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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世界来看，45年冷战期间，世界军费总额为175万亿美元，其中工业化国家占85％。1988年世界年度军费总额高达1万亿美元，1989年开始削减了4％，1990年又削减了5％，然后呈逐年递减的趋势。所以，大幅度削减军费预算、减轻国家经济负担是战略调整的一个重点。
军费总体削减是大趋势，但在军费分配比例和资金投向上并不是平均分摊，有的削减，有的则还要增加，要体现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的原则。在突出重点的原则下，海军军费就呈相对增加趋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在军费分配比例上一直是海军优先，这次战略调整中又展开了一场预算战，结果是海军比陆军得到的经费多25％。海军年度军费预算虽然已经从80年代的1100亿美元降到840亿美元左右，但在三军中仍处第一位。其他西方国家也基本上是这样的趋势，比如意大利1993财年军费167亿美元，其分配比例陆、空军分别从34％和41％降到32％和367％，而海军则从245％增至31％。东南亚国家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在军费分配比例方面也体现了向海、空军倾斜的趋势。
裁减数量，提高质量是各国都认同的一个主要趋势，但如何用军费这个杠杆来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这样一个目标就需要进行总体调控，调控的主要措施是武器装备采购费锐减，科研费激增。冷战时期，各国普遍增加武器装备采购费比例，目的是增加装备数量和军备水平，提高军备竞赛的强度。新形势下，没有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军事竞赛也由实力对抗转为潜力抗衡，因此加强科研费投资比例自然是明智之举。按1996财年美元计算，美国1990财年装备采购费95871亿美元，1996财年减为394亿美元，削减幅度高达约60％；同期科研费分别为430亿美元和34332亿美元，削减幅度只有2％。相对而言，科研费呈稳步增加趋势，1996年和1981年相比净增177亿美元，增长率为52％。美军科研费占国防费的比例已经由1990年的124％增至1996年的14％左右；同期装备采购费则由28％降为16％。日本军队科研费占国防费的比例从1986年以来也一直保持在12％—13％左右。
裁减军费军备是世界战略转变所出现的一个总体趋势，但从某些地区来看，也出现了与之相反的趋势，比如我周边国家和地区中有的就乘机增加军费，扩展军备，从而在地区内掀起一个军备竞赛的高潮。日本军费1987年首次突破1％的限额之后，每年都以5％—6％的速度增长，1992财年已达327亿美元，其中海军军费80亿美元。近年来，日本军费在接近400亿美元之后，正准备向500亿美元冲击。日本军费总额一直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军费数额则位居世界首位，其海军综合作战能力已经跃入世界第二位。韩国、印度和台湾军队军费总额也都超过了100亿美元，东盟各国军费近年来也都呈直线上升趋势。
第一篇 信息化时代质量效能型军队初露端倪
削减数量，提高质量；缩短战线，突出重点；选准突破口，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进行攻坚，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的转变，这是任何一支军队都在苦苦追求的。其中道理，不言自明，并没有什么高深之处，关键是看谁能够把握机遇，进行正确决策。如果丧失良机，不仅不能把握机遇反而做出错误决策，必将严重影响军队作战效能的提高。加速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的转变无疑是世界各国新军事战略转变中优先考虑的一个重要措施。在国际环境总体和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军队裁军、撤军，削减军费、军备的大环境下，加速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的转变是各国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武器装备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物质基础，所以在战争或冷战期间，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规模膨胀性增长，甚至达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每次战略转变后，武器装备都要进行大规模裁减。在陆军常规军备裁减方面，以苏美主战坦克为例，1960年，苏联和美国在主战坦克数量对比方面是269∶1，差别不是太大。但1970年以后差别开始拉大，发展到380∶1。1975年苏联坦克达42000辆，美国为8700辆，为482∶1。1985年，苏联坦克52000辆，美国也增加到13400辆，为388∶1。1993年，俄罗斯陆军裁减到85万人，主战坦克也裁减到37000辆，这时的美国陆军则已经裁减到579万人，主战坦克数量只有7856辆，仍保持47∶1的比例。长期以来，苏联恪守“数量规模型”的发展模式，以四五倍于美国的坦克数量占据优势，而美国则强调“以少胜多、以质胜优”的模式，其结果证明单靠数量优势是无法取得效能优势的。
在海军装备的裁减方面，以舰艇为例，美国海军战后初期有2000多艘舰艇，到20世纪60年代削减到1000艘，20世纪80年代最多保持600艘水平，1996财年裁减到346艘，2000年保持320艘左右的水平，和20世纪80年代相比削减了47％。美国海军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裁减是史无前例的，尽管将海军舰队的规模几乎裁减掉一半，但几乎没有人认为美国海军的作战效能会因此而有什么根本性的下降。俄罗斯海军走得更远，1992年终止了包括航空母舰在内130余艘舰艇的建造计划，潜艇和水面舰艇数量由原来的317艘和218艘分别减少到150艘和192艘，役龄只有15年左右的一大批核潜艇、航空母舰和大型水面舰艇纷纷退役。其飞机和导弹采购费减少80％，坦克和火炮采购费则减少97％以上，如此大规模的裁减军备和停止军品生产是100多年来所没有过的。
在核裁军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取得较大进展。当时，两国拥有的核武器总数相当于1945年美国在广岛投放原子弹的100万倍，足以毁灭人类几百次。1987年12月，美苏签署《关于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并于半年后生效。根据该条约，在生效后一年半内销毁全部中短程导弹，三年内销毁全部中程导弹。其中，苏联销毁1752枚导弹和约2500个核弹头，美国销毁859枚导弹和1230个核弹头。1991年7月，美苏达成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规定双方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最终保留1600枚（架），即分别削减14％和37％，战略核弹头分别裁减1686枚和2801枚，削减比例占总数的20％。1993年1月，美俄双方签署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规定美国各类核弹头总数分别从1993年的10395枚削减到2003年的3000枚，俄罗斯则从8041枚削减到3500枚。美俄双方在2003年前消除所有陆基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和发射井，潜射弹道导弹的弹头数分别限制在1700枚和1750枚，战略轰炸机携载核武器数量分别限制在750枚和1250枚。从2003年1月1日起，不得生产、拥有、试验和部署多弹头洲际导弹。在战术核武器方面，1991年9月和10月，美苏各自宣布单方面裁减战术核武器，美国削减了2150枚陆基战术核弹头和2175枚海基核弹头，并撤除水面舰艇、潜艇和飞机上的所有战术核武器。苏联则大约削减了10000枚战术核弹头和2000枚海基战术核弹头。武器装备数量裁减的目的是进一步提高装备的质量和效能。从未来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发展来看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限制战略核威慑力量的发展。三位一体战略核威慑力量在数量和规模上将严格限制，其发展重点将由陆基和空基转向海基，因此美俄仍将保持一定规模和数量的海基核武器，英法也将发展新一代战略导弹核潜艇和潜射弹道导弹。美国1983年制定的拟耗资1万亿美元在21世纪初完成实战部署的“战略防御计划”（SDI计划），1993年5月正式宣布取消，历时10年、耗资320亿美元的“星球大战计划”时代宣告结束。
二是突出关键性高技术的研究与发展，抢占技术优势。抢占高技术优势，保持武器装备发展的潜力，始终使关键性装备技术超前于别国一至两代，是新时期军事战略转变的一个突出特点。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微电子、激光、航天、计算机和新材料等领域，重点是提高部队的C3I、电子战、隐身和夜战能力。美国早期的“曼哈顿”计划曾经带动了后来的核武器发展，著名的“阿波罗”计划也曾带动了航天事业的振兴，20世纪80年代的“星球大战计划”虽然最终被取消，但它在基础性高技术领域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不能低估，它正在带动一个庞大的高技术群在21世纪产生飞跃性发展。
三是研制新一代高新技术常规武器装备。美军在新一代高新技术常规武器装备的发展中特别强调综合利用信息技术和军事革命的成果，突出三个重点：发展具有控制信息能力的装备，如航天、航空侦察监视和预警系统，数字化网络通信和卫星导航定位系统，一体化、网络化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系统，信息战和非致命武器，以及隐身和夜视系统等；发展具有远程精确打击的武器，如远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中远程防空反导导弹、精确制导弹药等；发展灵活机动的作战平台，如隐身飞机、隐身舰艇、火力突击舰、高性能主战坦克等。日本正在研制和发展的新一代战斗机、主战坦克、宙斯盾驱逐舰和防空、反舰导弹等都具有明显的技术优势。其海军现役舰艇只有160艘左右，30多万吨，其中80％以上都是役龄在10—15年左右，65％以上都是驱护舰、潜艇等主战舰艇，从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年轻和战斗力最强的海军之一。因此，单纯用数量多少来度量作战效能的时代已成为过去，提高作战效能的关键还是要强调武器装备的高技术含量和质量优势。
第一篇 信息化时代信息化武器装备实战运用
信息化武器装备发展是以机械化装备为基础的，机械化装备又是在热兵器装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热兵器装备的发展自然也借鉴了冷兵器时代的一些早期成果。因此，无论军事革命发展到哪一步，无论时代进步到哪一个历史阶段，新老武器装备的交替共存共生、相互促进和相互发展是恒久不变的规律。纵观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无论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快慢，武器装备的发展都不会出现断代跨越的趋势，都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不断的改进和创新。
信息化武器装备的发展对作战的影响是广泛和持久的，目前仅仅是初露端倪，只能看到一个大致的发展方向和总的发展趋势。从四场战争的实践来看，武器装备对作战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联合、控制、精确、快速。一是联合。联合并不是信息化武器装备出现并使用后的一个创造，早在热兵器时代和机械化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联合的概念。热兵器时代欧洲军队创造的利用前后排列的不同队形来实现单发枪械连续火力打击效果的战法，就是早期的联合作战模式。机械化武器装备出现之后，坦克集群之间的相互配合作战，坦克与飞机的空地协同和闪击作战，以及海上方向不同舰种和机种之间的协同作战等都是联合的初级概念。电子信息技术出现之后，为信息化武器装备提供了一些特殊的功能，比如C4ISR系统可以作为“粘合剂”把不同类型、不同军种、不同地域的武器装备和作战系统连接为一体，把原本分散配置的兵力兵器融合在一起，这样就可以使指挥员随时随地握紧拳头，形成力量，因而达成现代的联合概念。这种现代联合概念与原来联合概念的一个本质性区分，就是过去主要是通过指挥员和参谋人员的命令、指示和作战计划等人力协同，变为依靠C4ISR系统的自动化指挥控制，从发现目标到打击目标实现了一体化，软硬武器融合在一起，所有作战力量及民用资源融入到一起，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二是控制。控制也不是信息化武器装备的特有概念，从冷兵器时代开始，所有武器装备都必须能够控制，不能控制的武器装备就非常危险。热兵器出现之后，控制武器的作用方向，使武器的破坏效能进行聚合，并在需要的时候产生大量的能量，就是控制的结果。机械化武器装备出现之后，坦克与飞机的作战配合必须有准确的信息控制，否则就会产生误炸和误伤。随着武器装备复杂程度的提高，军队编制体制越来越复杂，作战地域和作战空间越来越广泛，从过去的单维空间发展到多维空间，作战地域也更加广泛。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员要对多维空间和广阔地域部署的兵力兵器进行控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如何对部队进行控制自始至终都是指挥员最为关切的一件事情。
冷兵器时代谋士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