力多了。”
他说得很含蓄，而且也没有抱怨谁，在所有的艺术家中，作曲家几乎是比剧作家更凄惨的，他必须自己写，自己抄，自己去找演奏的人，并且负责演出（事实上，目前连可供演出的理想地方也没有）一个歌剧连管弦乐队动辄百人以上，哪里是一个教员所能负担的，他的歌剧写不下去是一件令人神伤的事。
在医院里，他关心的也不是自己，圣诞节，荣总病房的前厅里有一株齐两层楼高的圣诞树，他很兴奋：
“我跟医院说，让我的学生来奉献一点圣诞音乐好不好，可惜医院不答应，怕吵了病人。”
谈到病，他说：
“知道有病，有两种心情，一种是急，想到要好好的把应该做的事做完，一种反而是轻松——什么都不必在乎了。”
冬天沉寂的下午，淡淡的日影，他的眼神安静，深邃，你跟他谈话，他让你走入他的世界，可是，显然地，他还有另一个世界，你可以感到他的随和从众，可是你又同时感到他的孤独。
钻六十对他根本无效，化学疗法只有使他的病情恶化，有一次他说：
“要是我住在一个小地方，从来不知有现代医学，也许我会活得久些，其实那东西回想起来，我在马德里就有——我的身体有办法把它压在那里七八年，想想，前几年我不是还满山遍野地跑着去找民谣吗？”
我喜欢他说自己的身体机能可以把癌症压抑七八年的那种表情，他始终都是自信的。
《严子与妻》上演了，他很兴奋，把我们送他的票都送给了医生，却自己掏钱给孩子买了票，我们给他一万元的作曲费，他也不收，他说：
“我从来没有想过钱这回事，你们可以奉献，我也奉献吧！”
他向医院请假要去看戏，院方很为难：
“让我去，也许是最后一次！”
他到了，坐在艺术馆里，大家都动容了，在整个浩瀚的宇宙剧场中，即使观众席上只有史先生一人，我们的演出就有了价值。
幕落了，我们特别介绍了史先生，他在掌声中站起来，赶到后台和演员握手，演严子的王正良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剧场原是最熙攘也最荒凉的地方，所有的聚无非成散，所有的形象终归成空幻——那是他死前四十三天，他安慰啜泣不已的正良，他说：
“演员的压力也真重啊！”
他倒去安慰演员，他真是好得叫人生气！他从不叫一声苦，倒像生病的是别人，连医生问他，他也不太说，只再三致谢——而其实，不痛苦是不可能的。
有一次，我去看他，他躺着，故作轻松地说：
“我不起来，我有点‘懒’。”
他不说法舒服，只说“懒”，我发现他和探病者之间总在徒劳无益地彼此相骗。
由于医学院教书，我也找话来骗他，“有一个教授告诉我两组实验，有两组老鼠，都注射了肺结核，但第二组又加注了肾上腺，结果第一组老鼠都是一副病容，第二组老鼠仍然很兴奋，爬上爬下的活动。”
“对，”他很高兴，“我就是第二种老鼠。”
我也许不算骗他，我只是没有把整个故事讲完，实验的结果是第二组老鼠突然死去，解剖起来，才发现整个肺都已经烂了——那些老鼠不是没有病，只是在体内拥有一些跟病一样强的东西。
戏演完后，照例的尾声是挨骂，我原来也不是什么豁然大度的人，只是挽惯了骂，颇能了解它是整个演出环节中必然发生的一部份，也就算了，倒是他来安慰我：
“别管他们，我这儿收到一大把信，都是说好话的。”他竟来安慰我！
他的白血球下降了。
他开始用氧气了。
他开始肺积水了。
也不知是谁骗谁，我们仍在谈着出院以后合作一个cantata （清唱剧）的事，那已是他死前十天了，他说：
“我希望来帮你忙。”
其实，我对cantata的兴趣不大，我只是想给一个濒死的人更多活下去的力量，我想先把主旋律给他看，但那是苏武在冰天雪地中面临死亡所唱的一首歌，我怕他看了不免气血翻涌，以致不能静心养病，矛盾了很久迟迟不敢出手，而现在，他再也看不到了，那首旋律曲定名为《血笛》。
我的血是最红最热的一管笛
最长最温柔的笛
从头颅直到脚趾
蜿蜒的流绕我淙淙的爱
给你 我的中国
我的心是最深最沉的一面鼓
最雄肆最悲伤的鼓
从太古直击到永恒
焦急的献出我熊熊的爱
给你 我的中国
也不知算不算春天，荣总花圃里的早樱已经凄然地红了，非洲菊窜得满地金黄。
有一天，司马中原打电话来问我他的病房，他说华欣的人要去看他。
“反正，也只剩下他骗我们，我们骗他了。”我伤感地说。
“本来就是这样的——要是我有这一天，你也骗我吧！”我感到一种澈骨的悲哀，但还是打起精神为他烤了一块西式虾糕托司马送去，事后他的女儿告诉我：
“爸爸只吃了几口，他说很好吃。”
就那样几句话，我已感到一种哽咽的幸福。
记得有一次我去台南看史先生的老友赵先生（《滚滚辽河》的作者），赵太太在席间忽然说了一件从来不曾告诉人的三十年前的秘密——那是连史先生自己也不知道的。
那时候，史先生要出国学音乐，老朋友都知道他穷，各人捐了些钱，赵先生当时是军医，待遇很低，力不从心，但他还是送了一份钱——那是卖血得来的。
事隔二十年赵先生只淡然地说一句：“我卖血倒是很顺便，我就在医院做事啊！”
有一个朋友肯为你卖血当然是一件幸福的事，但反过来说，能拥有一个值得为之去卖血的朋友，他活着，可以享受你的奉献，应该是一件同样幸福的事。
“他们那一代的事，今天的人不但不解，”有一次和亮轩在电话里谈起，他说，“而且也不能想象。”
真的，在观光饭店饯行，指定喝某个年份的白兰地，谈某某人的居留权，谁能了解那个以血相交的一代。
史先生上就受过洗，他一直不是那种打卡式的标准信徒，然而他私生活的严谨，他的狷介耿直，期之今世能有几人，在内心深处，他比谁都虔诚都热切。
他初病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给他，附了一篇祈祷文，我没有告诉他祈祷文的作者是我，我不惯于把自己的意志强烈地加在别人身上，但他似乎十分快乐，他说：“那篇祈祷文真好，我已经照那样析祷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要儿子给他买一本笔记簿，那篇祈祷文抄录在第一页上：上帝，我是一个渺小的人
但仍然懂得羡慕你的伟大
上帝，我是一个常犯错的人
但仍然渴望去亲近你的圣洁
上帝，我是一个脆弱的人
但仍然向往十字架上救赎的爱
上帝，我的生命短暂如一声叹息
但永恒在你
上帝，我不知何所归依，如风中一苇，
但看见你，弱草亦化为芦笛
上帝，别人只能看见我昂然站着的身影
你却窥见自内心深处向你膜拜的我
我趁香港开会之便买了个耶路撒冷的橄榄木做的十字架送给他，木纹细致古拙，他很激动地抱在胸前，摩挲着，紧按着，那一刹间，我觉得他握着的不是一个小礼物，而是他所爱的一个生活模式——他一生都在背负着十字架。
他一再向我道谢，说我给了他最贵重的礼物——其实和他所赠给我的相比，我什么都没有给他，他给我的是他自知不起后仅馀的健康，是他生命末期孤注一掷的光和热，我无法报答他相知相重的情谊，我只能把自己更多地投向他所爱过的人群。
1977年2月14日下午3时50分，他闭目了。
有些人的死是“完了”，史先生的却是“完成了”，他完成了一个“人”的历程。
《严子与妻》的配乐，并非他最后的绝响，因为真正的弦音在指停时仍琤琮，真正的歌声是板尽处仍缭绕，史先生留下的是一代音乐家的典型，是无声的大音，沉寂的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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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羽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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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完了牛郎织女的故事，细看儿子已经垂睫睡去，女儿却犹自瞪着坏坏的眼睛。
忽然，她一把抱紧我的脖子把我赘得发疼：
“妈妈，你说，你是不是仙女变的？”
我一时愣住，只胡乱应道：
“你说呢？”
“你说，你说，你一定要说。”她固执地扳住我不放。“你到底是不是仙女变的？”
我是不是仙女变的？——哪一个母亲不是仙女变的？
像故事中的小织女，每一个女孩都曾住在星河之畔，她们织虹纺霓，藏云捉月，她们几曾烦心挂虑？她们是天神最偏怜的小女儿，她们终日临水自照，惊讶于自己美丽的羽衣和美丽的肌肤，她们久久凝注着自己的青春，被那份光华弄得痴然如醉。
而有一天，她的羽衣不见了，她换上了人间的粗布——她已经决定做一个母亲。有人说她的羽衣被锁在箱子里，她再也不能飞翔了。人们还说，是她丈夫锁上的，钥匙藏在极秘密的地方。
可是，所有的母亲都明白那仙女根本就知道箱子在那里，她也知道藏钥匙的所在，在某个无人的时候，她甚至会惆怅地开启箱子，用忧伤的目光抚摸那些柔软的羽毛，她知道，只要羽衣一着身，她就会重新回到云端，可是她把柔软白亮的羽毛拍了又拍，仍然无声无息地关上箱子，藏好钥匙。
是她自己锁住那身昔日的羽衣的。
她不能飞了，因为她已不忍飞去。
而狡黠的小女儿总是偷窥到那藏在母亲眼中的秘密。
许多年前，那时我自己还是小女孩，我总是惊奇地窥伺着母亲。
她在口琴背上刻了小小的两个字——“静鸥”，那里面有什么故事吗？那不是母亲的名字，却是母亲名字的谐音，她也曾梦想过自己是一只静栖的海鸥吗？她不怎么会吹口琴，我甚至想不起她吹过什么好听的歌，但那名字对我而言是母亲神秘的羽衣，她轻轻写那两个字的时候，她可以立刻变了一个人，她在那名字里是另外一个我所不认识的有翅的什么。
母亲晒箱子的时候是她另外一种异常的时刻，母亲似乎有些好些东西，完全不是拿来用的，只为放在箱底，按时年年在三伏天取出来暴晒。
记忆中母亲晒箱子的时候就是我兴奋欲狂的时候。
母亲晒些什么？我已不记得，记得的是樟木箱子又深又沉，像一个浑沌黝黑初生的宇宙，另外还记得的是阳光下竹竿上富丽夺人的颜色，以及怪异却又严肃的樟脑味，以及我在母亲喝禁声中东摸摸西探探的快乐。
我唯一真正记得的一件东西是幅漂亮的湘绣被面，雪白的缎子上，绣着兔子和翠绿的小白莱，和红艳欲滴的小杨花萝卡，全幅上还绣了许多别的令人惊讶赞叹的东西，母亲一边整理，一面会忽然回过头来说：“别碰，别碰，等你结婚就送给你。”
我小的时候好想结婚，当然也有点害怕，不知为什么，仿佛所有的好东西都是等结了婚就自然是我的了，我觉得一下子有那么多好东西也是怪可怕的事。
那幅湘绣后来好像不知怎么就消失了，我也没有细问。对我而言，那么美丽得不近真实的东西，一旦消失，是一件合理得不能再合理的事。譬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