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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贾德受到的痛苦，局里想为他做出最有利的安排，考虑将他调到一个远离亚特兰大的外勤站以抚平心灵的创伤。但是，在与贾德交谈并了解到他的思想之后，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他应该在原地呆上一段时间。
我去找了亚特兰大外勤站主管特工约翰·格洛弗，跟他谈了我的看法。我说：“如果你们把他调走，就会使他失去在这个外勤站可以得到的支持。他需要待在这里。给他一年时间把孩子们安顿下来。而且在这儿孩子们可以得到带过她们的姨妈的照应。”我建议，如果要调他去任何地方，就应该把他放在哥伦布常设办事处，因为他曾在当地干过警察，仍然认识那里的大部分执法人员。
他们真的让他留在了亚特兰大一哥伦布地区，他开始使自己的生活逐步走上正轨。后来，他被调到纽约外勤站，主要负责国外反间谍行动。他同时还成为该外勤站的一名侧写协调员，即当地警方与我们科之间的联络人。
等到我们科有了空缺位置时，我们就把贾德调了过来，一同调来的还有同属纽约外勤站的罗森妮·拉索和华盛顿外勤站的吉姆·赖特。赖特曾用了一年多时间办理约翰·欣克利一案的调查及审判工作。罗森妮最后离开了我们科，调到华盛顿外勤站负责国外反问谍行动。贾德和吉姆双双成为享有国际知名度的科里杰出成员，也成为我的挚友。我当上科长以后，吉姆·赖特接替我成为侧写项目主管。
贾德声称，我们当初选中他时，他感到很吃惊。但是他在纽约外勤站一向就是优秀的协调员，而且由于具有丰富的执法经验，他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很对路子。他学东西很快，极其有分析头脑。身为警官的他曾经“亲临一线”参与过案件的侦破，并把正确的见解带到了科里。
在教学场合，贾德并不惧怕提及那起针对他的未遂谋杀案及其影响。他甚至保留着一盘录有当时他拨打紧急电话的磁带，有时还会在课堂上播放。但是他无法待在教室听它。他会等在外面直到录音放完再进来。
我对他说：“贾德，这个案子大有文章可做。”我解释道，现场有那么多因素，诸如脚印、电视屏幕上的血迹等，原本都可能起到误导作用或者看起来理不出头绪。但现在我们开始懂得，貌似不合理的因素可能会有合理的解释。“如果你好好研究整理这件案子，”我告诉他，“它会成为非常有价值的教学案例。”
他照我说的去做了，于是此案成为我们讲授的最生动且最具启发意义的案例之一。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心灵净化过程。“我发觉这对我个人有很大启发。在讲授这件案子的备课过程中，我会走进一条以前从未涉足的小巷。每当你跟可以信赖的人谈论它，你就在探索另一条小巷。雇人谋杀配偶的案件或者未遂案件在这个国家里的发案率要比我们愿意相信的还要高。出事的家庭常常感到十分难堪，因此没有人愿意谈论它。”听贾德讲授这个案例是我担任全国学院教官的过程中所经历过的最让我感动的事件之一。我知道有此感想的人不止我一个。到后来，在播放那盘录音带时，他总算可以留在教室里收听了。
到贾德成为我们科的一员之时，我已经对作案后行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我开始明白，不管作案者多么努力，他的许多作案后行为常常超出他的意识控制范围。由于这是亲身经历的案子，贾德开始对作案前行为这一课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一度认为，突发的紧张性刺激是导致犯罪发生的重要因素。但是，贾德大大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以自身实例说明了集中分析案发前行为和人际关系有何等重要。伙伴在行为方面表现出的根本变化、哪怕是细微的但却非常重要的变化，都可能意味着他或她已经开始筹划要改变现状。如果丈夫或妻子变得出乎意料地镇定，或者变得一反常态地友善和宽容，这就可能意味着他或她已经开始认为那种改变不可避免或者即将来临。
雇人谋杀配偶案是很难调查的。活着的一方已经设好了心理防线。破案的惟一办法就是要撬开某人的嘴巴，而且你得搞清楚作案动机和案发事由，这样对方才会买你的账。就像重新布置犯罪现场可能会把警方引入歧途一样，配偶的作案前行为也是一种布置的形式。
最最重要的是，贾德的案例提供了犯罪现场可能会被错误解
释的很好的例证。假如贾德被害身亡，我们很可能会得出一些错误结论。
警察最初被传授的要点之一就是不可破坏案发现场。但是老资格警察及特工的贾德的几乎无意识的行动却无形之中破坏了原来的案发现场。我们可能会把地上的所有脚印和他活动的证据都解释为出了一起进行得不顺利的夜盗案件，闯入者挟持他在房内四处走动，逼迫他讲出某些物品藏在何处。电视屏幕上的血迹则提示出，贾德一直躺在床上收看电视，突然之间遭到了袭击，随即中了弹。
有个情况需要郑重考虑。正如贾德所说的：“假如我死了，我绝对相信，她能逃脱一切罪责。整个事件经过了周密策划，她的表现已经赢得了左邻右舍的好感。没有人会对她丧夫的哀痛表示怀疑。”
如我所说的，我和贾德成为了挚友。他几乎可以说与我情同手足。我常常对他开玩笑说，他一定要在我评估科员表现之际，给我放一遍那盘录音带，那样准保会得到我的绝对同情。然而，从来就没有这个必要。贾德·雷的履历说明了一切。他现在是国际训练科科长。在这个单位，他的技术和经验会使新一代特工和警察受益匪浅。但是，不管他走到哪里，他永远是我们中的一员，而且是最棒的一员。他是完全凭借勇气和意志力才劫后余生、随后亲手将作案者绳之以法的少数几个仍然健在的执法官员之一。
13最危险的游戏
1924年，作家理查德·康奈尔写了一篇题为《最危险的游戏》的短篇小说。故事说的是一个名叫杰纳勒尔·扎罗夫的专门捕杀大型猎物的猎人，厌倦了捕猎动物，开始猎杀一种更具有挑战性、更聪明的猎物：人。时至今日，这个故事仍然广为阅读。我女儿劳伦最近在学校就刚刚读过。
就我们所知，直到1980年前后，康奈尔的故事还只是存在于小说的虚构世界里。但是，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一个名叫罗伯特·汉森的性情温和的面包师却改变了它的虚构性质。
我们并没有按照通常程序对汉森进行侧写，或者设计一套指认和捕捉他的策略。在1983年9月我们被请去时，阿拉斯加州警察已经指认汉森为谋杀嫌疑人。但是他们不能确定他的涉案范围，或者不能肯定，一个像他这样不可能犯罪的人、一个受人尊重的有家室的人、一个称得上社区支柱的人，是否真的会犯下被指控的那些可怕罪行。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前一年的6月13日，一个年轻女子惊慌失措地跑到安克雷奇市的一位警察面前。她一只手腕上悬挂着一副手铐，讲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她是一个17岁的妓女，在街上遇到了一个身材矮小、长着一头红发、一脸麻子的男子。此人出价200美元，要她在他的车上和他进行口交。她说正在口交时，他不动声色地铐住了她的手腕，拔出枪对着她，然后开车把她带到他地处该市繁华的马尔敦地带的家中。当时没有别人在家。他对她说，要是她肯合作，照他说的去做，他就不会伤害她。他强迫她脱光了衣服，并且强奸了她。后来，他把她铐在地下室的一根柱子上，使她动弹不得，他自己则睡了几个小时。醒来之后，他说他非常喜欢她，要用自己的私人飞机带她去他的林中小木屋，在那里他们还会再次做爱，然后就用飞机把她送回安克雷奇，还她自由。
但是她心里很清楚，那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他已经强暴和侵犯了她，且丝毫没有设法隐瞒自己的身份。要是他真的把她弄到那个小木屋，她的麻烦可就大了。在机场上，趁绑架者往飞机上装运供给品之际，她设法逃脱出来。她拼命跑着，一面寻求援助，就这样她找到了那位警察。
根据她的描述，绑架者似乎是罗伯特·汉森。他四十五岁左右，在衣阿华州长大，迁到安克雷奇已有17年，开着一家生意兴隆的面包房，被认为是社区的重要成员。他已结婚，有一子一女。警察开车带她来到了汉森在马尔敦的家，她说那正是她受到摧残的地方。他们又带她去了机场，她认出了属于罗伯特·汉森的超级猎犬型飞机。
警察随后找到了汉森，拿那个年轻女子的指控与他当面对证。他的反应非常愤慨，声称从未见过她，一口咬定她显然是看上了他的显赫地位，想敲诈他一笔。他认为这个指控本身就十分荒谬。“你不可能强奸妓女，对不对？”他反问着警察。
他还有出事当晚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他妻子和两个孩子整个夏天都在欧洲。案发时，他正在家中与两位生意伙伴共进晚餐。他说了他们的姓名，他们也证实了他的说法。警方除了那个年轻女子的口头指控以外没有掌握任何证据，因此他既未被捕也未受到起诉。
尽管他们缺乏证据，安克雷奇警方和阿拉斯加州警察却闻到了烟味，感到有火情发生。早在1980年，建筑工人在伊克卢特纳路挖掘时，曾发现了一具女尸的残骸。尸体掩埋得很浅，已经被熊吃掉了一部分，上面的痕迹表明是被刺身亡。警方称她为“伊克卢特纳的安妮”，其真实身份无从知晓，凶手也一直未被抓获。
1980年的后半年，乔安妮·梅西纳的尸体在靠近苏厄德的一个砂砾坑被人发现。后来在1982年9月，克尼克河一带的猎人发现了一具浅埋的尸体，死者是23岁的谢里·莫罗。她是跳袒胸舞的舞女，前一年的11月失踪。她身中三弹。现场找到的弹壳证明，子弹出自0．223口径的鲁格迷你14型枪，一种大火力的猎枪。不幸的是，这种枪在阿拉斯加很常见，不可能找到并约见每个持有此枪的猎人。不过该案有一个特别之处：死者的衣服上没有枪眼，说明她被枪杀时一定是赤裸着身体。
几乎整整一年之后，有人发现了被浅埋在克尼克河畔的又一具尸体。这回的死者是葆拉·戈尔丁，一位失业秘书，因走投无路而在一家雇用袒胸女招待的酒吧找了一份工作，以勉强维持生计。她同样死于鲁格迷你14型枪的枪口下。她4月份就已失踪。接着便发生了那位17岁妓女从被绑架者的魔掌下逃脱的事件。鉴于前面多起案子未破，现在又多了一个戈尔丁的案子，阿拉斯加州警察局的刑事调查科决定对汉森跟踪调查。
虽然在我做侧写之前，警方已经将汉森视为嫌疑人，我还是想让我的判断不受已经开展的调查工作影响。所以第一次通电话时，我没有让他们首先告诉我嫌疑人的详细情况，而是说：“你们先跟我讲讲案情，让我来告诉你们那个家伙的情况。”
他们描述了那些悬而未决的谋杀案以及那个年轻女子的遭遇。听完后，我谈了我的基本看法，描绘了作案者的大致情况，他们说听起来很像他们的嫌疑人，甚至连口吃这一细节都吻合。然后，他们告诉了我有关汉森的情况，他的工作和家庭、他在社区的地位、他作为一流捕猎者的名气等等。这个人听起来有犯下这些罪行的可能吗？
他当然有可能，我告诉他们。问题是：虽然他们掌握了不少二手情况，可惜却缺少足以起诉他的物证。将他逮捕归案——他们急切期盼着这么做——的惟一办法就是设法让他招供。他们请求我到达现场帮助他们侦破此案。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做有悖于我们通常的办案程序，我们这是根据嫌疑人的情况，从他的背景、个性和行为来断定他是否与一系列罪行有牵连。
吉姆·霍恩与我同行，他新近从科罗拉多卅I博尔德常驻办事处调到我们科。我们过去曾一起接受过新特工培训。当我终于获得了授权，可以挑选四名特工与我一起工作时，便邀请了吉姆回到匡蒂科。吉姆·霍恩如今是局里两位拔尖的压力管理专家之一，另一位是吉姆·里斯。压力管理已成为干我们这一行的极其重要的工作内容。不过他用行为学的方法办案是从1983年处理汉森一案开始的。
安克雷奇之行是我经历过的较为刺激，却最不舒适的旅行之一。旅行的最后阶段是令人神经紧张的贴近水面飞行，我的双眼布满了血丝。抵达后，警方派车接送我们前往下榻的饭店。我们在途中驶过了受害者们曾经工作过的一些酒吧。当地的一年四季大多是天寒地冻，妓女无法在外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