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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前摄，proactl‘ve，心理学术语，指回忆时先知材料较后知材料占优势。此处指利用心理暗示来诱使凶手落网。
我们在饭店酒吧饮酒，放松一下自己，我告诉布莱恩和罗恩，我感觉不大舒服。我依然头痛不已，心想有可能染上了流感，因此要他们第二天向当地警方掩盖一下我的病情。我以为只要第二天卧床休息就会好转的，于是互致晚安后，我将“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房门上，并告知两位同事星期五早上再与他们会合。
我只记得坐在床边宽衣时感到很难受。两位特工同事星期四回到了金县政府大楼，继续讲解我前一天概述过的策略。应我的要求，他们一整天没有打搅我，以便让我好好睡一觉把流感治好。
可是当星期五早上我没去吃早餐时，他们开始担心了。他们往我的房间打电话。电话没人接。他们来敲我的房门。没有人应答。
他们万分紧张地返回总台，向经理要了钥匙，回到楼上打开了门，却发现安全链是反扣上的。不过他们听到从房间里传来微弱的呻吟声。
他们踢开门冲了进去，发现我——用他们的话来讲——像青蛙一般趴在地上，衣服没有穿好，显然是想去抓电话。我身体左侧抽搐个不停，布莱恩说我当时“浑身滚烫”。
饭店打了电话给瑞典医院，医院立即派来了一辆救护车。与此同时，布莱恩和罗恩守在电话机旁与急救室保持联系，把我的一些关键数据告诉他们。体温是41．6度，脉搏220下。我的身体左侧已瘫痪，上了救护车还不断在抽搐。根据医生的检查报告所述，我的眼睛像玩具娃娃一样：两眼睁大，目光呆滞茫然。
一进医院，医生立即对我进行了冰敷处理，并大剂量静脉注射了苯巴比妥鲁米那镇静剂，以力图控制抽搐发作。医生告诉布莱恩和罗恩，给我注射的镇静剂剂量足以让整个西雅图的市民昏睡过去。
医生还告诉两位特工，尽管大家尽了最大努力，我可能还是会一命呜呼。计算机轴向断层扫描显示，我的右脑因高烧而破裂，且已有颅内出血。
“用外行人的话来说，”医生告诉他俩，“他的大脑已经炸成了碎片。”
当时是1983年12月2日。我新办的保险已于前一天开始生效。
我的科长罗杰·迪普到帕姆任教的学校当面告诉了她这个坏消息。随后，帕姆和我父亲杰克飞到西雅图来陪伴我，两个女儿则留给了我的母亲多洛里丝照料。联邦调查局西雅图工作站的两位特工里克·马瑟斯和约翰·拜纳到机场去迎接他们，把他们直接带到了医院。他们此刻才知道情况有多么危急。医生让帕姆对我的死亡有所准备，并且告诉她，即使我活了下来，也可能双目失明或成为植物人。身为天主教教徒的帕姆请来了一位神父替我做临终圣礼，可是当神父得知我是一位长老会教徒时，便不情愿替我祈祷了。布莱恩和罗恩对他略施计谋，找到了另一位无此顾虑的神父。他们请他来做祈祷。
整整一个星期，我始终昏迷不醒，徘徊于阴阳的交界线上。监护病房规定只有家人才可获准探视，于是乎我在匡蒂科的两位同事、里克·马瑟斯以及西雅图工作站的其他人员顿时都成了我的近亲。“你的家庭可真不小呀。”有位护士曾开玩笑地对帕姆说。
“大家庭”这一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并非全然是开玩笑。在匡蒂科，由行为科学科的比尔·哈格梅尔和联邦调查局全国学院的汤姆·哥伦贝尔牵头，一些同事发起了募捐活动，以便能让帕姆和我父亲留在西雅图陪伴我。不久他们便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警官的捐款。在此同时，他们也做出了安排，准备把我的尸体运回弗吉尼亚州，安葬于匡蒂科的军人公墓。
发病快满一周时，帕姆、我父亲、特工们和那位神父在我的床边围成一圈，手拉着手，并且握着我的手做了祈祷。当天深夜，我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我还记得当时看到帕姆和父亲时感到很惊讶，同时弄不清楚自己身在何方。最初我无法言语，我的左脸下垂，身体左侧依然大面积瘫痪。随着语言功能的恢复，我开始含糊不清地说话了。过了一阵子，我的腿能够挪动了，接着身体的更多部位逐渐地恢复了活动。我的喉咙因插有生命维持管而疼痛无比。控制抽搐发作的药物也从苯巴比妥鲁米那换成了杜冷丁。经过各种检查、扫描和脊椎穿刺，医生最后做出了临床诊断：压力过度和全面衰弱的身体状况引发了病毒性脑炎。我幸运地保住了性命。
可是，康复的过程既痛苦又令人灰心。我必须重新学会走路，记忆力也有问题。为了帮助我记住主治医生西格尔的名字，帕姆拿来了一个用贝壳做成、立在软木基座上的海鸥小雕像。①当医生下一次来做心智测试，问起我是否记得他的名字时，我含糊不清地说：“当然记得，‘海鸥’医生。”
尽管得到了各方面的热心支持，我仍然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感到十分沮丧。我一向不能忍受无所事事地坐在那里或者做事磨磨蹭蹭。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亲自打来电话为我鼓劲。我告诉他，我大概不能再举枪射击了。
“约翰，别担心这个，”局长答道，“我们需要的是你的大脑。”我没告诉他的是，恐怕连大脑也不中用了。
我终于离开了瑞典医院，于圣诞节前两天返回家中。临出院时，我送了匾额给急诊室和监护病房，对医护人员为拯救我的生命所做出的一切表示深深的感激。
罗杰·迪普到杜勒斯机场迎接我们，又驱车送我们回到弗雷德里克的家中。家门口挂着一面美国国旗和一条“欢迎约翰回家”的宽幅标语，等候着我的归来。我的体重已从正常时的195磅降到①西格尔“Siegal”的发音与海鸥“seagull”的发音很相近。160磅。我一副病态以及坐着轮椅这一事实让埃里卡和劳伦非常伤心，以致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我要外出旅行，她们都会担惊受怕。
这一年圣诞节过得冷冷清清。除了罗恩·沃克、布莱恩·麦基尔韦恩、比尔·哈格梅尔和匡蒂科的另一位特工吉姆·霍恩以外，我没有会见很多朋友。我已经可以不依靠轮椅行动了，但是四处走动还有不少困难。跟人交谈也有障碍。我发现自己动不动就会哭，记忆力也不大靠得住。当帕姆或父亲开车带我在弗雷德里克兜风时，我会注意到某幢建筑物，却不知道它是不是新建成的。我感觉自己像个中风病人，不知是否还能重返工作岗位。
我对联邦调查局使我落得这般下场感到愤愤不平。就在前一年2月份，我曾找吉姆·麦肯齐副局长反映过。我告诉他，我认为自己跟不上工作的快节奏，问他是不是能找个人做我的帮手。
麦肯齐对我表示了同情，但看法很实在。“这个机构的情况你是清楚的，”他对我说，“在你的工作得到人家认可之前，就得一直工作下去，直到躺倒为止。”
我不只是感觉得不到支持，还觉得自己的努力并未得到赏识。事实上，反倒是吃力不讨好。就在一年前，我使出浑身解数处理亚特兰大残杀儿童案，在韦恩·威廉斯被缉拿归案以后，却因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的一家报纸所刊登的一篇文章而受到局里的申诫。该报记者曾问我对嫌疑人威廉斯有何看法，我回答说，他是“有作案可能的”，而且如果证实他就是凶手，那么就很可能涉嫌好几起案件。
尽管当时是联邦调查局要求我去接受采访的，他们却认为我对一件悬案发表了不恰当的言论。他们声称，我在几个月前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就曾受过告诫。这便是典型的政府衙门作风。于是我被移交华盛顿总部的专业责任处接受查处。在接受了六个月的官方调查后，我收到了一纸处分。后来，我又因此案荣获了一张奖状。不过，那是因为局里承认我为侦破这起新闻界称为“世纪之罪”的案件做出了贡献。
执法人员所从事的大部分活动是难以对任何人谈及的，甚至连配偶也不例外。当你一整天满目皆是尸体和截肢，尤其当死者是儿童时，你是根本不想把这个话题带回家中的。你绝不会在饭桌上开口说道：“我今天办理了一件强奸谋杀案。现在让我把案情说给你们听听。”这正是为什么往往警察钟情于护士，而护士也钟情于警察的原因：这些人能够以某种方式将彼此的工作联系在一起。
有时我在公园或树林里游览，会带上自己的女儿，我常常触景生情地想到：这里很像是某某作案现场，我们在那儿发现了一个被害的八岁儿童。虽说我很担心孩子们的安全，但是接触的惨案实在太多，因此对她们轻微的擦伤碰伤并不十分在乎。有一次回到家，帕姆告诉我一个女儿骑自行车摔了一跤，伤口要缝上几针，我马上就联想起对某个同龄遇害儿童的验尸过程，以及为了便于下葬法医缝了好多针才合上伤口。
帕姆有自己的朋友圈子，她们热衷于当地的政治活动，而我对此毫无兴趣。由于我外出办案的时间很多，抚养小孩、支付账单和维持家计的重担就落在了帕姆一个人的肩上。这是我们当年婚姻中的诸多问题之一，而且我心里明白，至少大女儿埃里卡已经意识到我们之间的这层紧张关系。
我对调查局听任这一切的发生耿耿于怀。回到家一个月后的一天，我在后院里焚烧落叶。由于一阵冲动，我进屋取出了家中存放的所有档案资料和写成的文章’，统统付之一炬。摆脱这些东西让我感到痛快。
几个星期以后，我能重新开车了，便来到匡蒂科的国家公墓看一看原先要掩埋我的墓位。墓位是根据死亡日期排序的，假如我真的死于12月1日或2日，排给我的墓位可真是糟糕透了。我注意到，与之为邻的正巧是一位小女孩的墓位，她在离我家住处不远的车道上被人用刀捅死。我查办过此案，至今它还悬而未决。我伫立墓前沉思之际，回想起自己不知多少次建议过警方，要监视那些我认为凶手可能会光顾的墓地。要是警方此刻就在附近监视，并且将我作为嫌疑人抓获，那将多么具有讽刺意义呀。
在西雅图病倒四个月之后，我依旧休着病假。双腿和肺部因并发症和长期卧床而出现了淤血，我依然觉得每天都在挣扎中度日。我不知道自己在体力上是否还能重新工作，就算是能重新工作，是否还会有自信心。这一期间，行为科学科教学组的罗伊·黑兹尔伍德工作量大增，他承接了继续办理我曾接手的案件的重任。
我于1984年4月首次重返匡蒂科，向来自局里外勤工作站的一组五十来个在职特工讲课。我是穿着拖鞋走人教室的，双腿因淤血依旧浮肿，一进门就受到了这些来自全美各地特工的起立鼓掌欢迎。这种反应是发自内心的，是真诚的，因为这些人比任何人都更能理解我所从事的工作和我在局里努力开创的事业。这是我好几个月来头一回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别人的珍惜和赏识。我还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
一个月以后，我重新开始全天工作了。
1凶手的心理
把你自己摆在猎手的位置。
这就是我必须做的事情。设想一下，有这样一部反映大自然的影片：非洲的平原上立着一头狮子。它发现池塘边有一大群羚羊。但不知为什么，从狮子的眼神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已在几千只羚羊中紧紧盯住了其中一只。这头狮子训练有素，能够观察出羊群中某只羚羊的弱点，由于这些与众不同的特点使其最有可能沦为牺牲品。
某些人的情况正是如此。假如我是一名凶手，就会每天外出寻找猎物，寻找下手的机会。比方说吧，我正在一处购物中心，其中容纳有好几千位顾客。我走进游戏机厅，一眼看去有五十多个孩子在玩游戏机。此刻我必须成为猎手，必须成为侧写家，必须能侧写出那个潜在的猎物。我必须弄清楚这里五十多个孩子中哪一个易受攻击，有可能成为受害者。我必须观察这个孩子的衣着打扮。我必须训练自己从这个孩子的手势、表情、姿势里捕捉线索。而且，我必须在一瞬间之内完成这一切，因此必须精于此道。然后，一旦做出了决定，一旦要下手，我就必须想好如何才能不动声色地、不引起任何惊慌或怀疑地把这个孩子弄出购物中心，因为他或她的父母很可能就在附近的店铺里。我可经不起出现任何差错。
正是捕猎的刺激感驱使着那些家伙作恶多端。如果在其中一人紧盯潜在受害者之际，你能够得到其皮肤触电指数，我认为你得到的是与原野上的狮子完全相同的反应指数。无论我们谈论的凶手的捕猎对象是小孩也好，是年轻女子也好，或者�