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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老人家把这件事告诉一个朋友，扼腕不止，他的那位正在读台湾大学堂的儿子，正色问我曰：「老头，当时你老人家如果不是有小孙女牵挂，一定也会挺身救他的，对吧。」一面说一面在眼中闪动着肯定而信赖的光芒，我老人家急忙拍胸脯曰：「那还用说，我早卷起袖子上啦。」该学生一听，嫩胡子脸上，立刻露出敬佩之情。而我老人家在回家途中，也战志高昂，身轻如燕。可是睡到半夜，仔细一想，恐怕不见得不见得。夫撒手不管，有百利而无一弊，如果一时鬼迷了心，把孩子抱起，将抱往何处乎？恐怕雇计程车都雇不到，鲜血如雨，谁肯触这个楣头？即令雇到啦，送到医院──好比说，送到台大医院吧，第一件事就是要缴费，我用啥缴之哉？第二件事就是要保，我有资格保乎？我又有胆量保乎？一切平安，还倒罢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恐怕舆论就出来啦：「那老头，他以为他是干啥的，啥闲事都管。」亲戚朋友，安慰之余，也会劝曰：「老哥，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你也不是年轻小孩子，以后少管闲事为宜。」
在中国社会上，侠义情操已被酱成了「管闲事」矣，对之没有一丝敬意，更没有一丝爱意，而只有讥嘲和忌猜。或尊之为「傻子」，或尊之为「好事之徒」，成为千古以来最大的笑柄，也成为千古以来最大的殷监。年轻人血气方刚，可能考虑不到这些，即令考虑到这些，也可能不在乎。而柏杨先生早已老奸巨猾，我能惹这种无聊的麻烦乎？这正是我老人家聪明之处，世人不可不知。盖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聪明过度，中国社会正是由这种无数聪明过度组合而成。而聪明过度是吝啬同情心的，这不能怪谁，同情心一丰富，就聪明不起来啦。
中国人同情心的贫乏，使狄仁华先生有沉重的感慨，一团沸腾的灵性被酱成一条麻木的酱缸蛆，要它活泼起来，恐怕非一时之工所可收效。
两年之前，有这么一件事，不知道介绍过没有，一直印在我老人家尊脑之中，拂也拂不去，忘也忘不掉。那时四国篮球赛正在台北市南京东路中华体育馆举行，正赛得紧张时，播音器忽然传出声音曰：「某某先生注意，某某先生注意，你的母亲在医院病故，请马上前往。」还没有广播完，已掀起了哄堂大笑。我身边一个朋友蓦然曰：「可惜我不是专制魔王，我要是专制魔王，我就教御林军围住场子，不分男女老幼，杀个血流成河。」我大惊曰：「你吃了啥药啦，这般火性。他们可能只是笑那个家伙是球迷，妈妈病危还来看球赛，不笑做母亲的寿终正寝呀。」朋友曰：「不然，如果那样，他们应该大怒，不应该大笑。」呜呼，我虽口若悬河，不过故作温柔敦厚，以便受人称赞罢啦，而心中也实在憋不住。这批听了别人母亲死亡竟然大笑的人，真不知道跟一群畜生有啥分别？吾友孟轲先生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嗟夫，闻人父母之死而大笑者，亦非人也。
在夷狄之邦，无论公共汽车上，或马路上，遇到丧葬行列，大家都会停止喧哗，有帽子的还脱下帽子，以哀悼一个人永远离开这个世界，也哀掉他家属的悲伤。相形之下，中国又如何哉。君不见有些社会中坚，早上出门，忽然灵柩迎面而来，立刻脸色大变，照着地上，呸呸呸，吐三口唾沫，用以去楣消灾。义和团暨酱缸蛆同志，一直到现在都努力不懈的歌颂中国是礼义之邦，实在看不出啥地方显示出中国是礼义之邦，而斑斑点点，只显示出中国是忌猜之邦、冷漠之邦、看热闹之邦、有仁的学说而无仁的行为之邦。
这些话未免说得太狠啦，有一网打尽之嫌，如果说「有仁的学说而很少仁的行为之邦」，就不致伤众，不致自己交出小辫子教别人揪矣，柏杨先生学问冲天，何尝不知道这个奥妙道理。但是，对麻木不二，似乎得在他耳旁放个开花炮才行，甚至即使放个开花炮也未必能使他吓一跳，如果柔声软语，又怎么唤醒来哉。事实上，有灵性的中国人固多得是也，廖季衡先生就是一个榜样，如果说他还是个孩子，「未曾思量」，那么廖季衡先生的父亲廖紫微先生，也是一个榜样，当野柳惨死的母女开吊之日，廖紫微先生前往致祭，他去的目的是，安慰死者的丈夫，不要因为他儿子为他的妻女而死，而有什么歉咎。（换了柏杨先生，恐怕准披头散发，前往闹上一闹，哎呀，要不是你那婆娘，俺儿子怎么会死呀！）呜呼，这又是何等的高贵情操乎哉。
只鼓励安份
孙观汉先生在他的〈关怀与爱心〉（《菜园怀台杂思》）中，介绍他初到美国时的一件事。那天是一九三七年十月六日，他在日记中写曰：「一对航空系教授夫妇，刚认识我，就领我找房子，请我去吃饭，友善的教我吃饭时的仪貌，并且还驾车十多英里外的火车站和暂住的青年会，亲手搬拿行李。当我感谢他们的时候，他们说这是他们该做的事，他们说如果他们到了中国，大家一定会同样的帮忙他们。」
真是运气，这位航空系教授幸亏没有到了中国，否则就会知道他把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估计过高。不要说那是三十年前的事，就是三十年后的今天，以台湾大学堂为例吧，试问一声，有哪位教习肯为异乡学生跑来跑去提行李的乎哉？不要说跑来跑去提行李，就是出门给学生叫辆计程车恐怕都没人干，盖那有伤他阁下的尊严身份也。而且，即令他这么作啦，招来的评论也是可怕的，咦，他想走外线，发洋财呀，真是一辈子都洗不清。于是乎，酱缸蛆林立，自己没有灵性，也不允许别人有灵性，对有灵性的人，又急又气，又恨又忌，不仅是看不惯而已，还要老羞成怒，群起而挤之矣；即令不挤，冷漠以待之总可以吧。众酱缸蛆聚在一起，过着意淫式的快活日子，这个社会就只好关着门窝里烂。
儒家学派似乎是一种势利眼主义，只鼓励安份守己，只鼓励向权势屈膝，只鼓励自利自私，而从不鼓励侠义，和其他任何一种属灵的情操。连对人的衡量都是用「官」来作标准的。《礼记？檀弓篇》上曰：「未仕者不敢税人，如税人则以父兄之命。」仕，官也；税，送礼也。那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当上了官，他在家庭中就没有地位，连给朋友送点礼物都没资格，一定要送的话，必须说是爸爸哥哥教送的（大概说妈妈教送的都不行）。这种势利眼主义，在圣人的大力推销之下，不但获得了理论的根据，更深入了骨肉之间，有钱有权的，就有说不完的理和有享不尽的福。侠义和灵性往往弄不到钱和权，怎不被人轻视欤。所以董仲舒先生把他的学生一一介绍出去当官后，大家感恩之余，才一致尊之为「圣人」，咦，这就是儒家学派眼目中「圣人」的定义。有办法做官抓钱的就是圣人，没办法做官抓钱，只不过不识时务的呆头鹅。帮帮异乡学生拿行李，既帮不出官，也帮不出钱，自然没人肯伸尊手。即令有人肯伸尊手，别人也会认为内情复杂，咬定他有钱和官的好处，绝不咬定他有灵性。
每一个社会，每一个人群，都是有势利眼的，但也只有中国的势利眼被尊为「圣人」。司马迁先生为了救那可怜的李陵先生，就曾经被这种势利眼主义，害得受到人间最大的痛苦，和最大的羞辱。
司马迁先生受的最大痛苦和最大羞辱，是狗娘养发明的「腐刑」。腐刑者，割掉生殖器之刑也，呜呼，中国人的祖先怎么会发明这阴狠刑罚的，真是中华民族万世都洗不掉的污点。割掉生殖器固难以忍受，而更难忍受的是开割时心灵上的伤害，把手脚像阉猪一样绑起，用绳子捆到木架上，剥光了衣服，然后一顿暴打。司马迁先生所以受这种苦刑，不过是他在刘彻先生向他问及对李陵先生投降匈奴的意见时，他没有昧着良心作顺调份子，反而为李陵先生说几句公道的话而已。刘彻先生这个大淫棍，是个典型的畜生，既已打定了主意，还假兮兮问别人干啥？既问啦，有不同的意见，听也在你，不听也在你，竟然发起这么大的王八气。
当司马迁先生下狱时，依当时的法律，只要缴五斤黄金，就可从轻发落。可怜他阁下，做官做了三十年，却凑不出五斤黄金。而亲戚朋友一听说他坐了牢，一个个躲他像躲瘟疫，不要说帮助他几文啦，恐怕就是探望一下的人情镜头都没有。难道亲友中没有一个知交乎，用常情判断，一定有若干知交，只不过知交虽然知交，却没人敢跟政治气候和社会风俗习惯碰也。记得八年之前，一个朋友曾为这发表过感叹，他曰：「我如果是司马迁的朋友，我就倾家帮助他。」呜呼，他当然肯倾家帮助他，因为那已是两千年之前的事，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今天，他如果不缩脖子，才是真正的侠义情操。这不是说大家全都酱成殭尸，而是说一个人必须有最大的灵性和最大的认识，才能跳出势利眼主义的酱缸。
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不知道各位读者老爷留意没有？大家伙一面希望他的臣民侠义千秋，为他死，为他亡，一面却又用暴力驱使臣民势利眼。结果是表面上侠义千秋，而骨子里则一股劲势利眼。盖势利眼主义有排他性，和侠义情操不能和平共存也。君不见王允先生乎，此公是一代美女貂蝉女士的干爹，用计把董卓先生杀掉，暴尸三日。蔡邕先生因受过董卓先生的厚恩，前去抱着尸首痛哭。王允先生闻报，怒发冲冠，蔡邕先生那时正在编纂汉史，要求援司马迁先生之例，「黔首刖足」，以便完成。你猜王允先生说啥，他曰：「从前刘彻不杀司马迁，遂使谤书传流后世。方今国运衰微，朝政错乱，不可令佞臣执笔于幼主左右，使吾等蒙其讪讥。」结果蔡邕先生被活活绞死。
王允先生把蔡邕先生栽赃为「佞臣」，把司马迁先生古杰作《史记》，栽赃为「谤书」，已够混蛋啦（但也可看出，再受敬仰的人，和再有价值的作品，都有酱缸蛆从心眼里不舒服。），而更混蛋的是他一听蔡邕先生伏尸痛哭时说的那段话。那段话曰：「董卓伏诛，士民莫不称赞，此何人敢独哭耶？」
可怕的人类渣汁
王允先生这段话，听起来颇有道理，但仔细一想，毛病就出来啦。这段话用到董卓先生身上可能真是如此，董卓先生不过是一个没有头脑，而又不懂政治的土豪恶霸。一旦当了大官，掌了大权，就发昏第十一，以为靠他那股西凉兵团的武力，就可以把天都翻过来。他之结怨于士大夫，甚至结怨于小民，在意料之中。把他的尸首摆到大街之上，公开展览，自然大快人心。问题是，我们抛开董卓先生不谈，只谈王允先生这句话，就十分的不太对劲，盖哪一个当权份子在杀了他的对头后，不是「士民莫不称赞」乎？岳飞先生之死，当时固「士民莫不称赞」，袁崇焕先生之死，当时「士民莫不称赞」得恐怕更厉害，道理很简单，任何有权势的朋友再荒唐再错误的行动，都有人攀缘而上，努力说顺耳朵的话也，如果只愿意听顺耳朵的话，结果一定培养出来势利眼主义。
势利眼主义最大的特征是不讲是非，而只以势利为是非。吾友屠申虹先生告我一件故事，该故事发生在他的故乡浙江，他有一个亲戚，在抗战期间，制造沦陷区通行的伪钞，用以在沦陷区采购枪弹医药打游击。该亲戚不幸在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人捉住，枪决牺牲。当他的死讯传到他村庄的时候，若干正人君子听啦，无不摇头叹曰：「这个孩子，什么都好，就是不肯正干，不肯走正路，如今落得如此下场。」呜呼，这就是中国人对一个抗敌英雄的内心评价，曰「不肯正干」，曰「不走正路」，即令充满了怜惜，却并没有丝毫敬意。这正是一种冷漠，一种残忍。在酱缸文化中，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凡是不能猎取富贵功名的行为，全是「不肯正干」，全是「不走正路」。于是乎人间灵性，消失尽矣，是非的标准，颠之倒之矣，人与兽的区别，微乎其微矣。唯一直贯天日的，只剩下势利眼。这几天晚上，我老人家肚胀得睡不着觉时，就看点闲书解闷。有一本《谈梦》，江苏省吴兴县曹家驹先生的大作也，全是明清之交时发生在吴兴的掌故，看了之后，我就更睡不着觉。明政府撤退到江南之后，吴兴沦陷，大司马沈犹龙先生闲住在家，不忍亡国之痛，起义兵抗清，结果他失败啦，失败啦免不了家破人亡，男人被杀，妻子发配给满洲人为奴。对这位孤臣孽子，你猜曹家驹先生说啥，他曰：「夫司马（沈犹龙先生）三十年富贵一场春梦……概其生平，不过巧宦，乃横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