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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国海归精英群体的特点和作用海归国际化人才恰逢其时
21世纪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正从原来的接触、交叉一步步走向融合。入世，更使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和全球经济紧密相连。经济国际化必然要求人才国际化。而在中国现有人才中又普遍缺乏世界眼光和跨文化操作能力，通晓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人才更是捉襟见肘。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角力，首先就需要熟悉国际市场运作规律、精通国际贸易规则、有跨国公司工作背景、眼界宽阔的专业人员帮助缩短与国际接轨的时间，使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如今，“经济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已是各国的共识。但具体到中国，以加入ＷＴＯ为契机加大高层次、国际性人才的延揽、培养和使用还有其特殊而深远的含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义平分析说，中国因种种原因错过了前几次经济大发展的时机，如果此次再与全球化新经济浪潮失之交臂，造成的损失和后果可想而知。也有评论说，把握了前两次人才需求高峰的契机，中国步入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并有了持续至今的经济大发展；现在直面第三次人才需求高峰，势必使中国经济在融入世界的同时占据主动。可以说，中国的人才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而延揽现代化国际化的管理人才已经成为国内企业的当务之急。
在中国，国际化人才又如何才能觅得？其中最稳定、最可靠的国际化人才资源当然首推70万出国留学人员。目前，中国正在迎来继上世纪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中期两次留学人员归国潮之后的第三次归国浪潮。而同前两次相比，第三拨“海归派”中绝大多数是携着技术、资本、管理经验回国的！因此，对于中国正在面临的企业管理危机和国际化人才短缺来说，第三次海归潮可谓恰逢其时！
时势造英雄。如今，世界知名跨国公司在“思考全球化，行动本土化”的理念指导下，从人力资源和管理等方面大力实施“本土化”的经营战略。外国的企业管理理念正通过海归这一具有特殊身份的群体，有机地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而转化为包容二者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这也是“海归”职业经理人作为一个桥梁所起到的作用。另外，由于国内的企业在对外的经济交往过程中对熟悉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人才的大量需求，也都给海归们步入企业管理的前沿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国际化”这个词，以前印象中属于外交官谈论的词汇或大学国际关系系的专有名称，现在则正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我们已经开始全方位地和国际化挂钩，特别是在加入WTO，互联网开始普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我们的衣食住行，许多方面已经和国际化的产品结合在一起，从可口可乐到麦当劳，从牛仔裤到波音飞机，从北京出租司机争相学习外语，到电子邮件在全世界的扩散，国际化的影响和国际化的产品已经出现在我们生活之中，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不管在国际化的过程中痛苦不痛苦，国际化已经是一个真正的现实。
我80年代后期在日本大公司讲学时，发现日本商人国际化的程度非常高，大部分日本大公司的商人都懂英文，去过世界许多地方做生意。“国际化”三个字在80年代的日本出现的频率就已相当高。日本国际化的过程比中国要早几十年。
今天，最能代表国际化程度的还是在经济和商务领域，当今的商务已经不可能脱离开国际和世界的大环境和大背景。而海归们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具有相当高的国际化意识、国际化的观念，通晓国际商务惯例，熟悉国际商务文化、礼仪，掌握外语等。
加入WTO已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国际化必然要求人才国际化。中国人才因此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做“国际人”将是未来人才发展的趋势和必然。而大量海归的回归，将使中国拥有大量全面地参与国际竞争，国际竞争所需要具有国际素质的人才。换言之，中国需要一大批通晓国际规则、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和战略思维及世界眼光的人才，而海归的不断回归为这种人才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阎建亚是我以前在经贸部工作时的一个同事。对于阎建亚这类早期回国的海归，是最早看清如何将自己的事业发展与国际化的环境联系在一起的人。当大多数他的同龄人上山下乡进工厂时，他却进了大学，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接受西方教育的人；当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时，他又作为当时最早的一批留学生，赴英国学习经济学；当中国初享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气象时，他却与许多还沉浸在西方社会的中国留学生不同，再次回到了中国，在国家机关当了一名干部，从事外国杂志的编辑工作；当外国公司进入中国时，他又选择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路，10年之内分别在两家著名的公司担任首席代表；而当人们带着神秘和羡慕称这些人为“首代”时，他却又办起了自己的公司，用自己多年来在中国机关和外国公司建立起的丰富资源，做起如今最时兴的咨询业。阎建亚踩紧了时代的步伐，把自己的发展同中国国际化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的确，这批已经国际化的海归给人突出的印象首先是在观念上的国际化。很多海归都认为，加入WTO后，中外经济接轨越来越厉害，障碍越来越少。作为国际人，海归的眼光要放远，不仅要看到能在中国做什么，还要看能在国外做什么，还要看到外国人进来之后，我在这之中有什么机会，要把自己的发展与国际化的背景结合起来。国际化已经是一个现实，不管你愿意不愿意。WTO以后，中西方打交道的壁垒更少了。你面临的选择是怎么适应它，否则就会碰得头破血流。
我以前在北美时，曾在一家加拿大最大的工程咨询公司和一家全世界第三大的项目管理咨询公司做董事经理和副总裁。在和这些公司的同事的工作中，我发现这些公司的专业人员无论是在思维上还是在行为上都非常地国际化。这些公司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做过项目，其成功的秘窍之一就是“ThinkGlobaly，ActLocally”，即国际化的思维，当地化的行动。我在香港做加拿大商务参赞时，也接触过不少欧美人士，他们也都非常地国际化，有一个开放的国际化视野。我注意到香港一些大企业的腾飞，都离不开国际化的人才，像我当时有好几个在加拿大的西方朋友，都加盟到李嘉诚的公司中去了，而李嘉诚的公司已经是非常国际化的公司。的确，我认为具有国际化观念的海归，也是非常善于向别人学习的人。海归不仅要和国内的企业打交道，随着WTO加入，还要越来越多地和国际上的商人打交道，国际化的观念越强，越容易得心应手。
随着国外经济文化往来增多，外资企业增多，来华的外国人增多，出国旅游、学习更加容易，中国人将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渠道，更方便地学习到国外先进的知识技术、管理经验和思维方式，而大批海归的涌现，将加快中国人才国际化的进程。
另外，据有关报道统计，目前全国有20多个省市提出建国际人才高地。率先提出此概念的上海则在加大力度，致力于人才的国际化。也就是说，人才要在世界范围中配置，人才要在国际间流动和跨国使用。近期人才国际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是人才构成国际化，上海要适当提高外籍人口比例，力争2005年达到3％—5％，2015年达到7％—10％；此外就是人才素质国际化，人才活动空间国际化。
新时期中国海归精英群体的特点和作用国际人的兴起
世界一流的企业都是非常国际化的。美国《华尔街时报》曾对经理人国外工作经验进行过一次调查。293名调查对象分别来自美国、欧洲、日本等地区。调查结果显示，没有国外工作经验的在美国为14％，欧洲为3％，日本为1％。而在国外工作过的在美国高达32％，日本占19％，欧洲为47％。
我们可以来看看欧盟的状况。以前，欧洲人的成功是这样的：大学毕业后在政府部门干一段时间，谋个一官半职，或者跻身国内大企业中，一步一步往上爬。然而，现在是机会在哪里招手，他们就流动到哪里。近年来，欧洲的教育和就业轨迹有了极大的转变。以前认为欧洲的工程或金融博士是全世界最棒的，现在则钟情于美国或INSEAD之类欧洲著名商学院的MBA；以前除了本国语言之外，懂英语就不错了，现在英语成了最基本的语言，要成功，还得多学几门外语。在这样的潮流下，欧洲各商学院开始设置各种国际交流课程。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越来越多，而来自欧洲的学生，40％毕业后会到外国工作。他们先是加入一家跨国公司、投资银行或顾问公司，然后不断跳槽，有的干脆办起了自己的跨国企业。巴塞罗拉国际管理研究院、INSEAD和伦敦商学院，已经开始从事跨国新兴企业孵化。詹—亨利克是德国人，却在巴黎、伦敦和威斯巴登上学，在美国和法国实习，在西班牙找到第一份工作，最近还当上了巴塞罗拉一家新兴企业的CFO。他的背景很对公司两位创立者的胃口。他们一位是西班牙人，一位是瑞典人，都懂四到五门语言。
长期以来，欧洲被各国国界分割成独立的市场。现在，欧洲企业从美国学习运营技巧，联合利华、欧莱雅等欧洲企业近年来都是跨国经营，淘汰了国籍和民族的概念。
最了解这种跨国界流动潮流的莫过于风险投资专家。90年代，风险基金快速发展，新兴企业具备了快速全球扩张的条件。“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使小企业有跨国思维，”投资专家们说：“物质资产具有民族性，但现在的资产是知识和信息，是国际化的。”
当奥地利人格哈德？胡博打算进入金融界时，他决定走出国门。“我不想为了一份工作而加入社会党或保守党”。他在德资的KPMG金融资产会计公司谋到一个职位，“满世界转”的职业生涯开始了。在法兰克福工作了18个月之后，KPMG把胡博调到了纽约，后来又移居巴黎。不久，他应慕尼黑一家银行的邀请，建立起德国最大的电话银行。当他正准备把家安顿在慕尼黑时，Fidelity投资银行从伦敦打电话来，提出了无法抗拒的“抢滩欧洲”建议。但Fidelity于1997年撤出了欧洲市场，胡博和几位同事一起失了业。他们拿了丰厚的辞退补偿金，决定建立一家网上银行，覆盖整个欧洲。“我觉得就像是欧洲人中的新阶级，工作需要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而且在哪儿都能适应。”星期一和星期二，胡博待在马德里，星期三在都柏林，星期四和星期五到欧洲各地去招徕业务。他的家在英格兰，距离格特威克机场不远。胡博有一种超越国界的热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的增长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再加上互联网络，现代化的通讯和交通手段，已使得商人的国界消失了，而这种消失最重要的一方面是以商人之间大幅度的流动来实现的，特别是那些国际间的贸易和项目合作。1995年，当我负责加拿大最大的工程咨询公司同三峡公司合作时，我需要频繁地来往北美、欧洲和亚洲，公司总部在加拿大，世界银行在华盛顿，机电设备供应商在欧洲，建筑设备商在日本。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希望合作的项目。要给三峡建立起中国最大的项目管理系统，就必须考虑到和三峡工程有关的方方面面，而这是一项非常国际化的工作。
更能体现流动性的恐怕还要算从事国际金融和证券工作。我记得美林证券中国区主席刘二飞说，有时候曾为中国企业上市一连十几天马不停蹄地在外面跑。我也听张朝阳说为了搜狐的上市，他们跑了十几个国家路演。企业的国际化要靠人才的国际化，而人才的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高效的流动性来体现的。
从外语学院毕业生，到电视节目主持人，从美国留学到创办阳光卫视，阳光文化公司董事会主席杨澜也是一个流动性非常大的人。从北京到纽约，从纽约回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又到香港凤凰卫视，再到创办阳光卫视，工作的流动性和现代节奏感使杨澜成为海归的一个优秀代表。她风趣地说自己是“在上海生活，在北京交朋友，在香港做生意。”
现在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内，中间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