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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已经得到科学的担保，或者说得到证实。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想？我们怎么就会有科学总站在道义一方或者说站在有存在根据一方的结论？我们为什么相信，一个政策倘若看起来有科学的支持，就要好一些？为什么一听到科学推荐某一种习惯，相应的行为似乎就要比其他行为更正当合理？请别误会，这绝非如某些人所说，是企图摧毁科学。我保证，关于后现代主义者怀疑科学真实性而提出的那些问题，我在这里一句话也没有说。头脑发热，想摧毁对方而向实证主义者挑起争端，不是我要干的事情。关于那些问题，我过去倒是思考过一阵，也写过一些，但是，我不会让那些问题来分散我的注意力。我要集中思考我们如何才能使科学成为我们普通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我的论点是：科学尽管有形而上学的地位，但它在美国人生活中的价值仍然要依它处在其中的美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而定。因此，我在本书中的论述，与其说是讲述科学，勿宁说是讲述科学周围的道德、哲学、思想意识和信仰。我要探讨的是，美国人以怎样的方式，把科学符号从科学的智力实质上剥离下来，再把那些符号贴附在其他事物上，从而把科学权威赋予上述这些价值和意义。换句话说，我要探讨我们在怎样冒充科学，装模作样。
第二章 美国人的自然观和科学观
符号与实质分离，在科学的情形如果说是早已有之，那么我们也应该知道，并非历来如此。在美国历史的殖民地时期和共和国早期，科学也有过其符号与其实质关系不太复杂的单纯时光。使冒充科学成为可能的那些条件，是晚些时候才出现的。因此，为了弄清那些条件是怎样逐渐形成的，我们需要回顾美国人生活中科学所走过的历程。
不过，回顾这段历程，并不像把一只只蝴蝶标本钉在玻璃柜里展示板上那样有条理，而且十分有把握。这种回顾倒像在观看一堆有着各种品种的毛虫，它们先变成蛹，然后再变成蝴蝶。它们各式各样，扭动不停，而且在变化。它们的细处，往往模糊不清。
让我们从一个笼统的定义入手：科学是对自然界的系统研究。遵循这个总的界定，我们可以发现，在美国历史过去的200年间，对于什么是科学和自然，对于它们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相协调，存在着多种看法。这其中，有三种看法尤其重要。我把它们分别称作新教徒模型、有用知识哲学和欧洲科学研究精神。前两种看法，是冒充科学的那些条件产生以前的情况；正是第三种看法，生成了那些条件。研究自然的新教徒模型
在18世纪和进入19世纪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许许多多信新教的美国人以一种神学的态度来看待对自然界的系统研究。他们认为，上帝通过两种途径向我们启示自己：一则通过圣经，二则通过自然界。从〃两种启示〃思想自然便引出这样一种观点：一个人对自然界的好奇心，只要向其中灌输了成为他阅读圣经动机的那同一种虔诚，便会是基督教徒的一种优秀品德。虽然研究自然界和读圣经方法不同，但最终结果必定一样：一位基督教徒因为在上帝的创造物中看见了上帝存在的证据，精神上会变得富有。例如，生物适应它所生活的环境，这正表明了上帝的精心设计；而自然界的丰富多样性，则正好体现了上帝的慷慨。所以，研究自然界有助于一个人〃领会上帝的谋略〃。
这种新教徒模型远非看起来那样高尚。它为了让对自然界的认识与新教徒阅读圣经保持一致，内中包含有一种三重认识论。这种模型把这两门学问都裁剪得只剩下一些可以感觉到的、经验能够接受的浅显知识。真理，无论来自自然界还是来自圣经，全都简单得非常容易掌握。这样一种想法，当然又会认为理论和假说毫无意义地过于费解，反而会妨碍掌握真理。这最后一个特点，是为了保护新教徒模型那只承认简单的经验主义精髓不会受到艰深智力活动的批判，因为凡是削弱上帝存在的批判证据，全都被摒除在外。
新教徒模型有三个认识论基础，它们是苏格兰常识哲学、培根主义的经验主义和普林斯顿神学。这第一个基础，是在18世纪诞生于苏格兰的那些文科大学，反对把知识专业化。当时，英国和大陆的许多知识分子都赞同把知识恰当地划分为各种专业，因为真理有许多侧面，而大多数侧面都难以认识。这种英国和大陆的思潮还假定，不是专家的那些人需要专家们在那里冥思苦想，以掌握特定的知识。这时突然有常识哲学冒出来，否定那种假定。常识哲学认为，值得认识的事物不会特别难以理解。相反，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圣经中，事物就是它们表现出来的那种样子，一个具有普通智力的人可以清楚地认识本来就是如此的事物。感性认识是可以信赖的，而可靠的感性认识全是常识这就是常识哲学名字的由来。
这种常识哲学在应用于自然界和圣经时，它把证明的难题推给主张真理的复杂性从而人的认知需要加以专业化的对手。常识哲学占据了这样一种地位当然强大有力，因为专家们绝对承担不了说服不是专家的人相信只有专家才能够掌握真理这样的重负。退一步说，即使专家的论点是真理，不是专家的人也不可能接受，因为按照真理的定义，他们听不懂专家们在说些什么。这样一来，常识哲学不战而胜，不仅让主张知识专业化的那些知识分子名誉扫地，也让他们当中一些人希望在圣经课程之外另设立自然课程的想法落空。
培根主义的经验主义，同样，也认为真理不仅不复杂，而且不证自明。按照这种观点，科学便十分简单，不过是观察和收集自然界的事实，将它们分分类而已。理论、形而上学的思考以及其他艰深复杂的智力活动，全无用处。它们不仅无用，倘按照清教徒对培根主义的阐释，甚至比无用更坏，因为它们正可以成为一种邪恶态度的口实。观察、收集和分类这些简单的劳作，只要是出自虔诚的自发磨练，便是对〃通过勤勉求主宽恕清教徒伦理〃的身体力行。然而理论工作却是无益的消遣，逃避有益的艰苦劳动。因此，理论不过是内心虚弱的流露，是该死的懒惰。虔诚本份的人应该勤勤恳恳忙着收集和整理各种各样的植物、动物、昆虫和岩石标本，只有懒人才会安坐在扶手椅上浪费时间，冥思苦想那自然界，沉缅于种种怪念头来排遣他（她）的闲极无聊。由此可见，培根主义的经验主义对苏格兰常识哲学作了补充，为后者再加上了一条苛刻的道德标准。
最后，我要说说普林斯顿神学（有如此称呼，是因为它由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神学院提出来），它是把常识哲学和培根主义的经验主义直接应用于解读圣经。依照培根主义的原理，这种神学断言，圣经同自然界一样，也包含有一大批并不复杂的事实。按照常识哲学的精神，它则认定，〃就连一个微不足道的基督教徒，也能够靠自己懂得《圣经 》的要旨。〃由此可见，普林斯顿神学是新教徒模型的顶梁柱，因为它要求圣经的知识满足自然界知识遵循的同样标准，即必须符合培根主义的经验主义和常识哲学。
在19世纪末叶以前，新教徒模型一直被受过教育的人用作评价对自然界的系统研究的参考系。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建立起第一批免费的公立学校。这个国家的大多数文科学院也是他们以及其他新教徒设立的。即使各州立大学，那里的教师，也多半在某一所新教徒的学院里受过培训。各级课程的设置，全都要符合新教徒模型的价值标准，甚至对自然界的系统研究也是如此。这种研究在当时叫做〃自然神学〃，有关课程被划分为〃自然史〃（即生物学和地质学）和〃自然哲学〃（数学、物理和化学）两大部分。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自然界的好奇心便自然与众多百姓的新教信仰保持了一致。那些研究自然界的人（当时叫做〃博物学家〃，在19世纪初叶，还没有〃科学家〃这个称呼），不难在他们的工作中体现自身的价值和找到精神寄托。新英格兰的一位传教士兼地质学家爱德华·希区柯克（Edward Hitchcock）有一句话，生动地表达了把圣经与自然界统一起来的那种新教徒精神：〃通常是一手拿地质学家的小镐，一手拿《圣经》。〃
倘若对自然界的好奇心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行善和皈依宗教，那么，让其他人也就是其他新教徒也接受上述这一大堆价值观，便不会特别困难。凡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皈依的人，都不难看出新教徒模型的意义。科学的实质和符号或多或少与信仰的实质和符号相同，这就表明它们并不特别难懂。有用知识哲学
19世纪的美国人关于自然界知识的第二种看法，是把那些知识简单地等同于工程和技术。按照那种看法，知识不过是开启一片广袤大陆自然资源的那把钥匙。它能使个人致富，为民众造福。因此，这样的知识还能保证美国自给自足，使欧洲的知识分子在这里无事可做。进步、民主和独立，这些都将是关于自然的知识结下的果实。
早期美国人关于自然资源及其作用的想法，曾受到这片新大陆地理学的重大影响。大陆赐给的财富如此之多，而且遍地皆是，这些来自欧洲的美国人，本来人口就不多，很快便疏散开来，到大西洋沿岸，到边疆，到边疆之外，各自寻找资源。处在那样的环境，个人、家庭和居住在同一地方人数很少的人群，必须高度自给自足，根本不可能有较高程度的分工。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当时必须是非专业化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包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都必须要掌握那些知识。同时，那些知识还必须有用，首先要保证生存，然后才是发财致富。
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其他少数美国人持有一种与此不同的观点，属于那种关于科学的启蒙运动的看法。按照他们的观点，有用的知识必须服从一个增进智力的更大的计划。物质增加固然是好，但道德的进步更重要，而且前者必定能通过显示人类理性带来的好处而推进后者。在杰弗逊时代，赞同那种启蒙运动观点的人是多还是少，关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现在分为两派。我认为当时赞同的人很少。
事实是，到了19世纪30年代，那种观点就差不多销声匿迹，让位给一种认为进步就是物质增加，而且因为没有哲学包袱而不难理解的朴素看法。〃到1830年，在美国，已经无法躲避那种关于科学的极其实用主义的观点。〃当时，〃有用的技艺〃和〃机械技能〃，就是关于自然界知识的最普遍的称呼。那时候，像〃科学〃和〃技术〃这类名词，尚不具有它们如今的含义。
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和爱德华·埃弗雷特（Edward Everett）曾是那种有用知识观点的两位主要鼓吹者。休果·梅尔（Hugo Meier）、乔治·丹尼尔斯（George Daniels）和利奥·马克斯（Leo Marx）指出，对于那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当时就有人怀疑和表示担心，如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亨利·戴维·索罗（Henry David Thoreau）、纳撒尼尔·霍索恩（Nathaniel Hawthorne）和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等人。不过，直到近代以前，他们都属于极少数。那种有用知识哲学在19世纪初叶出现的时候，关于知识产生进步，据认为有四种表现形式。
1。 有用知识在使得个人致富的同时，也使个人获得自由。
例如，有用知识能够使农民、机械师和商人富足起来，便不至于受雇于人或者向别人借债。由于这个缘故，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水晶宫博览会上，一位美国代表把展示的美国发明说成是〃证明了一个自由的有教养的民族所具有的机智、勤劳和能力，……我们展示的是建立在民族勤劳基础之上的纯粹民主政治的成果〃。前不久，尤金·弗格森（Eugene Ferguson）指出，由当时〃美国涉及技术的有关记述中浪漫主义的……情调越来越浓〃来看，当时技术导致的民主后果之一，是提高了机械师的地位。梅尔还把当时出现的一种致力于歌颂技术的新的新闻活动说成是〃一种可尊敬的高尚职业〃。
2。技术通过成批生产出大量商品提高了全人口的生活水平。在整个19世纪，各种各样的新技术〃眼见得为最大数目的人提供了最大的好处：改进了交通，扩大了通讯，减轻了劳动，以及改造了荒地〃。在1853年，当时就有一位叫做霍勒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