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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地思考头两个问题的科学根据。看来，现实存在着的担心被无人性的力量夺走自己个性的这种麻烦，并不能合乎情理地与纯科学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个三问题模型把第三个问题当成一个文化意义的问题提出来，它粗暴而又荒谬地闯进了关于加氟问题的科学讨论之中。正如两位莫斯勒所指出的，投票人很容易赞同加氟政策剥夺了我们自由的那种争辩理由，因为它有一些共同的文化价值观作为基础。结果，在50年代，反对加氟的意见一直不间断地被登载在各日报头条的位置。反对加氟的情绪甚至在一个叫做全国卫生联合会的组织机构内部也蔓延开来。这个机构和其他一些类似的部门后来还出面指责，说是氟化物会导致癌症、唐氏综合症、心血管疾病，甚至艾滋病。作为回应，消费者联合会在1978年发表了一份进行反驳和揭露的包括两部分的文件，对全国卫生联合会进行抨击。文件揭露后者与诸如约翰·伯奇协会（John Birch Society）一类极端右翼分子相勾结，指控它采用〃六种手法误导公众〃，系统地歪曲了科学证据。
然而，消费者联合会的这种批判并未使反对氟化物的意见销声匿迹。1988年，又发表了三篇学术论文，组成一个三重唱，再次顽强地向加氟政策提出挑战。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贝蒂·希尔曼（Bette Hileman）的评论文章《化学和工程的最新消息》（Chemical and EngineeringNews），文内集中了大量对氟化物有可能产生有害后果的恐惧、估计和警告。例如，既补充了大量新数据重新提起氟化物导致牙齿氟斑，也说到了癌症的危险，所以那篇文章读起来真像是那么一回事。当希尔曼指责主张加氟化物的人一贯压制证明氟化物有毒的消息报道时，似乎情况真的十分不妙。读到最后，读者可能马上会同意希尔曼的呼吁，即对氟化物可能是致癌物等一类问题应该再进行研究。希尔曼的文章充满急切和愤怒的感情，但是关于加氟化物问题，却漏掉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希尔曼怀疑加氟措施，大肆抨击，而且还提出许许多多真是不大容易想得出来的假说。但是，她并没有指责加氟肯定有害，甚至没有说它可能有害。她的文章只是反反复复说一直存在着异议，那些异议并未成为定论，应该再做一些研究工作与那些异议沟通。这样，她虽然提出来许许多多严重的问题，但并未解决。该作者在一个现实问题上持有坚定的立场，而在抨击支持加氟政策的对手时，却显得那样没有把握，犹疑不定，底气不足。1988年三篇文章中的第二篇，提出来一个具体问题，即一个关于氟化物的所谓〃临界总量〃的假说性概念。文章认为，除加氟的饮水外，还有来自别处的氟化物，因而氟化物的总量便有可能达到致毒的水平。文章的作者杰弗里·史密斯（Geoffrey Smith）坦然同意饮水中的氟化物对于减少龋齿非常有效，但是他说工业废水和杀虫剂便会带入饮水大量的的氟化物，此外还有牙膏、洗口药和食物添加剂，这一切加在一起，很可能会大大增加摄入氟化物的剂量，从而超过产生毒性的限量。他举例说，生活在饮水未加氟地区的人，有时也会显示出氟化物的效应（龋齿减少），这多半就是因为存在着其他许多氟化物来源的缘故。因此，史密斯问道：〃如果住在未加氟地区的人都吸收了'足够的'氟化物，那么住在饮水加氟地区的人，难道不是会吸收过量吗？〃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篇文章选择了一种调和的立场，因为它接受了主张加氟的人的重要前提：氟化物是有效果的。史密斯抨击加氟的主张也不是通过指责那已经达到了致毒限量，而只是一再强调那也许已经造成危害，或者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有危害。氟化物曾经是好东西，但是现在已经或者有可能好事过头。史密斯反复地说，事情〃还未完全搞清楚〃，〃没有把握确知〃，因此〃尚待解决〃；证据还〃相互矛盾，没有最后定论〃，〃需要……作进一步研究〃，〃还会有新的证据〃。他的总策略与希尔曼是一样的。他不必坚持自己的看法肯定正确，只是鼓动起一种怀疑情绪，用这种办法来干扰饮水加氟化物措施的实行。布赖恩·马丁（BrianMartin）是1988年第三篇文章的作者，他认为加氟化物之争实际上是一场争夺权力和控制权的斗争。马丁采取的策略与以往那些主张和反对加氟的争辩全不相同，他撇开科学证据不谈，而认为加氟化物问题是一场为控制某些手段（专业协会，科学期刊）以及那些手段所带来的权力为目的而发生的丑恶争斗。按照他的这种观点，流行病学家、牙科医生和生物化学家出面为加氟政策作证，同添加氟化物在科学上的价值实际上毫不相干。相反，〃抬出科学家的看法……（应看作）是在一场社会斗争中采取的计谋，以掩盖斗争的实质。〃科学判决同样也不是因为有专业协会为加氟措施进行了担保才作出的：〃那是因为对同牙科和医学专业有关的政治手段进行了控制，因此，在这场加氟争端中便出现了极大的倾斜。〃
马丁的特殊贡献在于，他开辟了一个煽起反氟情绪的全新的智斗战场。他采取了一个相对说来比较新颖的思考问题的角度，即科学知识的社会学。按照马丁的观点，科学思维被定义为通过社会谈判产生的一种承担了价值的创造活动。这个定义自然包含了两个假定：首先，科学知识的经验基础被过于看重了；其次，科学更多的是一种争权夺利的社会冲突，而不是一种无私的对自然真理的探索。马丁在他于1989年发表的另一篇社会学论文中，对此有更详尽的论述。1991年他又出版了一本专门讨论加氟化物问题的书，在那本书中，他把这同样的观点表述得更加直截了当。他在书中断言：〃权力渗透到科学实践的一切方面，甚至渗入科学家决定什么是正确科学知识的日常活动，〃因此，〃要在加氟争端中区分开科学问题和权力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
乍看起来，马丁的观点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同义反复的矛盾：一方控制争端的理由是因为那是一场关于控制的争端。读者或许以为，这个矛盾会同等地诘难争论的双方，但事实并非如此。马丁虽然偶尔也批评一下反对加氟的人，但是他指出，像他那样持相对主义态度的人也会要更多地指责主张加氟的人。毕竟，主张添加氟化物的人相信，他们的强硬之处在于有加氟有效和安全的经验证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从社会学角度对来于经验的科学知识提出怀疑便无异于釜底抽薪，更换了话题：在一场为争得权力和控制权的政治斗争中，争论双方在道义上是平等的。
所以，马丁在他1988年和1989年的两篇文章以及在他1991年的书中都指责说，为加氟化物政策出面担保的那些人没有认真查一下那究竟是科学问题还是伦理问题。马丁暗示，他们以机构名义出具的担保其实是很可怀疑的。在两篇文章和那本书中，马丁也以极富同情的语气抱怨过反对加氟的人，但是，他冷嘲热讽，挖苦起主张加氟的人来却毫不留情。马丁否定了科学在一场科学争端中的位置，他的这种做法究竟产生了什么效果虽然还难以作出估计，但是他的所作所为肯定损害了主张加氟措施的人的形象。还要提到最后一个问题：马丁把他所说的争夺权力的斗争，只局限在如像美国牙科协会这一类组织机构的内部。他宣称，在那些地方，因为有关机构已经为在饮水中加氟化物的政策作出了担保，所以赞成加氟的力量赢得了那场斗争。但是，加氟问题毕竟是要放到成千上万个社区里进行讨论的事情，而且常常要举行公民投票，因此，即使在专业协会内取得政治手段控制权的那些派别，在那些公民投票中，却是十次有六次败北。这个结果表明，要么那些派别的权力还不是十分强大，要么马丁把权力斗争的范围限制得太小了。
1989年，在环境保护署内部传阅着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到氟化物有可能使老鼠患上骨瘤。《科学》（Science）和《新闻周刊》（Newsweek）都详细报道了那份备忘录的内容，而且还重新提到牙膏等其他氟化物来源都有可能使饮水中氟化物超量的那种反对意见。针对公开的报道，环境保护署交给国家科学院所属的国家研究委员会一份委托书，介绍了老鼠患骨瘤以及其他一些对氟化物毒性的怀疑。研究委员会立即组成一个小组委员会，专门对氟化物可能有的毒性进行研究。研究的副作用涉及氟斑、对肠胃的影响、致癌作用、遗传毒性，等等。
研究委员会后来提交的报告说，关于导致老鼠患上癌症的数据，还不能证明什么，而且不能重复，即使在高剂量下也是如此。至于氟斑，报告的结论是，当含量非常高（80ppm）时，是会出问题；但是在含量为40ppm及其以下时，尚未发现病例。总之，国家研究委员会的报告否定了关于毒性的每一项指控，至少按照当时的知识水平，已提出的怀疑全部可以排除。
然而，对于文化问题，却不那么容易对付。科学院那些支持加氟政策的人，特别是伯纳德·莫斯勒、朱迪思·莫斯勒、本杰明·保罗（Benjamin Paul）和哈维·萨珀尔斯基（Harvey Sapolsky），是把科学问题从文化意义中分离出去，然后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响应反氟意见的原因。他们说，或者话中的意思如此，科学已经证实加氟措施是有益的，而且没有严重的副作用。有那么多人相信饮水中加氟是件非常坏的事情，是因为他们在感情上恐惧无人性的官僚主义，而正是这种恐惧压倒了他们对科学权威的信任。
来自国家科学院的这两种说法，一起勾画出美国关于加氟问题现实的一部分〗。但是，作为一种总体分析，它把科学问题和文化问题划分开来，有些过于简单化了。例如，如果说赞成加氟的人是站在科学的立场，而反对加氟的人是感情用事，那么，在一个崇尚科学，把它视为繁荣和幸福的源泉的文化中，后者怎么反而会常常占据上风呢？
对于这种现象的探讨，最好是摒弃上述科学对感情的那种模型，干脆承认文化意义涵盖了科学问题。科学家的资格、组织机构的担保、流行病学的研究，以及对他们所得结果的解释，全都要服从文化过程，因而不可能有纯科学的客观意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探讨加氟争端就是去了解把这种经验总括在内的那些文化意义，并查清是哪些文化过程使得科学必须屈从于那些力量。加氟争端中的文化意义
现实中人们对个人人格的关注，是一种普遍而长期存在的情感。不过，在美国，从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由于强大的官僚政治的出现，这种情感遭受到了少有的蔑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事需要强迫千百万美国人必须服从一种标准化的非人性的军事文化，甚至通过基本训练有意识地摧毁他们各自不同的个性（暂时的！）。战后，IBM和通用汽车等大公司招收了许多这样的人，而且要求他们有大多数美国人都难以做到的绝对服从。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查尔斯·E·威尔逊（Charles E。Wilson），还以个人身份同时担任了防卫秘书。
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两部戏剧，《考验》（The Crucible）和《人民公敌》（An Enemyof the People），把绝对服从描写成必然导致暴民心理，喊出了对这种状况的担忧，并盼望出现反对它的英雄。斯隆·威尔逊（Sloane Wilson）的小说《穿灰色法兰绒服的男人》（The Man in the GrayFlannel Suit），讲述了一个性情温和的男人被一家大公司吞食的故事。戴维·里斯曼（DavidRiesman）的社会学教程《孤独的人群》（The Lonely Crowd），更提出一种关于个人与社会之间冲突的理论，用来支持那些作品的主题。小W·H·怀特（W。H。White Jr。）所写的《驯顺的人》（The Organization Man），描写了公司是如何通过雇佣、督促机制和对个性滥施测试等手段来强迫其成员循规蹈矩的。通常人们会以为公司获得成功，靠的是奖励创造性、领导有力和智力开发，但是怀特说，它们只不过是让雇员通过标准化测试，鼓励他们成为统计学意义上的标准人罢了。如何解决既保持个性，又要满足公司要求你成为机械人的要求这个难题，怀特为他的读者出主意，加写了一个附录，标题是：〃如何在个性测试中蒙混过关〃。每一项测试都依据了一套关于个性的统计标准，如果雇员能够猜出某项测试背后的那套标准，那么他或她便可以假装像是符合那套标准而通过测试。
在一种消费者文化中，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