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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为了说明电视模拟如何充塞着西方文化，我们转过来看杰丽·曼德（Jerry Mander）那本名叫《取消电视的四点理由》（Four Arguments for the Elimination of Television）的书中列举的第四点理由：〃电视技术预先就确定了它的内容的边界。〃曼德论述道：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电视节目都是真实的〃，因为大多数观众都以为所有的电视图像都一样地有根有据。沿袭经典表象所遵循的逻辑，电视观众通常会以为每一幅电视图像都是一个真实事件的忠实复制品，因为电视表现非虚构事件采用的视觉手法或多或少总与表现虚构事件采用的视觉手法有相同之处。制造戏剧性、重新排演事件和泄露幕后丑闻，这些手法使得虚构、幻想和编造与非虚构混淆不清。所有这些，别人在电视上看来都像是非虚构的。〃真实和不真实的问题，〃曼德写道，〃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既抽象，又不可理解。〃观众在电视上只能看到经过选择的图像，因而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觉常常就受到了严重歪曲。有人非正式地调查过这种受到歪曲的情况。统计结果表明，无法从电视中区分出真实，这种丧失辨别能力的情况与一个人观看电视的小时数有密切的相关关系。
假定电视呈现的图像是经过选择的，它严重歪曲了人们的感性认识，那么，这种歪曲是否有一种样式或者说一种结构？曼德的第四点理由的核心就是，电视的结构性歪曲并非是拥有这种媒介的那些人有意识达到的目的，它是这种媒介的非故意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技术特点所造成的。曼德说，同其他视觉媒介如电影和照相比较起来，电视具有的信噪比是特别糟糕的。视觉图像的细节丢失了，前景与背景混在一起不易分清。为了弥补这个缺点，电视制作人只选择那些细节不多、背景不复杂而且构图形式简单的图像，圈内人称之为〃好电视〃。包括或者说要求表现出细微差别、微妙情感和来龙去脉的图像，这种媒介的传输效果不好。如果那样做，用这种传输视觉图像的电子技术的话来说，必定是〃坏电视〃。摄取人的面部的特写，总是好电视。无论在肥皂剧、滑稽剧、体育报道、谈话节目、新闻报道中还是在科学节目中，都是如此。于是，〃仇恨、恐惧、嫉妒、得意、沮丧和暴力〃便成了〃好电视〃的主题，因为同其他内容相比，这一类内容不要求多少细节，背景简单，形式也浅显易懂。不仅如此，由于不同电视台或者说不同电视网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电视制作人便要搞出大量的视觉噱头来吸引观众，防止他或她改换频道，更千万不要关掉电视机。种种技术手法，如切换、摇镜头、迅速推拉镜头、淡入淡出和分割画面，在普通电视节目里大约每六秒钟就要出现一次，而在播出商业广告时，则使用得还要频繁。同样，这些特点也不是拥有这种媒介的那些人有意所为，而是电视技术的产物。在一个竞争的电视市场上，这是组织视觉图像的惟一有效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吸引住观众，几乎能让他们处于催眠状态而忘掉一切。但是，曼德说，这些视觉噱头是〃技术取代了内容〃，发狂似地急匆匆改换视觉图像使电视观众根本无法长时间地跟随任何一条思路。由此可见，如果所有的电视都是真实的，如果这种真实因受到技术上的限制是经过选择的，如果电视的选择结果是视觉图像的过分简化加上图像的快速改换，那么，我们便会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好电视呈现给我们的那种真实与剩下来只配做成坏电视的那种真实，即电视外面的我们的生活，两者是不相同的。即使我们钟爱我们自己的坏电视式的生活，而不喜欢好电视，曼德的观察分析毕竟还是向我们证实了这样一点：在电视领域，鲍德里拉德关于存在着不依赖无形意义或者有形真实事物的独立图像的论点，是成立的。电视图像是不指代其他真实事物的真实事物，它们尤其不依赖于人类文化现存实质（人类学家所说的〃意义〃）中那些细微差别、微妙情感、来龙去脉以及其他部分。于是，我们在电视领域看到了最坏的鲍德里拉德所说的超真实性。当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受到这种媒介的过分影响时，表象的经典认识论（它使解释学值得信赖）便在这种关于模拟的反认识论（它使解释学不知所措）面前变得黯然失色。
我们从格里茨和鲍德里拉德的论述，再加上曼德的观察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教训：
1。人类的文化是很成问题的，因为符号具有多义性，从同样的符号，不同类型的人引出了不同的意义。
2。由于意义和符号的关系在变化，文化进一步变得复杂起来。
3。西方文化的表象逻辑，由于出现了模拟，陷入了超真实性的危机。符号和图像常常只是指代其他图像和符号，在那种情况下，无形意义和有形真实已无关紧要。
4。图像和符号脱离意义和真实事物，在电视的情形，在西方文化中受到电视影响的那些部分，表现得尤为严重。美国文化中的科学人类学
在美国，就科学事务进行决策的方式是所谓的〃民主主义科学〃。在这种决策方式中，不同的派别都参与了决定的形成过程。决定的作出，可以是直接的，比如说通过公民投票；也可以是间接的，比如说通过开诚布公的非正式协商，或者通过多个级别的核查和平衡。不管哪种情况，非科学家都与科学家一样起到重要作用。就像科学家中间有不同的价值观，非科学家可以说也是如此。如果说这些不同派别的信仰、哲学、思想体系和价值就是意义，如果说人们需要用符号去了解、交流和作用于他们各自的意义，那么，那些多义的符号便不可避免地会使得民主主义科学变得复杂起来。在民主主义科学的任何一个事件中，都能发现对于科学，对于科学在我们生活中的涵义，有许多种不同的理解。
那些不同的理解，就是说明性人类学研究的素材，因为它们就是意义和符号之间的不确定的关系。它们之中有一些很好的例子，表明了科学的新教徒模型已让位给科学研究精神，科学的精神自主权在一个精神犬儒主义和财政紧缩的时代已告崩溃；也表明了，在核争议中的三个派别，每一个都可以有理由坚持他们各自的科学观。
在关于这个问题的那些更为严重的例子中，科学的种种意义和真实正在逐渐消失于鲍德里拉德的超真实性之中，它们已挥发殆尽，正被只是落脚在别的图像上的图像取而代之。一位已经说明自己不是医生的演员就是用来取代医学权威的一个十分有效的模拟物；烟草业的院外集团可以就他们自己长期认可的科学证据的标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他们的立场始终是要允许被动吸烟的危害继续存在；一位动物学家靠着哗众取宠预言一场大地震，竟能让成千上万人惊恐不安。这些，都是科学的意义和真实已经消失的实例。
关于图像的这一类鬼事，都是冒充干的好事：靠一些魔术和鬼把戏，拼凑出某件事物的一个人造的外貌来。在职业魔术表演中，如果要变出一个魔鬼的幻象来，那么所用的道具有烟雾、反射镜和机关门。在冒充科学的情形，所用的道具则是科学证书、技术术语、科学证据的标准，等等。
最后，我们应该细想一下，曼德在分析电视的真实性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认识论倾向的要点，并从它引出一个关于科学与电视关系的重要观点。他的要点有如下几条：肤浅的东西比有深度的东西容易（表现）。这种媒介无法处理含蓄、微妙之处和多义性。在电视上，希奇古怪的事总是比平常事更吸引人。死比生更容易（传达），（因为）它是具体的、集中的、精采的、已经解决了的，而且掐头去尾以后仍有意义。倘若科学的内容是非常简化的、肤浅的、单调的、希奇古怪的或者令人恐怖的，那么电视的这些特点就不值一提。但是，倘若科学具有令人感兴趣的实质，那么我们从曼德列出的这些特点便可以引出结论：科学只配制成坏电视。科学思维的智力深度和价值与电视传播如此内容的能力，二者是一种反比关系。如果我们尊重科学，那么，我们就该跪下双膝祈祷：上帝保佑我们，科学不要上电视。
现在，我们可以回来对美国人生活中的科学进行较为广泛的讨论了。我为一种说明性人类学提出了几条需要遵循的原则。首先，非科学家理解科学的意义同科学家理解的意义一样，也是中肯的。这条原则并非认为非科学家对科学的理解一定是好的科学，对科学有益，也不认为那一定是有一种科学知识或者科学推理作为依据。这条原则仅仅指出，领会科学是什么，是许多人都能够做到的事情。在任何一场争论中，都应当欢迎不同的派别提出他们对科学意义的哪怕是非常不同的看法。民主主义科学应该在政治上是宽松的，而在解释学上是一视同仁的。有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必须注意到，在民主主义科学中，科学的意义和符号可以既同科学知识的实质内容没有任何联系，也同科学推理的逻辑结构毫无关系。当然，在民主主义科学中看到的这许许多多关于科学的意义全都有它们不可否认的存在价值，但是，这并不要求它们的这种价值必须接合在科学知识或科学推理上，或者说与后者有关。这样的价值也许还与那些标准直接相抵触，但是，只有这样做，才不会把它们排斥在民主主义科学之外。为了正视科学的实质与科学的民主主义意义之间存在着多么宽的鸿沟，我们可以想一想美国的科学教育状况。我们大多数上中学的孩子在科学方面都未曾受过教育，而且这种令人痛心的状况随着他们在我们的中学里向上升级，越来越严重。美国人口中，绝大多数的成年人都是科盲。如此糟糕的情况，竟一点也没有削弱科学符号的威力和权威。《旧约全书》中的上帝仍然是我们为科学立下的范型，因此，对恐惧、神秘和敬畏作出的圣经解释，就是科学在美国人生活中所起作用的具体化。
接着，我们就有了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如果流行的科学符号是各种各样论争和思想体系通过借用、偷窃、歪曲和操纵来为之服务的，那么，这些科学符号体现了科学的什么非科学意义呢？人们为什么要冒充科学？假定这些科学符号真的具有增强商品、政策和思想体系的力量，那么，被增强的意义如若不是科学，又是什么呢？
最后，我们则必须对美国人生活中科学的文化动态提出疑问。如果流行的科学符号和它们所体现的意义并不一定具有科学智力内容的根基，那么，那些符号是怎样与科学内容分离开来再与非科学意义结合在一起的呢？科学声誉是怎样与科学分离，后来又让那些与科学毫无关系的意义所占有呢？总之，科学是如何被冒充的？
这样，关于科学、符号和意义，我们就面临着一件环环相扣令人头痛的事情，不过，我们同时也有了一套理解这件头痛事（不是治愈它，只是理解它）的说明性人类学方案。所幸的是，这种科学人类学有它自己的大宪章，一部基本法，它规定了方针原则，能够指引我们制定出一个建设性的研究方案。有趣的是，这部基本法的作者并不是人类学家，而是一位历史学家查尔斯·E·罗森伯格（Charles E。Rosenberg）。在他1966年发表的那篇论文《美国社会思潮中的科学》里，他承认，科学在这个社会中的作用包括有科学家的专业价值和态度，但他接着就强调，那种作用绝不仅仅只是这些。罗森伯格说，更为突出得多的，是把科学劫掠来制成图像和隐喻用以证明资产阶级道德的那种社会风气。人们通过与电报公司作对比的方式来说明神经系统是什么，用热力学第二定律来证明情感淡漠的合理性，用法医精神病学的辩解来同时支持自由主义派和保守派的社会理论。在这一类场合，告诉我们的，其实是大量科学之外的东西，如电报公司、情感淡漠、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
关于神经病学、热力学和精神病学等被提到的那些学科的科学内容，这样的对比、证明和解释几乎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只不过是把它们的一套科学术语劫夺过来为一些同那些领域毫不相干的目的服务而已。换成人类学家的说法，这就是科学符号可用来表达非科学意义。正如罗森伯格所说：〃这里有一种逻辑既武断随意，又权宜牵强，而那正是这些'科学'类比所看中的。不仅在这些类比提到的科学内容中，而且在它们的社会效果中，我们都会看到这种逻辑。我们不仅要看被盗用的（科学）思想是否具有内在的连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